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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加利是L县人，1975年出生，是个街头的小混混，经常到处敲诈钱财。他身上的伤疤，是和别人赌牌时被砍伤的，背后的脊柱伤是抢出租车遭砍的。在向加利所住的那条大街上没有人不讨厌他，因为他总是站在街上，故意让路过的人碰到他，一碰就要叫别人付医药费。1994年，向加利从昆明劳改释放后，就来到C市混。秦明武在老家的时候就知道向加利的名号，所以很快找到了向加利，双方谈妥由向加利通过所谓“道上”的关系将打人者查出来，事成后给向加利佣金1万元。3天后，向加利利用黑道关系果然就把人给查出来了，没想到打人为首者却有着很厉害的后台背景，双方只好私了，对方赔了8。4万元了事，事情虽然了结了，而令秦明武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以后，向加利这个街头混混便阴魂不散地紧紧同他缠在了一起。
应该说，向加利的出现一开始并没有给秦明武带来任何不快，能有机会认识这样一个有千万财产的富翁大哥，向加利自然是求之不得，而有了向加利这个黑道小兄弟，秦明武也体会到了不少的方便。从此，就再也没人敢找秦明武的公司闹事，秦明武也因此省了不少心，甚至连一些秦明武自己都死了心的陈年旧账都给收回来了。但是，任何事情都不是没有代价的，世界上没有永远免费的午餐，向加利绝非省油的灯，自从帮秦明武办了事，就开始5000元、1万元地向秦明武“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式的借钱”，前前后后竟总共“借”去了20多万元。其后向加利的行径逐渐有点狮子大开口的味道了，2004年上半年，向加利开了一家皮包式的钢铁公司，声称要与秦明武“合作”做生意，但其实他卖给秦明武的钢材，价格比市价还高，说白了就是明着要钱，而秦明武想到两人合作的背景，也不得不委屈地接受了下来。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合作”，一直到了2004年11月，向加利更是变本加厉，直接向秦明武提出再给他100万元的酬劳，要秦明武为其购买一辆广州本田轿车和一幢 别墅 。这是秦明武有些不太愿意了，但是略一迟疑，令他没想到的是，向加利便立即报出了秦明武在成都那个家的详细地址、所住楼层、两个孩子在成都就读的学校，甚至秦明武的两个孩子长得什么模样都一清二楚，同时向加利还扔出一句：“如果不给，江湖规矩你是懂的。” 此时的秦明武才隐隐的感到自己是惹上了一个极其难缠的家伙，他万万没有想到，此人竟是如此的诡计多端，竟然花心思来打听他的这些情况，并以他深爱的两个孩子的生命相威胁，他开始后悔了，当初不该找这样一个人来摆平所谓的黑道，到如今竟然惹祸上身，摆到了自己头上。
古人有一句话，叫做“饮鸩止渴”，孔子又规劝世人，“渴不饮盗泉之水”。往往最易于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选择，背后总潜藏着百倍的代价，世上事没有便宜的、更没有无来由的获得，只是要识别是不是一个无底之洞的陷阱！
我们回头再来审视一下秦明武的打拼过程，身家千万的秦明武也是穷苦出身，从社会下层摸爬滚打上来。1984年开始从乡下的农村来到C市一家私人小酒厂打工，后来又修过路，洗过煤，聪明能干的他不久与当地一家煤矿老板的女儿结为夫妻，之后在岳父的帮助下，秦明武很快当上了建筑包工头，开始用钱开路，苦心经营自己的关系网，特别是来自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抓住机会改行做起了钢材生意，经过 20年时间，成为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千万富翁。
在向加利贪婪敲诈的步步进逼下，忍无可忍的兄弟俩再次想到用最直接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次他们决定不再假手他人，上阵亲兄弟，俩人商量，干脆让向加利人间蒸发，经过一番密谋后，这起世所罕闻的千万富翁杀人案就这样上演了。一年后，秦明武及其哥哥秦明文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和无期徒刑。
