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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泪
一
在异乡飘泊了十年，差不多我的性格都变了。或是暑假里，或是有病的时候，
我虽则也常回中国来小住，但是复杂，黑暗的中国社会，我的简单的脑子怎么也不
能了解。
有一年的秋天，暑气刚退，澄清的天空里时有薄的白云浮着，钱塘江上两岸的
绿树林中的蝉声，在晴朗的日中，正一大一天减退下去的时候，我又害了病回到了
故乡。那时候正有种种什么运动在流行着，新闻杂志上，每天议论得昏天黑地。我
一回到家里，就有许多年轻的学生来问我的意见，他们好像也把我当作了新人物看
了，我看了他们那一种热心的态度，胸中却是喜欢得很，但是一听到他们问我的言
语，我就不得不呆了。他们问说：“你是主张什么主义的？”
我听了开头的这一句话就觉得不能作答，所以当时只吸了一口纸烟，把青烟吐
了出来，用嘴指着那一圈一圈的青烟，含笑回答说：
“这就是我的主义。”
他们听了笑了一阵，又问说：
“共产主义你以为如何？”
我又觉得不能作答，便在三炮台罐里拿厂一枝香烟请那问者吸；他点上了火，
又向我追问起前问的答复来。我又笑着说：
“我已经回答你了．你还不理解么？”
“说什么话！我问你之后你还没有开过口。”
我就指着他手里的香烟说：
“这是谁给你的？”
“是你的。”
“这岂不是共产主义么？”
他和大家又笑了起来。我和他们讲讲闲话，看看他们的又嫩又白的面貌，——
因为他们都是高等小学生——觉得非常痛快，所以老留他们和我共饭。但是他们的
面上好像都有些不满足的样子，因为我不能把那时候在日本的杂志上流行的主义介
绍给他们听。
有一天晚上，南风吹来，有些微凉，但是因为还是七月的中旬，所以夜饭吃完
后，不能马上就去上床，我和祖母母亲坐在天井里看青天里的秋星和那淡淡的天河。
我的母亲幽幽的责备我说：
“你在外国住了这样长久，究竟在那里学些什么？你看我们东邻的李志雄，他
比你小五岁，他又不上外国去，只在杭州中学校里住了两年，就晓得许多现在有名
的人的什么主义，时常来对我们讲的。今年夏天，他不是因能讲那些主义的缘故，
被人家请去了么？昨天他的父亲还对我说，说他一个月要赚五十多块钱哩。”
我听了这一段话，也觉得心里难过得很。因为我只能向干枯的母亲要钱去花，
那些有光彩的事情，却一点也做不出来，譬如一种主义的主张，和新闻杂志上的言
论之类我从来还没有做过，所以我的同乡，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我的同学，没有一
个人记着我，如今非常信用我的母亲，也疑惑我起来了。我眼看着了暗蓝的天色，
尽在那里想我再赴日本的日期和路径，母亲好像疑我在伤心了，便又非常柔和的说：
“达！你要吃蛋糕么？我今天托店里做了半笼。还没对你说呢！”
我那时候实在是什么也吃不下，但是我若拒绝了，母亲必要哀怜我，并且要痛
责她自己埋怨我太厉害了，所以我就对她说：
“我要吃的。”
她去拿蛋糕的时候，我还呆呆的在看那秋空，我看见一个星飞了。
二
第二年的秋天，我又回到北京长兄家里去住了三个月。那时候，我有一个同乡
在大学里念书。有一天一次我在S公寓的同乡那里遇着了二位我同乡的同学，他们问
了我的姓名，就各人送了我一个名片：一位姓陈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美少年，他的
名片的姓名上刻着基而特社会主义者，消费合作团副团长，大学雄辩会干事，经济
科学生的四行小字；一位姓胡的是江西人，大约有三十岁内外的光景，面色黝黑，
