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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春，回鹘乌介可汗率兵侵逼振武军，刘沔遣丰州刺史石雄与沙陀、党项兵合军，准备先发制人出击回鹘。
石雄至振武城，远望乌介可汗大兵还未齐结，又见有毡车数乘，出入其间的皆衣朱碧，很像唐人服色。派出间谍侦探，才知是太和公主营帐。于是，石雄派人密报公主：“现将迎公主归国，突战之时，请驻车勿动。”当夜，石雄率兵从城下凿洞潜出，直击乌介可汗主帐。大惊之下，乌介跳上马就跑，尽弃辎重，余众也趁乱哄逃，石雄派人连夜追击，在杀胡山（黑山）大败回鹘残兵，乌介可汗只与数百骑逃走。辗转辛苦多年，太和公主这位皇姑终于得返长安。
此次奇袭战，唐军斩首一万多，俘两万多帐数万回鹘余众。为了斩草除根，李德裕还亲自为武宗起草诏书，赐黠戛斯可汗，称：“回鹘凌虐诸蕃，可汗能复仇雪怨，茂功壮节，近古无俦。今回鹘残兵不满千人，散投山谷，可汗即与之为怨，须尽夷灭，倘留余烬，必生后患！”黠戛斯可汗见唐朝册封自己，又称亲族又赐金宝，更加卖力地四处剿杀回纥残兵。
不久，本来已经向唐军投降的三千多回鹘人及四十多酋长在被遣散时，大呼不从，在滹沱河扎营不走，皆被刘沔派兵包围，杀个一干二净。虽然乌介可汗本人在三年后才被部下所杀，但至此回鹘已经衰散四迸，再也不成气候。可笑的是，如今“东突”分子自称为“大突厥”的一部分，殊不知，二族源属不同，且还在古代世为仇敌，惟一的联系是文字、语言相近，别的方面根本是生拉硬扯。
会昌三年夏天，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临终，他以弟弟刘从素之子刘稹为已子，嘱其妻裴氏要保全藩镇。刘从谏一直因“甘露之变”上表索杀仇士良等人，与唐廷不睦，怕自己死后朝廷秋后算帐。因此，刘从谏死后，刘稹自称留后。
消息传来，武宗皇帝令群臣廷议，多数人认为回鹘余敌未灭，再兴兵讨伐泽潞，军力耗费不起，应该下诏让刘稹代理节度使。
李德裕力排众议，认为：“泽潞藩镇与河朔藩镇不同，地处心腹要地，一直为朝廷平乱灭害，敬宗时没有远见，允许刘悟死后让其子刘从谏承袭。假如刘稹又能父死子袭造成既成事实，四方藩镇有样学样，天子威令肯定无人禀遵！”
武宗皇帝沉吟，问李德裕是否有把握平灭刘稹。
李德裕知道武宗忧虑主因在于河朔藩镇对刘稹的声援，便开导说：“现在应派遣重臣去镇冀王元逵和魏博何弘敬两处藩镇晓以利害，告诉他们河朔藩镇的父死子袭已成定例，但对泽潞藩镇朝廷绝不会放任。同时，诏命两镇出兵，事平之后，不仅有重赏，还能彰显尊荣朝廷的忠心。”于是，李德裕代唐武宗草诏，词语直率、恳切，“王（元逵）、（何）弘敬得诏，悚息听命。”
同时，唐廷宣布削夺刘从谏、刘稹的官爵，并以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河东节度使刘沔、忠武节度使王茂元一起攻讨刘稹，并严令诸道不许接受刘稹投降。同时，唐武宗又遣宗室、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镇，何弘敬、王元逵、张仲武三人皆戎服郊迎，站立于道左恭侯，“不敢令人控马，让制使先行”。李回也挺能干，“明辩有胆气，三镇无不奉诏”。
不久，见何弘敬出兵迟缓，李德裕就劝武宗诏命忠武军王茂元向魏博方向移动。见朝廷军队向自己地盘渗透，何弘敬大惊，怕引起内部军变，苍惶出师，进逼刘稹，并上表讨好朝廷说自己已经渡过漳水，直杀磁州。很快，魏博军攻拔肥乡和平恩两县，与刘稹真正撕破脸皮。
为了使战事更加顺利，唐廷又在关键时刻撤换文官出身不大懂打仗又有病在身的王茂元，以王宰代领其职。
其间，曾大败官军的刘稹军将薛茂卿因不获升迁产生怨恨，暗中投降王宰，并约唐军里应外合进攻泽州。王宰不敢相信对方是真投降，错失一次绝好机会。刘稹知道消息后，把薛茂卿骗至潞州，整族杀个干净。
因亏欠军饷，属于河东军镇的太原发生兵变，唐廷陷入两难境地。
