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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推翻后，包围清朝的官僚阶级，扫数拥护袁世凯以图自存。其后，北京政府的主权者，各自为扩张势力，相互争夺，官僚阶级于是环绕各军阀左右攫取政权。而军阀因为用全力于战争，无暇过问政治，不得不与官僚阶级相提携，如奉系军阀与旧交通系提携，即是一例。然而国民革命发生后，又产生了大批新官僚。这些新官僚，就是从来的士大夫阶级，现在称为知识阶级，他们的主体就是学生。民国以来，一般求知欲很盛，大学及专门学校设立很多，产生多数毕业生，而且多半是学政治及法律的，这是因为中国产业不发达，学生所求得的学问，不能在实业方面发展，不得不倾向于政治方面。但是，因为士大夫阶级的阶级封锁，不能偿他们的宏愿，于是投入国民革命的队伍里，加入国民党，成为一种新型的官僚阶级。”（见新生命书局版，陆璞译本第六九——七零页）
为什么新式学校出身的大学专门学生“一投入国民革命的队伍里，加入国民党”就成为一种新型的官僚阶级呢？他继续举出了三个原因：
“（一）中国学生承继几千年来官僚阶级读书人的气味，把做官当做一种最好的赚钱手段，所以，国民政府下的官吏，贪赃枉法，更甚于清朝。
“（二）国民政府内部，残留了不少旧官僚阶级的余孽，所以内部有很浓厚的士大夫阶级的气味。
“（三）依附于北方政府的旧官僚，目睹国民革命是一种不可轻侮的势力，恰如明朝的官僚投降于清朝一样，都舍弃北方归附南方，因此在国民党中流入许多旧官僚阶级的分子。”（同上）
国民政府、国民党内部有旧官僚余孽，北方的旧官僚投入国民政府，以及新学生染有旧士大夫习气，都只能说明旧官僚政治的继续，却无从解释新官僚政治的发生。他认为“北伐完成之后，战斗集团的势力渐渐衰弱，新官僚阶级的形式也渐趋完整，以三民主义代替了章句之学，很明显而森严的限制了党员的资格，实行阶级的封锁。”他未明白指出新官僚政治与旧官僚政治的分野，只含糊地说新官僚时代与旧官僚时代毕竟有一些不同：其一是“中国与各国通商以后，中国产业亦有相当的进展，从来在农村方面投资的士大夫阶级，也都向都市方面投资了”；其二是：“农村中除了士大夫阶级的地主以外，又增加了一种军阀阶级的地主，使农村受了更大的毒害；其三是：农村中的新官僚势力与旧官僚势力不同，就是说，从来的旧官僚势力没有组织，而新官僚势力在党的组织下，组织民众，利用民众与旧官僚势力对抗。”（同上书第七一页）
所有上面的考察，只证明长野朗是中国社会政治事象的熟识者，但却无法保证他是中国社会政治事象的科学的理解者。他差不多触到了与问题有关的一切论点，但所有的论点，都不曾系统地关联起来，以至成为零碎片断的凑集。
其实，新官僚政治与旧官僚政治的根本不同点，与其从官僚的来源去看，不如从官僚的行动、作法或组织去看，与其从这些方面去看，又宁可从他们所由形成，所由寄托的社会经济基础去看。因为如其照长野朗氏所说，新式学校出身而又有旧士大夫习气的人为新官僚，那末旧官僚中投入国民革命队伍的人，为什么也一下子变成了新官僚呢？国民政府内部残留下来的旧官僚余孽，又为什么一下子变成了新官僚呢？照他的逻辑，所有上述的新学生、旧官僚一加入国民革命的队伍中，以三民主义代替章句之学，以党的组织组织民众、利用民众，以党员的限制实行阶级的封锁，他们就变成了新官僚，可见是否新官僚，并不取决于他们是有旧意识的新学生还是有新企图的旧士大夫阶级，而是取决于他们参加在那种不同于以往的官僚政治活动中了。更进一步，同是官僚，同是利用政治权力或职权以保持并扩大社会经济利得，为什么要来行那些新作法，又何以能采行那些新作法呢？长野朗氏只接触到问题的边缘，不着边际地提论到“从来在农村方面投资的士大夫阶级，因产业有相当发展，也都向都市方面投资了”，而不曾把问题从这一视野深入一点去看。最为遗憾的是，他高谈阔论中国现代的政治经济问题，但对于中国现代政治经济问题发生过极大影响的帝国主义势力与革命运动两个有力因素，却始终没有放在眼里，并很不正确地认定中国国民党自始就是一个新官僚集团，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自始就是一种向旧官僚统治攘夺政权和攫取贪污剥削职权的政治活动。由于他把这些极其重要的关节弄错了，他所谓的新官僚政治，就是一些相互连接不起来的片断现象，而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也就无法显出一个明显的轮廓。