身体粗大得很，他的名片上只刻有人道主义者，大学文科学生的两个衔头。
他们开口就问我说：
“足下是什么主义？”
我因为看见他们好像是很有主张的样子，所以不敢回答，只笑了一笑说：
“我还在念书，没有研究过各种主义的得失，所以现在不能说是赞成哪一种主
义反对哪一种主义的。”
江西的胡君就认真的对我说：
“那怎么使得呢！你应该知道现在中国的读书人，若没有什么主义，便是最可
羞的事情，我们的同学，差不多都是有主义的。你若不以我为潜越，我就替你介绍
一个主义吧。现在有一种世界主义出来了。这一种主义到中国未久，你若奉了它，
将来必有好处。”
那美少年的陈君却笑着责备姓胡的说：
“主义要自家选择的，大凡我们选一种主义的时候，总要把我们的环境和将来
的利益仔细研究一下才行。考察不周到的时候，有时你以为这种主义一定会流行的，
才去用它。后来局面一变，你反不得不吃那主义的亏。所以到了那时候，那主义若
是你自家选的呢，就同哑了吃黄连一样，自打自的嘴巴罢了，若是人家劝你选的呢，
那你就不得不大抱怨于那劝你选的人。所以代人选择主义是很危险的。”
我听了陈君的话，心里感佩得很，以为像那样年轻的人，竟能讲出这样老成的
话来。我呆了一会，心里又觉得喜欢，又觉的悲哀。喜欢的就是目下中国也有这样
有学问有见识的青年了；一边我想到自家的身上，就不得不感着一种绝大的悲哀：
“我在外国图书馆里同坐牢似的坐了六七年，到如今究竟有一点什么学问？”
我正呆呆的坐在那里看陈君的又红又白的面庞，门口忽又进来了一位驼背的青
年。他的面色青得同菜叶一样，又瘦又矮的他的身材，使人看不出他的年龄来。青
黄的脸上架着一双铁边的近视眼镜。大约是他的一种怪习惯，看人的时候，每不正
视，不是斜了眼睛看时，便把他的眼光跳出在那又细又黑的眼镜圈外来偷看。我被
他那么看了一眼，胸中觉得一跳，因为他那眼镜圈外的眼光好像在说：
“你这位青年是没有主义的么？那真可怜呀！”
我的同乡替我们介绍之后，他又对我斜视了一眼，才从他那青灰布的长衫里摸
了一张名片出来。我接过来一看，上边写着“人生艺术主唱者江涛，浙江”的几个
字，我见了浙江两字，就感觉着一种亲热的乡情，便问他说：
“江先生也是在大学文科里念书的么？”
他又斜视了我一眼，放着他那同猫叫似的喉音说：
“是的是的，我们中国的新文学太不行了。我今天《晨报》上的一篇论文你看
见了么？现在我们非要讲为人生的艺术不可。了要和劳动者贫民表同情不可。他们
西洋人在提倡第四阶级的文学，我们若不提倡第五第六阶级的文学，怎么能赶得他
们上呢？况且现在中国的青年都在要求有血有泪的文学，我们若不提倡人生的艺术，
怕一般青年就要骂我们了。”
江君讲到这里，胡君光着两眼，带了怒，放大了他那洪钟似的声音叱着说：
“江涛，你那人生艺术，本来是隶属于我的人道主义的。为人生的艺术是人道
主义流露在艺术方面的一端。你讲话的时候绝不提起你的主义的父祖，专在那些小
问题上立论，我是非常反对的，并且你那名片上也不应该只刻人生艺术那几个字，
因为人生艺术，还没有成一种主义，你知道么？你在名片上无论如何，非要刻人道
主义者不可，你立刻去改正了吧！”
胡君江君争论了两个钟头，还没有解决，我看看太阳已经下山了，再迟留一刻，
怕在路上要中了秋寒，所以就一个人走了。我走到门口的时刻，听见屋里争执的声
音更高了起来，本来是胆子很小，并且又非常爱和平的我，一边在灰土根深的日暮
的街上走回家来，一边却在心里祈祷着说：
“可敬可爱的诸位主义的斗将呀，愿你们能保持和平，尊重人格，不至相打起
来。”
三
我回到哥哥家里，看见哥哥在上房厅上与侄儿虎子和侄女定子玩耍。一把洋灯
的柔和的光线，正与这中产家庭的空气相合，溶溶密密的照在哥哥和侄儿侄女的欢