在铁窗内的秦氏兄弟恐怕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悔不当初”，感到痛惜的恐怕也不止他们二人，失去董事长的企业也难免要遭到重创。在做这个节目时，我们所邀请的嘉宾刑法专家的观点主要着重于秦明武不应该采取“以暴治暴”的办法而使自己陷入与魔鬼打交道的万劫不复的深渊，其实向加利的威逼索要已经有构成敲诈勒索的嫌疑，秦氏兄弟如果及时诉诸法律，向加利的贪婪行为可能会有所收敛。确实，正如我们一直在倡导的那样，法律的解决过程也许会长一些，但是它是一个有保障的底线，因为它代表的是公共权力，它也许不会太顺从于私人意气和情绪的宣泄，但是它会确保每个个体的基本人身安全不受侵害。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秦明武正是在处理公司员工被打这一暴力事件时，请来了日后成为送不走的瘟神向加利帮他实施非法律手段而摆平的，在日后两人短暂的交往中，秦明武还尝到了这种手段的甜头，这样的结合使他感到了非法律手段的快捷和直接，也许在他十多年财富积累过程中，也曾经在另外的领域获得过类似的利益，所以他的处事哲学里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定式，一再地采用这样的手段解决麻烦，直到最后麻烦缠身，不惜取人性命，玩火自焚。
也许有人会觉得对像向加利这样的恶棍们的谴责太少，凡事都有因果，正是因为这些人的介入，才“逼迫”千万富翁忍无可忍而手染血腥。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自然考虑到了这些问题，在一开始我就说过，我们在电视节目当中已经对邪恶和暴力给予了最严厉的抨击，但在这里我更多的是想通过对内在因素和心理演化的分析，在法律对事后结果的作用之外，让日渐增多的财富阶层强大自我的思想防范意识和内心品质的提高。法律上在论及治安防范时有一个理念――人防胜于技防，人的自我认识在任何时候都是第一位的。写到这里，用一下“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句俗语也许有些不雅，向加利也不是主动寻上的秦明武，莫若用“一个巴掌拍不响”更为贴切，而究其最初动因，倒是秦明武一招不慎，惹祸上身。就像传说在澳门的赌场，一些手里握着现金的放高利贷者在大厅里逡巡，看到有赌客赌资不足就会立马送上钱来，但这个钱一旦用上，就会如蛆附骨，无休无止地纠缠不断，轻者倾家荡产，重者被追杀至死。所以，口渴的时候最容易端起的杯子里也许是毒酒，饮鸩止渴不足取。
其实除了这种极端的暴力事件，在积攒财富的奔跑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诱惑在扰乱着视听，意志稍不坚定就会被拉下水。我的一个同学的表弟做医疗器械生意，他说同他一起做的同行有很多都在按照所谓的“潜规则”，靠给医院负责采购的人打回扣获得利益，他却坚守着原则不为所动，他很朴素地认为那样做也许会来钱快一些，但是麻烦也多，等于你和那些主管采购的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难保他出事也会牵连到你。他把功夫下在了质量把关和控制成本上，虽然赢利小、速度慢，但他认为能够长久。果然，随着国家有关部门的查处，那些主管采购的东窗事发，而且随着打击商业贿赂的力度加大，那些当初利源滚滚的同行也迅速垮了下来，甚至有的还锒铛入狱，唯独他的生意稳稳地做了下来。
洁身自好，持重而行，方能致远，立于不败。
亿万富翁被杀案
对这个案件的解析困扰了我很长的时间，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喜欢看到成功的东西，无论是办企业做公司，还是个人奋斗创业，只要取得了成就，我都愿意去赞赏称颂并且领悟、学习，因为我总认为财富的积累不只是对个体而言，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越多的成功就意味着越多的文明和进步，也意味着其他人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可借鉴的经验和知识。但是我发现成功之后的守成却总会出一些问题，使得成功并不能够长久，更难永恒，往往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品味一个成功的含义，这个辉煌的基座已经开始溃败，对这种转瞬间大富又大贫的落差，我常感难明其味。
