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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钓到了大量的上好鲜鱼。有时，人家给我们的钓竿装上有三个分叉的钓钩，有一回，我一次就钓到了三尾鱼。我不知道这是否有点不择手段。在我们的丰盛味美的饭餐中，从未缺少过新鲜的鳟鱼。罗斯福总统曾想亲自来参加，但是因其他事务无法脱身。我的侍从官玛丽，被邀请前往奥格尔索普，在美国妇女陆军队员的一次重要集会上发表演说，于是乘飞机前去。
罗斯福总统打给我一封电报，内容如下：
罗斯福总统致沃登上校 1943年8月27日
9月1日，星期三，从各方面说都很合适［指前往华盛顿］。如果侍从官［玛丽］准备去奥格尔索普，那么，若能早来一两天，她就可以在华盛顿多呆一些时候。我希望，沃登夫人现在真正得到了休息，同时希望你也如此。而且我还希望你已去过一条鱼的湖。①一定要钓到大鱼，由麦肯齐·金把它们称一下，并作证明。
①在魁北克会议期间，一天下午，罗斯福总统约我和他到他所提议的一个湖去钓鱼。我们享受了一顿非常愉快的午餐，但是我只钓到了一尾小鱼，而他却毫无所获，因此，他把那个湖叫作“一条鱼的湖”。
我把我钓到的最大的鱼送到海德公园赠给他。广播稿很有进展，但是拟初稿的工作比辩论或钓鱼更令人感到疲劳。
※ ※ ※
我们于29日夜晚回到魁北克。我又出席了一次加拿大内阁会议。我在动身去华盛顿以前，在31日的预定时间，对加拿大人民和盟国方面发表了广播演说。我摘引其中的几段，内容如下：
加拿大在这样重要的时刻对英联邦和英帝国的共同努力所作出的贡献，深深地感动了它的母国以及我们分布很广的、包括许多国家与民族的大家庭的其他一切成员。
从最黑暗的日子以来，一年比一年强大的加拿大陆军，在保卫我们英国本土不受敌人侵犯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它又正在更广阔的和不断扩大的战场上，非常出色地进行战斗。已经获得辉煌成绩的帝国空军训练机构，就设在加拿大。它的宽广的飞机场迎接了来自大不列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最优秀的青年，他们已同加拿大自己的英雄子弟结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
在这次战争期间，加拿大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航海国家。它建造了数十艘军舰和商船（其中有些是在离海数千哩的地方建成的），而且配备了勇敢耐劳的加拿大海员，然后将这些舰船送去保卫大西洋的商船队，以及我们横跨海洋的重要生命线。加拿大的军火工业，在我们的战时经济中已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的、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就是加拿大解除了大不列颠军火供应的负担，否则它为这些军火本来会欠下不少于二十亿美元的债务。
所有这一切，当然不是由于任何法律的规定，它也不是由于任何条约或任何正式的义务。它十分自然地导源于感情和传统，以及准备为人类的未来献身的一种宏伟豁达的决心。
我很高兴地代表大不列颠人民，对于伟大的自治领表示我的敬意，而且是在加拿大的领土上来表示我的敬意。我真诚地希望，压在我身上的其他艰巨的任务使我有可能作更遥远的旅行，以便当面告诉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南非人，我们对于他们所作的一切，以及他们决心要作的一切，抱有什么样的感受。……
在过去两年中，我们听到了许多关于在法国北部开辟一个所谓第二战场来对抗德国的议论。任何人都能看到，这种规模庞大的作战行动是多么符合我们的愿望。在他们的前线上承受德军主要压力的俄国人，很自然地会不断地催促我们着手执行这一任务，同时他们也毫不掩饰地抱怨，甚至责难我们以前没有采取这种行动。对于他们所说的这些话，我毫不见怪。他们打仗打得非常漂亮，他们已经使德国的军事力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对于他们坦率地批评我们的战略，或我们在战争中直到如今所能发挥的作用，我们是不介意的，而且，这些批评也不会减少我们对于他们自己在作战中的英勇行为和成就所抱的钦佩心情。我们在法国曾经有过一条很好的战线，但是这条战线被希特勒以集中的兵力击得粉碎了；拆毁一条战线，比重建一条战线更容易些。我预料有朝一日，英美的解放军队将大规模地渡过海峡，同入侵法国的德军进行肉搏战。……就我个人来说，第二战场和第三战场一样，都在我的经常考虑之中。我始终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应该像一个拳击家，用双手而不是一只手打人。