三
由辛亥革命到抗战开始前这段时期，其所以被视为是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阶段，乃因为这一阶段以国民革命发展至长江流域为分野的前半期，是新旧政治势力明显斗争的时期，而在此后，则是新旧政治势力发生暧昧关系的时期。在前一时期，中国旧政治势力还是立在正统地位，对于新起革命运动则动员一切反动力量予以抵制和压迫。在后一时期，中国新政治势力已立在支配的正统的地位，它一方面要妥协和收编旧的残余，同时又因为它对旧的政治势力妥协之故，自不得不对于它在前一革命运动过程中唤起来的革新力量采取一些不同于旧政治势力的统治方式和作风。但是，为什么国民革命运动一发展到了长江流域，特别是到了江浙，到了上海、南京，就开始一个大转弯呢？那是不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复演呢？不尽是的，那不能单从政治消长上得到说明，而须注意到当时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变化。
辛女革命以后的中国旧政治重心虽然仍在北方，而新经济动态却一直愈来愈显现在南方。旧政治与新经济的不调和、不适应的演变，日益使北方成为旧势力的堡垒，而南方成为新势力的策源地。辛亥革命是从这种不调和现象中产生的。但那次革命不但不曾解消这种不调和现象，且把它加深扩大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三年发生的，那无疑是中国一个振敝起衰的好机会。但当时主要在北方卷起的军阀混战局面，对当时主要在南方，在广州、上海、汉口一带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工商业是极大的桎梏。它不但不采取配合商工业要求的种种政治设施，而且还因其腐败、贪污与对外的依托而不绝断送国权，不绝造出人为的社会灾难，使勉强挣扎起来的商工业受到窒息。因此，从南方发起以反帝反封建为号召的、继承辛亥革命未了大业的北伐战争即国民革命运动是势所必行的。但是，由于下列三种因素的消极作用，北伐战争也是半途而废，功败垂成：
（一）凭借各种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起左右作用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扰破坏；
（二）直接间接对帝国主义发生依存关系的中国新式产业、特别是买办性商业金融业的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格；
（三）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对于给予广大农民以解除其封建剥削与束缚的权益极其抵触。
在这些消极因素影响下，一度震动整个世界的国民革命运动，愈是迅速发展，分离的倾向也愈增大。等到“自古帝王都”的南京被攻下，江浙一带的买办资产阶层，北洋军阀下的官僚政客，以及革命队伍内的投机分子与封建余孽，便都或明或暗地伙同帝国主义双管齐下的压力和助力把国民革命运动的两面大旗收起来了。自此以后的北伐，遂不曾怎样惊动封建势力盘踞相当牢固的北方社会，而只是利用江、浙买办金融的资助从外部去收买或收编那里的军阀势力；至于反帝的口号则更其无影无踪。就在北方旧军阀势力尚待清除或收编的时候，南部各省却因国民革命运动所激荡起来的阶级利害情绪，给予了反政府势力以大大可乘的机会。于是，北伐征鞍未卸，而南剿动员又起。在此种动荡过程中，有关新官僚政治形成的几件事体逐渐出现了：