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接触了很多自言曾经成功而当前状态却蓬头垢面、不名一文的“落难者”，这些人确实以前都“阔过”，之所以混成这个样子的原因都出于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堡垒往往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
一个夏天很热的下午，一位50岁左右的男子持了我父亲的书信来找我，穿着打扮像极了我出生时的那个年代人们的着装，提了一个现在很难再看到的黑色人造革的提包，头发长而密，眼神中能看出藏有很多愤懑。我的这位老乡自述以前开超市挣了点钱，之后在西部某个地级市与人合伙承做市政工程，他很气愤的说，快到了见效益的时候，合伙的那个人黑了心了，伪造了假文件把他告上了法庭，20多年的积累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谈话中也许是事关切身利益，他音调极高，语速极快，谈到当年有钱的时日，神色里陡现一种张狂的霸气。
我本来是抱着当然的同情态度，甚至心理上因为有老父的字样也愿意尽量帮一帮忙，然而当我试图客观地了解一下事实的由来，稍微说了几句为对方合伙人找点“合理性”的话语时，我的这位老乡便再也不给我插话的机会了，语言里甚至透出一股杀气，他恨恨地说，“他有什么道理啊，当初还是没有把他控制好，要知道这样我早把他给收拾了！”他在激情陈述，我却陷于沉默而恍惚，颇多相似的例子一时间齐聚脑海，多少由于合伙做生意，朋友间、亲人间尔虞我诈，互相视为仇敌的现实案例一再地上演。虽然我还没能弄明白事情的全部，但基本观其言可知其行，从他一开始就把合作伙伴看做对头的态度和现在仍依稀可见的跋扈暴戾来推测，那个合伙者对我这位老乡的暗算恐怕不会是完全毫无来由，由于他激昂的状态已根本不可能再谈下去，我终究也未弄明白他们之间的曲折，法律上的是非自有定论，道德良心层面的对错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解得清了，直觉告诉我，他们之间若非当日种下的祸根，断无今日的恶果来临。
由于几千年的帝王史，中国人的权位之心过重，“谁说了算”一直是每个团体最先要解决的问题，而以后的纷争纠葛也都围绕这一点展开。市场经济下引入资本世界的股份概念后，做生意需要集合大家的财力，而在谁控股的问题上，依然是争锋的焦点。长袖善舞者少，弄巧成拙者多。
下面的这场凶案是紧跟着喜事而发生的，似乎正应着福祸无常的变数，开局的场面很像是某个恐怖电影里的灭门仇杀，惨剧出人意料地就发生在一家刚刚办完喜事的江南庭院门前。时间定格在2003年2月12日上午9点40，本来是一个很平静的冬日清晨，我们的悲剧主人公，一家毛皮辅料综合市场的董事长邹子龙，却在其老家L市某镇的自家家门口被刺14刀身亡。
那天邹子龙和大儿子、三儿子本来是准备到酒店结算另一个儿子结婚的酒宴款，当时，已坐进私家轿车上的邹子龙因发现轿车坐垫比较脏，就从车中出来，叫大儿子将坐垫抖一抖。此时，突然间杀气陡至，一辆牌照上贴有“百年好合”彩纸的小型面包车迅速靠近邹子龙，从车上冲下来5名带刀歹徒，挥舞着长柄三角刀向邹子龙乱捅猛刺，身为商人的邹子龙哪里见过这个阵势，一下子就被击倒在地。邹子龙的儿子见状拼死冲上与歹徒搏斗，但歹徒们的主要目标显然是直指邹子龙，见邹子龙倒地后，歹徒们便迅速跳上车逃离，整个过程迅捷无比，令人来不及反应，自然是经过了精心的策划而进行的伏击。所幸在面包车逃离现场之时，邹子龙的儿子奋力追了上去，一把撕掉了车尾遮挡车牌号的“永结同心”红纸，看到了车牌号为陕AP××××，这一点难得的线索也成为了日后破案的关键。而邹子龙却在送往医院抢救途中死亡，届时刚满50周岁。
命丧自家门口的邹子龙在商界江湖并非一般人物，有着响当当的名号，他出生在L市某镇一户渔民家庭，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小学毕业后，邹子龙随父亲出海捕鱼。上世纪80年代初，正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邹子龙和许多当地农民一起，开始外出闯荡。在80年代中期，以贩运水产开始发家，从1985年起开始在西宁、郑州等地做服装生意，1993年在北京办起了第一座属于浙江人的面料交易城，尔后一直在北京经营市场，身家已过亿元，在北京的“浙江村”名声显赫。1998年他创办的毛皮辅料综合市场是当时华北最大的毛皮集散中心。邹子龙在北京共开有3家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