我相信，在罗斯福总统和以我为主要执行者的英王陛下政府的授权下，以大规模的迂回战术攻入北非的行动，将在后世被认为是在当时的种种情况下所采取的一个上策。这个行动确实已经收到了丰硕的和显著的成果。非洲已被肃清了。
所有在非洲的德、意军队都已经消灭了，被我们俘获的战俘至少有五十万名。在一次持续三十八天的辉煌战役中，由四十多万轴心国的军队所防守的西西里岛，被我们攻陷了。墨索里尼已被推翻。意大利的战争动力已遭到了摧毁，而这个不幸的国家，由于听任虚伪的和罪恶的向导将它引入歧途而正在自食其恶果。同坏家伙结成伙伴是多么容易，而想要摆脱他们，却又是多么困难啊！大量的德军最近已经从法国抽调出来，以便用来镇压意大利人民，并把意大利变成一个战场，同时使战争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在距离德国领土尽可能远的地方进行。德国空军的绝大部分，已经从俄国前线调回来，而英、美、加三国的空军正在日以继夜地和他们作战，并且愈来愈猛烈地削弱他们的力量。然而，比所有这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论在大西洋或地中海，都已经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并拥有潜在的力量，对于这些力量，敌人既不能估计它们分量的轻重，也无法预料运用的时间。
根据俄国战场传来的最近消息判断，斯大林元帅确实没有浪费他的时间。整个英帝国对于他的这次辉煌的夏季战役，以及在奥勒尔、哈尔科夫和塔甘罗格三地所获得的胜利表示敬意。由于这些胜利，俄国收复了大片领土，并且歼灭了数十万的侵略者。
我非常突出地强调了蒙巴顿的任命。
东南亚战场的一个最高统帅已经选定了，他的名字已经获得英、美、中三国舆论的赞扬。他将在与蒋介石大元帅经常保持联系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不错，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只有四十三岁。在现代的条件下和在常规的军事专业中，一个人在这样年轻的时候，就获得了这样高的职位，这是不常见的。但是，如果一个立志终生献身于军事艺术的军人，到了四十三岁仍然不懂得战争，则他在以后的岁月中，似乎也不可能再有多少进益。路易斯勋爵在担任联合作战部队司令官时，已表现出罕见的组织能力和智谋。我大胆地将他称作——且不论迂腐学究们会怎样说——一个“全才的三栖作战军事家”。这就是说，他是一个同样地精通土地、空气和水这三种要素的人物，并且对于火，也是很熟悉的。我们大家一致祝愿这个新司令部及其统帅，在他们新的、各种各样的、确实也是极其艰巨的任务中，获得最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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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乘火车离开魁北克，于9月1日到达白宫。在魁北克举行会谈的整个时期，意大利的局势已经向前发展了。如在前面已经提过的，罗斯福总统和我在这些紧急的日子里，曾经指导同巴多格利奥政府举行的秘密停战谈判，同时也曾焦急地和密切地注意着关于在意大利本土登陆的军事安排。我有意地延长我在美国逗留的时间，以便在关于意大利事件的这个紧急时刻，同我们的美国朋友们保持密切的接触。在我到达华盛顿的当天，我第一次获悉了这一明确的和正式的消息，即巴多格利奥已经同意接受盟国提出的投降条件。在“四分仪”会议上所辩论的战略安排，当然是按照意大利可能崩溃的估计来考虑的，而这一形势则是我们在这几天中最为关心的事。
在华盛顿的时候，我参加了几次美国内阁会议或其他类似性质的会议，并同美国的领袖人物保持密切的联系。可怜的霍普金斯这时身患重病，必须住进海军医院，进行彻底的休养。罗斯福总统渴望我作一个长期的盘桓并接受哈佛大学的名誉学位。这将是向全世界公开宣布英美的团结一致和友好和睦的一个时机。我在9月6日发表了演说，其内容摘要如下：
