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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说我们不行，我们终于搞出来了，我们搞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假如说我们不做试验，那么，他们可以讲你们不行，你们怕，所以我们必须搞试验。总理说，那么今年试不试，今年相当紧张，可以考虑明年，另外我们试验的方式，也可以考虑。用塔式的，用空投的，还是搞两弹结合，我们不妨都考虑考虑。他这个时候特别提出来，就是说敌人要破坏我们，我们最重要的是三线，我们第二套核的东西，能不能直接上。那个时候第二套由我来主持，来建设，他就三番五次地问我进展情况。所以，在他考虑的方案里边呢，不光是１９６４年，甚至考虑了１９６７年，说那个时候我们第二套也建设好了，可以集中试验，特别是核导弹。他的考虑是多种方案，然后提供给毛主席和刘少奇主席来考虑。这样一来，引起了在座的各位副总理发表意见，一种是现在就试，一种说应该再考虑考虑，等到我们三线建设起来以后再试也不迟。最突出的是罗瑞卿，他说我们今年试也好，明年试也好，后年试也好，都是一样的，你无非就是引起一番骚动而已。他说现在就应该试，要到１９７０年的话呢，我们这些人就都退休了。会议下来之后，由罗瑞卿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总理也附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上说要今年试验的话呢，在国庆节以前就做好准备。
９月２０日，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呈送了《关于首次核试验时间的请示报告》，汇报了原子弹、控制和测试、安全防护、气象、指挥保障、生活保障、参试人员思想状况等准备情况。９月２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早试与晚试两个方案，并研究了罗瑞卿的请示报告。毛泽东从战略上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会议决定按１０月份早试的方案进行。９月２３日下午４点４０分，周总理在三座门会议室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郑汉涛、刘杰、刘西尧、刘柏罗等人开了一个特别秘密的小会，传达了他与毛泽东、刘少奇等研究的决定，对首次核爆炸试验做了具体部署。随同张爱萍一起参加这次会议的总参作战部参谋李旭阁作了详细记录。
李旭阁说，当时我们作战部有一个组，我当组长，负责空军、海军、国防科委等等属于尖端这方面的事儿。后来试验基地设计啊防空啊兵力调整啊，这一类的事儿好多都要作战部办，我正好组织这一套。那时候我跟着张爱萍跑了很多地方，我的体会就是他虽然要求严，办事果断，但他还不是不听意见的领导，只要你的意见有道理，你讲透了，他可以更正他的决定。可是对有些一汇报就拿着稿子念的人，布置了工作以后执行得拖泥带水带答不理的人，那他一点儿也不客气，汇着报马上叫人难堪，那真是让你下不了台。发现不对的事情，他点名啊，一点儿也不客气。对工作要不是这么抓啊，那是炸不了的。不是讲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张爱萍听汇报讲话。那么去中央开专委会的时候，当时炸和不炸是两种意见，哪些人同意，哪些人不同意，都有记录。世界上这么多国家追求核武器，我们国家当时也是要决心把它搞出来，要打破核垄断局面，但现在应该看到，我们所追求的核武器，是个不能用的武器，但又是个不能没有的武器。实际上现在核武器已经成为大国的象征，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在追求？就是它有它独特的功能。但是，真正掌握了这种核武器的国家并不敢用，包括美国在内。美国到现在也没有放弃首先使用的权限，但自从１９４５年在日本投了两颗原子弹之后，世界经过这么大的变化，哪一次他也没敢用。至于我们国家的核武器，首先是毛主席决策，第二是周总理总指挥，真正的总指挥是周总理。当时周总理费了很大的心血，他考虑得特别仔细。就这个核试验的准备来讲，技术人员方面认为这响已经没有问题，但周总理考虑得很多。首先是试验时间的问题。一部分同志就主张早试。罗瑞卿那时候是积极主张早试，说再晚试我们都该退休了。在这个会上，罗瑞卿提到美国公开了一个材料，说苏联要对我们实行绝育手术。有些主张晚试，因为当时面临许多国际形势的问题，需要做工作。晚试在技术上有什么影响，刘西尧说根据计算呢，晚试也没有什么问题。实际上，如果晚试就会有不少问题，比如那里有些电缆还得挖出来，再定下来要爆炸的时候又要重新布设，很麻烦；另外，还要防止敌对人的破坏。根据这些情况，周总理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早试，就是在１０月份搞，因为１１月份以后就结冰了，这电缆什么呢就不好再弄。如果晚试就是明年或者后年，那就到１９６５年或者１９６６年了。最后周总理表示，说这个究竟什么时候试，等他向两位主席汇报之后再定。讨论时间比较长，各自发表意见，这是试验时机的问题。后来到毛主席那儿去了以后，毛主席很快就作了这个战略的决策。毛主席说，原子弹爆炸也就是吓吓人，也不一定使用，既然是吓人的，那就早响。试验方式也定下来了，塔架都搞好了，但也布置了空投这一套。第三个就是防止敌人破坏，采取相应措施。总理当时决定，要把原来那些厂都做个翻版，在后方另搞备份。总理说，原子弹的运输怎么搞？