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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反党集团”，“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
彭德怀对刘少奇的后半句话，感觉到莫大的冤枉，于6月16日给中央写信辩护，称之为“八万言书”。8月22日，他又给党中央写了一封短信，鸣冤诉屈，“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
对此，毛泽东说：19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我们只坚决反对背后捣鬼的，不怕搞阳谋的。
这就成为另一个重要的议题：“翻案风”。
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党内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存在着出现“修正主义”的倾向。
毛泽东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一定会出马列主义。按辩证法，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我们也不一定不走向它的反面。
毛泽东讲这些话，表明了对刘少奇这一时期所主持的中央工作十分不满：一是在对形势的估计上，刘少奇是第一个也是最坚决的要对困难要估计够甚至估计过分了都不要紧的人，而且他作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其影响是很大的；二是在农业生产问题上，刘少奇先后多次表明了自己对“包产到户”、“责任田”等能够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作用的经营方式的态度，就是毛泽东所批评的“没有顶住”；三是对党内一系列的所谓严重的“翻案”、“修正主义”等倾向注意不够，甚至是“麻木不仁”。
刘少奇不得不对此进行了自我批评。
11日，刘少奇在中心小组会议上作了检讨，承认五月会议对形势和困难的“估计过分了”。
但是，刘少奇作为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还要考虑到国民经济调整这个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问题，非常担心毛泽东的讲话会冲击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
刘少奇虽然同意毛泽东的分析，但刘少奇也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以至于影响到他对“四清运动”的性质上同毛泽东产生了迥然不同的论断。
眼下，面对毛泽东的批评，刘少奇作了检讨；然而，面对毛泽东对形势、对情况的估计和分析，刘少奇该怎么办？
不可能当面抵制，也不可能背后抵触，反对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只能任由毛泽东的论断也存在，但是又不要冲击正在进行的经济调整。
夹缝中求生存：国民经济调整与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并行不悖吗？
刘少奇不得不作出一个选择：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有保留地同毛泽东保持一致，在国民经济调整问题上则不遗余力地继续坚持下去。
8月20日，刘少奇在中心小组会议上提出一个当时只能由他提出的建议：
这次会议如何传达？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联系很广，传达时要联系到对干部的教育问题，讲好了，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这是个复杂问题，闹不好在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阶级斗争一联系，什么问题都联系上了，比如自留地多少，生产责任制、包工包产等等。现在实际上是研究的问题，容易划分不清，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究竟怎样传达，应该规定个范围。
究竟怎样传达？是传达广一些好，还是传达窄一些好？传达广一些，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容易联系到反右。应该规定个传达范围。
毛泽东说：“是应该定一个范围。要搞一个决定。”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一提议表示赞同。
进入1962年秋季，北戴河有些凉风。没想到这股风一直吹到了北京，吹到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几乎全部是带全局性的、战略性的论断，如果不正确对待，可能在实际上使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发生转向，也可能使整个国家的工作重心发生变化。为了就这一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北戴河会议决定接下来就在北京召开中央全会，继续讨论这些问题。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再次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及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指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毛泽东在会上还继续批判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
毛泽东说：近来有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
没有搞错？难道是彭德怀问题没有搞错吗？毛泽东没有明确说明，但显然他认为是对的。
就在毛泽东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接着就念了这个条子，并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当天，康生提议，被列为审查对象的彭德怀等5人不必要再出席全会，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9月27日，中央全会正式通过组成对彭德怀的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进行审查。
毛泽东说：我们除了在国际上同“帝、修、反”的矛盾外，国内也还有人民群众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它做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以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
从后来发展的情况来看，实际上，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修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1962年上半年的“三风”也就是党内分歧说的。
9月25日，董必武在发言中说到了“单干风”。
毛泽东插话说：邓子恢同志曾当面和我谈过保存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邓子恢同志还跟别的同志谈了没有？
刘少奇、周恩来马上回答，并作了解释。
毛泽东说：建议可以，但不能采纳。
当然，这句话的背后含意是很明显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没有对“单干风”进行抵制，反而予以支持。没有抵制就是错误的，不能容忍的，更何况支持呢？
毛泽东说：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