对美国青年正如对英国青年一样，我要说，“你们不能停止不前。”在这个时刻，没有驻足的地方。我们在征途中，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停步的阶段。我们必须继续前进。前途不是一个混乱的世界，就是一个有秩序的世界。你们通过所有这些作为我们的时代特征的严格考验和斗争，将会发现英联邦和英帝国是你们理想的战友，而你们和他们的联合，除了由于国家的政策和共同的需要以外，还有其他的渊源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血缘关系和历史关系。作为新旧两个世界的后裔①，我当然意识到这些关系。
①丘吉尔的母亲是美国人，所以他有这样的说法。——译者
法律、语言和文学——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大西洋两岸的英语民族具有共同观念，这就是：对于是非的共同观念，特别重视公道，尤其是对待弱者与贫者的公道，对于公正无私的司法制度的严肃感，特别是对个人自由的热爱，或者如吉卜林①所说的，“不是由于任何人的许可，而是在法律之下，无拘无束地生活。”我们和你们同样牢牢地坚持着这些观念。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不和具有这些观念的民族作战。暴政是我们的敌人。不论它佩戴什么装饰或采取什么伪装，不论它使用什么言词，而且也不论它是对外或是对内，我们必须永远戒备着，经常动员着，时时警惕着，而且应该常备不懈，以便随时置暴政于死地。我们在所有这些方面携手前进。
我们不仅在目前这个时候，在战场上的或空中的敌人的炮火下，并肩前进和共同奋斗，而且要在捍卫那些珍视人类的权利与尊严的思想方面，也作出同样的努力。
①拉迪亚德·吉卜林（1865——1936），英国著名诗人。——译者
接着，我谈到了我们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
目前，我们的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正在采取持续的有力行动。这个委员会是在罗斯福总统和作为英国战时内阁代表的本人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它依靠由各级参谋组成的细密的组织来支配我们的一切人力与物力，它实际使用英美两国的军队、船舰、飞机和军需品，仿佛这些就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资源一样。我不能说，在这些高级的专业负责人员之间，绝对没有分歧的意见。如果没有的话，那是不合情理的，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要每两三个月召开一次主要负责人的全体会议的原因。所有这些人员现在都互相了解，互相信任。他们彼此表示好感，而且大多数的人长期在一起工作。
他们在开会的时候，以极其公正的态度和明白直率的语言，对问题进行彻底的讨论，但在几天后，罗斯福总统和我就会获得他们所提供的中肯而又一致的意见。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制度。在上次大战中没有类似这样的组织。而在两个盟国之间，也从来没有过这一类的机构。在地中海战场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总部，这种制度所体现的形式甚至更加密切，因为在那里，一切事务都完全合并，士兵们由最高司令官或副司令官亚历山大将军派去作战，丝毫不考虑他们是英国人、美国人或加拿大人，而只是根据作战的需要。
现在，按照我的看法，这种顺利进行的和极其强大的机构，如果在战争一结束就被我们两国政府或其中的任何一方弃而不用，那将是一种最愚蠢和最无远见的行为。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稳固，我们必须在战后——或许在很多年中，让这种机构保持下去并发挥作用，不仅要等到我们已经建立了保持和平的某种世界组织，而且要等到我们知道了那种组织确能使我们获得为防止危险和侵略所必需的保障时为止，因为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我们已经不得不寻找这样的保障了。
可惜，不明智的见解如今却在到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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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按照惯例，把正式的会议总结送交各自治领的总理。我们制订计划所依据的规模以及计划得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