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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议，为建设新中国找一条道路。
同样是找道路：28年前找的是革命道路，是“破坏旧世界”的道路；现在找的是建设道路，是“建设新世界”的道路。
当时的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生——刘少奇；当时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名誉校长——斯大林。
名副其实的“学生”与“先生”的关系。
27日夜间，刘少奇一行驱车前往孔策沃别墅。从车里出来，刘少奇就看到了“先生”——斯大林。宾主互致寒暄后，进入大厅。
这次会谈，表面上看来是一次非正式的会谈，因为一切都是在宴会中进行的。斯大林设了国宴来招待中国革命的胜利者们。双方边吃边谈，无拘无束，非常随意。但在会谈中，也涉及一些重大的问题。
代表团首先提出了贷款问题。斯大林表示，苏共中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并说，两党之间类似这样的协议在两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这3亿美元贷款按照1％的年利率，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商品的形式向中国提供，平均每年6千万美元，为期5年。中国将在贷款完全生效后的10年之内清偿贷款。
关于专家问题，斯大林说，我们将提供专家，并已经准备好最近按照你们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专家的报酬问题，斯大林说，中国应当按照中国的优秀专家的高水平报酬标准提供给苏联专家，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苏联的专家享有高工资，因此，如果需要，将由苏联政府向专家们补足。
刘少奇强调说，中共中央已经拟定了一个条例，并将分送给党的各级组织，以便给苏联专家创造一个使他们任何人都不会抱怨的工作条件。
斯大林说，我们也给苏联专家拟定了一个类似的条例，使他们不致得罪中国专家。
刘少奇提出，希望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代表团关于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的报告，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出，希望在三四天后进行，以便中共代表团有所准备。
刘少奇进一步提出，要求在苏联学习其国家机构的设置、工业及其他东西，以为建立新中国作准备。
斯大林很爽快，答应代表团的这一要求，并表示，苏联准备在学习国家机构、工业和中共代表团想要学习的所有方面，提供全面帮助。
由于没有同苏共中央会谈的经验，代表团对这次会谈没有进行详细的记录。到公寓后，刘少奇召集代表团成员一起回忆会谈的情况，并拟出下一次会谈的提纲。
王稼祥建议刘少奇就中国的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使会谈能够有所依循，使会谈更有条理，更为系统，既使斯大林及苏共中央对中国问题有个透彻的了解，也使中共代表团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7月2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可否以书面报告的方式向斯大林及苏共中央通报中国情况，提出问题和征求意见。
3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并提出问题和要求。
4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主任的名义致信苏共中央、斯大林。
刘少奇的报告送到斯大林那里后，斯大林在报告上作了诸多的批注，能够反映出斯大林的一些真实想法和认识。
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出，在中国革命已基本上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今后中国的任务，是争取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管理和建设这个国家。
刘少奇在报告中说，“我们决定在今年8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正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和召集的，而是由中国所有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共23个组织共同筹备和召集的。”新政府中，设立军事委员会，内阁之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并设立各部。中央政府准备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内阁总理，刘少奇和任弼时不参加政府。
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形式相近于苏维埃制，是人民代表会议制，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有它的外部斗争与内部斗争。所谓外部矛盾与外部斗争，就是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与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强，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刘少奇提出，中国不能过早地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斯大林在旁批注说：“对！”
刘少奇还提出：“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民族资本完全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要看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可能需要10年到15年。”因此，要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同时，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
在后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就此表示同意，说，劳资矛盾暂时不要加紧、扩大，工人斗争不破坏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要订劳资合同，避免破坏此合作。要使资本家变为友朋，使合作能长远。
关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问题，刘少奇在分析了各种情况后，提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根据以下几项原则：（1）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2）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3）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这些国家内部的矛盾；（4）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
刘少奇提出，“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就会发生与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承认我们，或提出若干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作为承认我们的代价，在这种时候，我们应采取何种政策？”刘少奇提出，束缚条件是不能答应的，但可以采取积极的办法，保证取得这些国家的承认，另一方面，“我们是否再等一等，不急于得到这些国家的承认，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先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事情？”刘少奇还希望，新中国成立时，苏联能够率先承认中国。
斯大林批注说：“区别对待。谁不承认中国，中国在贸易上就不给它任何优惠，为此要利用中国的商人。”对取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斯大林认为中共的政策是对的，“最好不急。”在会谈时，斯大林明确表态，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即可承认。
新中国的对外政策的重大特点就是，“在国际活动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与苏联一致。”毛泽东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
刘少奇还提出，在外交问题上，“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
斯大林对这一段批注说：“好！”
关于中苏关系问题，主要涉及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出了三种处理方式：（1）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和内容上有所增减；（3）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
刘少奇说：“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
斯大林批注说：“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刘少奇还提出：“毛泽东同志希望访问莫斯科，但他现在已不可能秘密地去莫斯科，只有等候苏中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地进行访问。他到莫斯科的时机和方式，希望予以考虑。”
斯大林批注说：“对。在1949年底，建立外交关系以后。”
刘少奇在报告中说：“我们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
7月6日，刘少奇再次致信斯大林，提出了中共中央代表团准备在莫斯科学习苏联有关方面的问题。它包括：（1）苏联的国家机构；（2）苏联经济的计划与管理；（3）苏联的文化教育；（4）苏共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的组织。
刘少奇还提出，学习苏联方面这些内容的方式是，最好请苏联各方面工作的负责人谈话，包括部长会议、内务部、教育部及文化高级机关、外交部、国家计划局、银行、合作社、商业部、对外贸易部、财政部、党的组织部、工会、青年团以及莫斯科州委、市委、市政府的负责人，以至工厂的厂长、支部书记、工会主任等，并参观一些工厂、农庄和学校。刘少奇并在信中提出在苏联办一所专门学校，培养新中国的政治干部及其他各方面的人才。实际上，这个专门学校没有在苏联开办，而是在中国北京开办的。它就是中国人民大学。
7月10日，刘少奇应邀到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参加宴会。11日晚，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列席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中共中央代表团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磋商。苏共中央出席会议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以及索科洛夫斯基及参谋总长、海军元帅、柯瓦廖夫等。会议多是斯大林谈话，其他人多是静静地听，很少插话、发言。
斯大林亲自主持会议，并开门见山地说明，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因为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中涉及战争和军事问题的部分较多，所以邀请元帅们列席。
斯大林说，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苏共方面的人都看了，没有问题。
对中苏关系问题，斯大林说，新中国的中央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关于中苏条约，在与毛泽东交换电报中已有过声明”，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当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如果中共认为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大撤退。”对刘少奇所提出的解决中苏条约的三个方案，斯大林没有给以明确的答复，但明确说：“都用不着，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
刘少奇的报告中就中苏条约的问题，实际上是投石问路，因为这一问题不仅仅涉及历史遗留问题，而且涉及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定位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问题是肯定要面对的，而且肯定要与苏联方面进行协商和谈判的。因此，预先探一探苏联方面尤其是斯大林的真实意图，在中共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斯大林在中苏条约问题上的暧昧态度，中共中央在刘少奇回国后详细地进行了讨论，以准备毛泽东访苏时与斯大林进行充分的谈判和磋商。
毛泽东后来与斯大林谈判时说：“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涉及两国的关系问题，从外交方面而言，是很重大的，从政治上而言，又是新中国中央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是废除旧约，另签订新约。1949年12月18日，他在同斯大林谈判时说：“中国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签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斯大林的态度不仅仅是暧昧，更多的成分是不忍割舍。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并且须相当大的修改。”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