26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他再一次说：自己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太严重，承认“今年5月对困难估计得多了一些”。对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表示完全赞同。
刘少奇说：
1959年到1960年所遇到的困难是革命胜利后头一次考验我们。我们在困难面前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克服困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第二种是被困难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往后倒退；第三种是利用我们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企图推翻党的马列主义的领导。第一种态度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第三种态度是错误的和反动的。我们要坚持第一种态度，反对第二、第三种态度。现在，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形势已有好转，我们更应该坚定。但是，在宣传上还要说有困难，要继续克服。
但是，对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的问题，刘少奇再一次郑重提出：对全党干部进行教育是必要的，但是要划个范围，“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用少数人对付就够了，全党不要卷入这个斗争中，受它干扰，妨碍工作。”
刘少奇在两次不太正常的会议上，两次郑重提出这个问题，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果敢的魄力。
刘少奇坚持了自己的意见：留有余地。
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要求全党“绝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妨碍我们的工作”，“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妨碍了我们的工作。”
八届十中全会最后规定：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行政17级以上干部，不向下级传达，不在全党展开讨论。
但是，毛泽东接受刘少奇的这一建议是有条件的：经济工作不能放松，阶级斗争也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这次会议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基本上按照原先的布置继续进行，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但同时在政治上大力强调阶级斗争，一步步升级，出现进一步扩大化的趋势。
于是，如同庐山会议一样，七千人大会后开始的一系列调整工作，实际上也是针对几年来的“左”的错误进行纠正的工作，被迫降低了力度，在一定程度上也被中止了。
以七千人大会为标志的再一次纠“左”，也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作出了十分的努力之后，被迫中断了。其程度不同的恶果，也就很快到来了：庐山会议后出现的是大反右倾，出现的是国民经济陷入困难时期，与后来的浩劫相比，这还仅仅是一次小的挫折，而且这一次挫折还有部分的自然因素；自北戴河会议与八届十中全会后，出现的就不是反右倾了，而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是“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之争，是反对党内的“修正主义”，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一次浩劫，却是实实在在的人为因素。
在刘少奇看来，八届十中全会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他的工作重点自然而然地分为两个：一是国民经济调整，二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刘少奇顶着很大的压力，继续主持在他力争下才得以幸免的调整工作。尽管越来越举步维艰，但刘少奇没有丝毫退缩的迹象。自1962年10月15日开始，至11月27日，刘少奇一共主持召开了九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调整工作进行调查。刘少奇要求各个部门都要继续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在经济情况有所好转的情况下，不要松劲，“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但是还要紧张工作。”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刘少奇逐步开始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进一步的发展经济、改革探索的阶段，开始在各个场合阐述自己的这一系列改革的主张。
尽管有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使整个国家出现了“两张皮”的现象：一是经济调整继续进行，一是阶级斗争问题不断被扩大化。但是，1962年的国民经济状况，到下半年开始有所好转：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基本建设投资减至67亿元；钢为667万吨；煤为2。19亿吨。同时由于大规模的关停并转，工业结构趋于合理，农业战线得到了加强。农村劳动力从1。7019亿人增加到2。1278亿人，粮食、棉花、生猪收购价格提高了10％—20％以上，几年内共向农民退还平调款20多亿元，这都使农业市场迅速恢复和发展，当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比1961年增加250亿斤。财政状况也有所好转：以前多发行的60多亿元货币很快回笼，1962年财政结余8。3亿元，这是自1958年以来，国家财政第一次由赤字转为盈余。
在国民经济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刘少奇仍然保持了冷静的头脑：要抓紧，要继续努力工作，不要再来一次调整。
虽然“四清”运动已经开始，但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坚持下，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再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改革与发展。
1963年9月，中共中央举行了工作会议，讨论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发展问题。会议决定：自1963年起，再用3年的时间，继续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的调整工作，从恢复时期逐步走向了一个发展时期，调整重点也发生变化：从大规模缩减、大幅度后退转向加强薄弱部门和薄弱环节，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同时开始了一系列的国民经济改革的试点。
这次会议，刘少奇没有参加完，就出访朝鲜了。在朝鲜，他同金日成会谈时，谈到了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刘少奇说：“经济工作方面的经验，就是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对人民生活、农业、轻工业注意得不够。搞基本建设过多，就是搞工厂，搞扩大再生产过多。很多人只注意扩大再生产，忽视简单再生产。”
刘少奇不能不为中国这样一个向来以人口众多而自豪、以人口众多作为经济建设的动力的观点担忧：“我们有六亿人口，很快就有七亿，对我们的压力很大，以后要认真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