第一，政治与金融的合一。中国旧的官僚统治原本是把广大的农村作为基础，农村的安定或动乱，就是那种统治能否继续的验证。鸦片战争以来的农村社会经济的分解与不安定情形，愈到晚近愈益严重化了。北方旧统治不易撑持，主要就是因为不绝破产与贫困化的农村对它再无法提供维系那种统治场面的经济力量，反之，直接由江浙金融界撑腰和得到了北伐南征战费的新政治势力，自然愈来愈成为官僚政治比较信赖得过的靠山。由于农村的动乱，资金疯狂向都市集中，而大量集中到中国金融机关的存款到民国二十三年已经有一半以上是用以购买政府的公债。政府要银行救急，银行靠政府发财。结局，新政治势力在间接方面虽主要仍是寄生在封建的租税剥削上，但因它与买办金融的相互依存关系，很容易给人以“资产者政权”的印象，至少也把它的封建性格冲淡了。政治上的这一转变，很快就影响到执政者，特别是负责财政经济者的性能上，许多买办、银行老板、公司大亨……开始向政界进出了。“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而多买办，开始虽有些不习惯，但慢慢就顺眼而且顺势了。
第二，革命运动向“建设”运动的转移。国民革命运动的收敛，势必要在精神上找一种代用品，以便从革命言论上转换过来，并借以镇定安抚那些认真想革命的人。这种代用品，显然是由买办及有关的学者们设计出来的。于是，既稳当又响亮的所谓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从那时起就一直成为我们政界（简直很难说是经济界），我们各级政治领导人物施政讲演的大课题。可是，经济是建设在什么基础上呢？大工业、大农业能否像买办性商业金融那样对于动摇而并未被扫除的封建体制相当调和地并存呢？他们始终不肯略费精神思考这类较根本的问题，甚至对于多年见机挣扎起来的一点新式产业在战前已陷于倒闭歇业威胁中的事实也仍是视若无睹。为什么呢？除了这是新官僚的新形式主义之外，还有一个说明，那就是从言论上给人以“心理”建设。然而在“建设” （也许还包含所谓“社会建设”）口号下，为备不时之需而大规模设立专门大学，大批派送留学生，却想不到竟达到了政治上“预定生产”的目的。现代型的教育，原来有三个功能：一是科学的，一是职业的，一是公民的。产业发展的道路一经阻塞，国内外造就的科学人材就都无出路。结局，全部受过现代型教育的人只有做官与任教两个出路。他们出身的社会还在对他们另眼相觑，又没有适当的市民性的事业以清除或改变他们传统士大夫的想头，于是，在官场，乃至在作为预备官场的学校，就由排挤而斗争，而造出系统，各种政治集团产生了，学阀产生了。根据竞争者愈多便愈容易使其就范的社会经济原理，政府大可按照它的需要，按照它的标准，按照它可能出的价格，选定“货色”了。新官僚能造出一个“型”，这是一件不可忽视的事实，可是如何造出一个“型”，却需要进一步去说明了。
第三，训政对宪政的代置。领导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国民党，完成了统一大业之后，原是要还政于民的。国民党的创建者孙中山先生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政治建设阶段，绝对是为了推行民权主义的方便或民主主义的有效实行，而决不会想到那是封锁仕路、独占政权的一个方略。但把训政当做宪政的预备阶段，一定要执行训政者自身能坚决贯彻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买办官僚的革命事业。实行主义和宣扬主义虽然是两件事，但实行才是最有力的宣传。如其宣传的是一套，而实行的又是一套，那就很容易使主义的宣传变成一种与实践无关的形式，而成为前述长野朗所谓“以三民主义代替章句之学”。惟其对主义没有实行的决心与勇气，自己就会从两方面发生霸占政权的要求：其一是，革命的意识逐渐低减，希望保持禄位，扩大权势的意识定然要相对增高；其二是，自信无法获得人民的信心与支持，便愈不能放松对人民的统治。结局，训政就可能被误用为把持政权、钳制异己、统制思想的手段与方术。由是大规模的组训，各色各样的训练机构，就似乎只能收到一种效果，就是造成“道一风同”之局，造成专讲形式、专讲门面话和仰承上面意旨的人材。而经过这种新官僚的“炼狱”，前此较有革命气质的新旧知识分子，或者是被销熔了，或者是被分解出去了。
第四，保甲组织对地方自治的执行。为了配合训政和建设，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