犹豫之际，又是李德裕为武宗皇帝分析形势，指出太原叛兵人数少，兵变不久就会平定；刘稹本来要支持不住，万不可给机会让他绝处逢生，自损朝廷威命。果然，河东军镇戌守榆社的将士听闻朝廷要命令其他藩镇的军队去太平讨灭叛军，很怕这些“客军”趁机会屠杀自己在太原城内的亲属，便自告奋勇，拥监军吕义忠返军回城，攻入太原，尽杀叛乱的兵卒。不用唐廷出兵出饷，太原兵变就如此轻易得以解决。
枝节问题得以解决，唐军诸路军兵专心讨战刘稹。刘稹心腹大将高文端又向唐军投降，尽言贼中虚实，并出了一个又一个“好主意“，拿下不少泽潞地盘，步步逼近刘稹。很快，泽潞邢州有“夜飞”之称的精锐守军因主将贪残，军士哗变，杀掉主将向王元逵投降；洺州守将王钊向何弘敬投降；磁州、尧山两处贼将也向唐军投降。
李德裕得报后，对武宗说：“昭义军的根本尽在山东，现在磁、邢、洺三州降服，其老巢上党很快就会有变故发生。”
为了防止魏博、镇冀两个藩镇把三州当成自己地盘，李德裕又劝武宗立刻诏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卢弘兼任昭义节度使，“乘驿赴镇”。
潞州贼兵贼将听闻山东三州皆降，大惧失色。一直给刘稹出坏主意搞割据的郭谊、王协等人便想“杀刘稹以自赎。”
刘稹本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原先为他谋划抵拒朝廷的郭谊现在掉回头算计他，自然是容易之事。刘稹有个远房堂兄刘匤周兼任军中押牙使，即是军府护卫军主将。郭谊知道有这个人在守大院不好下手，便劝刘稹说：“刘匤周在牙院暴横，诸将不敢言事，山东之失，实由此人。如果把他罢职，诸将肯定会献计献策，对军中有利。”
刘稹听话。他叫来这位堂兄，让他自己“称疾不入”。刘匤周固谏，刘稹不听。刘匤周长叹：“有我在院中，诸将不敢有异图。我交出护军，刘家宗族灭亡不远了。”
弄走了刘匤周，郭谊又派自己人董可武去劝刘稹向朝廷投降。
刘稹大惊，“现城中还有五万劲卒，干吗不战而降？”
董可武说：“您现在束身归朝，最小也会弄个大州的刺史当当；可任郭谊为留后，等您的新任命一下来，我们再奉太夫人以及您宗族和所积金帛迁居东都洛阳享福。”
刘稹傻不拉几，以为此事可行，就入后厅与母亲裴氏商议。裴氏叹息道：“归朝诚为好事，但恨已晚。以后诸事，汝自图之！”
刘稹不动大脑，白衣出门，以裴氏的名义任郭谊为都知兵马使。王协引领诸将在议事厅列队，见证了军权交接仪式。
交出印信后，刘稹入后宅，收拾行装财物。刘稹惟一的“忠臣”宅内兵马使李士贵听说此事大怒，忙率数千护兵进攻郭谊。郭谊从牙署院墙探出头，大叫：“大家何不入刘宅自取财物，奈何与李士贵同死！”一句话还真管用，众军士掉转刀枪，反而把李士贵杀掉。
郭谊连夜部署，该赏的赏，该关的关，很有统领风采。
转天一大早，郭谊又让董可武把刘稹骗入别院，参加“告别酒会”，酒酣耳热之际，几个人中有两人牵住刘稹的手，一个人从背后一刀剁下这个“大赏物”。然后，他们派军兵把刘稹的宗族（包括刘匤周在内），杀得一个不剩，婴儿不免。同时，又杀平素与刘氏父子关系不错的军将、幕僚十二家，“凡军中有小嫌者，（郭）谊日有所诛，流血成泥”。
接到刘稹的首级和郭谊的降书，武宗召李德裕等朝臣议事。言及如何处理郭谊的问题，李德裕表示：“刘稹贪愚孺子，阻兵拒命，郭谊皆为主谋；待至势孤力屈，郭谊又杀刘稹以求赏。此人不诛，何以惩恶扬善！宜及诸军在境，逮捕郭谊等人。”武宗也点头：“朕意亦以为然。”
郭谊诸人没有等到“旌节”，却被唐军捆上押入长安，皆当众斩首。比起当年为吴元济出坏主意的淮西军将董重质，郭谊真是同人不同命。因此，历史大家司马光对宪宗和武宗的作法皆不以为然：“赏奸，非义也；杀降，非信也。失义与信，何以为国！”无论怎样，唐武宗、李德裕君臣协力，竟也能“以贼攻贼”，借用藩镇军队，平灭了刘稹。
灭回鹘残兵，定泽潞藩镇，唐武宗确实可当得起一个“武”字。
矫枉过正行“灭佛”――武宗君臣兴道毁佛始末