笑的面上。我因怕把他们欢乐的小世界打破，便走近坐在灯下按钢琴的嫂嫂身边去。
嫂嫂见了我，就停住了手，问我说：
“你下半天上什么地方去了？”
“上S公寓去了一回。”
“你们何以谈了这么久？”
“因为有两个大学生在争论主义的范围，所以我一时就走不脱身了。”
嫂嫂叫厨子摆上饭来的时候，我还是呆呆的在那里想：
“我何以会笨到这步田地。读了十多年的死书，我却一个彻底的主义都还没有
寻着。罢了罢了，像我这样的人，大约总不合于中国的社会的。”
这一年九月里，我因为在荒废的圆明园里看了一宵月亮，露宿了一晚，便冒了
寒，害了一场大病，我病愈了，将返日本的时候，看见《晨报》上有一段记事说：
“今秋放洋的官费留学生中，当以XX大学学生胡君陈君为最优良。胡君提倡人
道主义，他的事业言论，早为我们所钦佩，这一次中了T校长的选，将他保荐官费留
学美国，将来成就，定是不少的。陈君年少志高，研究经济素有心得，将来学成归
国，想定能为我们经济社会施一番改革。”
这是三年前的事情，到了三年后的今日，我也不更听见胡陈二君在何处，推想
起来，他们两位，大约总在美国研究最新最好的主义。
人近了中年，年轻时候的梦想不得不一层一层的被现实的世界所打破，我的异
乡飘泊的生涯，也于今年七月间结束了。我一个人手里捧了一张外国大学的文凭，
回到上海的时候，第一次欢迎我的就是赶上轮船三等舱里来的旅馆的接客者。——
谢绝之后，拿了一个破皮包，走到了税关外的白热的马路上的时候，一群狞猛的人
力车夫，又向我放了一阵欢迎的噪声。我穿了一套香港布的旧洋服，手里拿了一个
皮包，为太阳光线一照，已经觉得头有些昏了；又被那些第四阶级的同胞拖来拖去
的拉了一阵，我的脑贫血症，忽而发作了起来。我只觉得眼睛前面飞来了两堆山也
似的黑影，向我的头上拼死的压了一下，以后的事情，我就不晓得了。
我在睡梦中，幽幽的听见了一群噪聒的人从我的身边过去了。我忽而想起了年
少时候的情节来。当时我睡在母亲怀里，到了夜半，母亲叫我醒来，把一块米粉糕
塞在我的口里，我闭着眼睛，把那块糕咬嚼了几口，听母亲糊糊涂涂的讲了几句话，
就又睡着了。
我睁开眼睛来一看，觉得身上的衣服湿得很。向四边一望，我才晓得我仍睡在
税关外的马路边上。路上不见人影，太阳也将下山去了。黄浦江的彼岸的船上，还
留着一道残阳的影子，映出了许多景致。我看看身边上，那个破皮包还在那里。呆
呆的在地上坐了一会，我才把从久住的日本回到故国来的事情，和午后一二点钟饥
饿得死去活来，方才从三等舱上了岸，在税关外受了那些人力车夫的竞争的事情，
想了出来。
我那时候因为饥饿和衰弱的缘故竟晕倒了。站起了身，向四边看了一回，终不
见一个人影。我正在没法的时候，忽听见背后有脚步跑响了。回转头来一看，在三
菱公司码头房那边，却闪出了一乘人力车来。车上坐着一个洋服的日本人。他在码
头房的后门口下车了。
我坐了这乘车，到四马路的一家小旅馆里住下，把我的破皮包打开来看的时候，
就觉得我的血管都冰结住了。我打算在上海使用的一包纸币，空剩了一个纸包，不
知被谁拿去了。我把那破皮包到底的寻了一遍，终寻不出一张纸币来。吃了晚饭，
我就慢慢的走上十六铺的一位同乡的商人那里去。在灯火下走了半天，才走到了他
的家里，讲了几句闲话之后，我问他借钱的时候，他把眉头一皱，默默的看了我一
眼。那时候要是地底下有一个洞，怕我已经钻下去了。他把头弯了一弯，想了一想，
就在袋里拿了两块大洋出来说：
“现在市面也不好，我们做生意的人苦得很哩！”
要在平时我必把那两块钱丢上他的脸去，问他个侮辱我的罪，但是连坐电车的
钱也没有的我，就不得不恭恭敬敬的收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