中国历史上曾大规模铲除佛教的“三武一宗”四个皇帝，即是指“三武”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那一个“宗”是指周世宗柴荣。
唐武宗、李德裕君臣“灭佛”，诏书上的动机看上去很冠冕堂皇，且不无道理：
朕闻三代已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像教浸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于蠹耗国风而渐不觉。诱惑人意，而众益迷。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关，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贞观、开元，亦尝厘革，剷除不尽，流衍转滋。朕博览前言，旁求舆议，弊之可革，断在不疑。而中外诚臣，协予至意，条疏至当，宜在必行。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予何让焉。……
诏令一下，全国拆毁佛寺四千六百多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多人以及寺奴十五万多人，皆收充两税户，并从昔日寺院手中收回膏腴良田数千万顷，充为公田。
究唐武宗“灭佛”之由，动机并非像诏书所称那么高尚。武宗皇帝本人与李德裕皆崇信道教。特别是为武宗“炼丹”的道士赵归真等人，日夜劝说武宗毁佛。武宗皇帝天天登上宫中一百五十尺高的“登仙台”，总想一下子飞升得道，结果当然啥事也没发生。道士赵归真趁机就说：“现在国中道教和释教并行，我总是看到黑气冲天，阻碍圣上成仙……”这句话最管用，武宗皇帝成仙心切，马上谕旨下发。历朝历代，一门宗教再强盛，其实皆是为了统治者服务，不可能凌驾于皇帝之上。如果“老板”怒了，拍案一喝，作为帝王权杖装饰的宗教只有挨宰的份儿。此外，同行是冤家，毁了佛，自然就肥了道。拆毁无数佛寺，同时又兴建无数道观，一出一进，仍旧浪费无数。为此，大儒王夫之就慨言：“岂可以举千年之积害，一旦去之而消灭无余哉？”
而且，佛教当时不仅与士大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内廷握有重权的太监们大多也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从高力士开始，鱼朝恩、李宪诚、吐突承璀、杨思勖、李辅国、仇士良等等有权大太监，无一不信佛（当然，这也和太监多充任“功德使”有关，本身他们自己就掌管“宗教事务”）。宦官信佛，主要是佛教宣扬因果报应，众生平等。这让没有男根的公公们很迷崇。以为此生大洒金钱拜佛，来世即可变为正常男子并深享荣华富贵。反观道教，在宫廷中总是教唆皇帝修身养性，健体调生，这对宦官们没有任何吸引力――大力丸吃的再多，也没有地方可使。而且，道教传说中的众神等级森然，俨然是世俗的翻版，皇帝仍是皇帝，太监仍是太监，即使升仙上天，仍旧是没老二伺侯人的奴才。由此，太监们对与他们争宠的道士心中憎恨，武宗灭佛，实际上也加剧了禁庭内的暗斗。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秋天，由于吃进不少道士奉献的“金丹”，武宗皇帝的身体一天差似一天，不仅上朝次数急剧减少，连出外打猎游玩也罕见武宗身影。武宗如此不舒服，道士们还进贺，说：“陛下如今体内小恙，是仙丹产生了功效，正在换骨过程中，不久即可成为万岁仙体。”为了能使御名更符合五行相生相克之理，武宗皇帝改名为李炎，即取火能生土之意。“土”未生成，不久武宗皇帝倒是入了土。
“金丹”皆是剧毒矿物质结晶而成，人的肉体根本无法承受。会昌六年四月，唐武宗终于因服“仙丹”而驾崩，终年才三十三岁。武宗皇帝的死亡，以及灭佛的“三武一宗”的另外三个皇帝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