你们知道这项任务的人不要太多了，不应知道的不要知道。原子弹在运输的路上如何押运，要实施封锁。我们去年出国，荷兰对飞机的检查最好，检查完之后封上，他们自己的人也不上去了。这个时期就根本不要写信了，你们自己除公事以外，也不要为私事打电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们今晚要开个紧急会，具体地规定多少条，从现在起就要搞好保密，什么消息也不要漏出去。不要还没搞就嚷出去了。电报要用有线电报，加保密。打给刘杰，刘杰就不要去外地蹲点调查研究了。贺龙这时插话说，刘杰、刘西尧都不要去蹲点了。爆炸试验原子弹是天大的事。周总理接着说，保密问题，不能假手许多人。我这次得小病，传得很广。天晓得，多一个人知道，就当新闻。希望你们对家里人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邓颖超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不向她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前几天开会的人不一定都通知。我们决定这件事也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的两位副主席（贺龙和陈毅）、彭真同志。你们在核试验场那边的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总理说我们希望它响，万一不响，只好等明年了。不响，外边也可能不会知道，但也要准备它不响。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今天晚上还要找参加试验的专家研究一下，万一不响，后果如何，要研究一下。响了，影响就大了。要把风向、放射性微尘飞散距离详细计算，搞出资料。要准备回答问题，内部先统统研究一下。我们境内问题小一些。响了以后它可能马上报复，也不一定喽，但总是要有些准备。国防工办、军委提出要求，总参准备嘛，防空、公安、保卫，总是有几道防线。美国可能动员世界签字国，说你违背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要惩罚你。当然有些国家是被迫的。也可能美国、苏联接着核试验，它要捞些政治资本。它也可能是破坏你的生产基地，用联合国名义惩罚你，目标对着兰州、包头、玉门等地。这几处生产基地的防空部署，刘杰要负责检查，刘杰、郑汉涛要同总参研究。我们要用全力保护。如果不破坏，可能是打政治仗、学术仗。打政治仗请外交部准备。正开会的中间，张爱萍因为外交部安排有个活动，他要去会见外宾，要提前走，总理马上说，告诉外交部，今后张爱萍和刘西尧都不参加外交活动了。张爱萍起身要走的时候，总理讲你摸摸那兜里有没有纸，有没有记的东西，有记的东西掏出来。说到保密，就讲前几天开的那个民兵会议，就发现了一个坏蛋，在厕所里写反动标语。总理讲现在不同了，我们在台上，坏人在暗地方，你那个试验场几千人，这个保密更应该注意。记得张爱萍跟我说过，从试验场回去之后，他到国务院去看总理，邓大姐半开玩笑说，嚯，办了这么大件事儿也不说一声。张爱萍马上接话说，这是总理规定的，不让讲啊。我听周总理秘书给我讲，他那个保密柜的钥匙都他自己拿着。你看过去中央的文件，那给毛主席的信皮他都自己写，他已经形成习惯了。因为他以前在敌后活动过，过去在那白区，稍微不注意转眼掉脑袋的事是常发生的啊！所以，随后张爱萍主持会议，我们在三座门开会，就专门布置这事儿，把电话都断了。当时一个是不准写信，电话也不准打。在试验场确实有过这样的事儿，就是要去的时候，都进行保密教育。有的两口子都是技术人员，都去了，但是去之前呢都对对方保密，说我去出差，有个事儿，现在还不能说。两个走了以后想不到在试验场又见面了。
刘西尧说，我同张爱萍回去汇报，那时候不是所有专门委员会的人都去了，就几个人去了。本来我们第一颗原子弹是想在十月一号国庆节，中央没同意。另外中央也还留有余地，怕到底行不行？有一次专委开会的时候，贺老总连问三声，说你们到底能不能保证？我和刘杰两个人都没吭声。走出西华厅的时候张爱萍还说，你们这两个部长怎么都不吭气啊，我们只是笑了笑，都没吭气。这个东西谁能够百分之百担保啊。
刘柏罗说，那时候赫鲁晓夫和肯尼迪都想把中国扼杀在襁袍里，总理就提出来要部署防空，侦察，地面上保卫工作要加强。美国人利用台湾特务到大陆来，任务就是到青海咱们原子弹工厂那儿，搞土，搞水，搞树叶子等等，凡是能收集放射性的这些东西，他都要。美国侦察的手段也多，飞机啊卫星啊，所以他要来轰炸，不是不可能的。专委会上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聂帅、贺帅，都认真安排了，罗瑞卿也积极地办。后来，罗瑞卿出去有别的事儿，就是由杨成武具体抓。天罗地网，也很复杂的。全国重要的厂矿都部署了，防止它被轰炸破坏。还有运输问题，原子弹从青海海晏那儿运到罗布泊，这是很长的一段路，很多保卫工作要安排。这个工作是特殊的，当时定了以后，我就马上通知铁道部，搞专列，连民航都做了安排，停飞哪些航线之类的一些事情。其他的事情就是由核工业部和公安部具体部署，都做了周密的安排。烟云从那儿过，总理都提了要求。这都是军事上的事儿，跟总参的关系很多啊，罗瑞卿、杨成武在北京搞，因为张爱萍去基地了。防空主要还是靠咱们的飞机，再就是高射炮，布置了几层，从咱们的边境一直到核工厂与试验场，层层地防御。记得还专门汇报了一次，高射部多少部队，调了多少人，空军做了哪些准备，都在专委会上做了部署。另外一个就是外交部陈宝华做一些准备工作，他说关键是你们成功，对外的事我们包了。开专委会的时候，总理没说要记录的，我们都不记。那时候咱们把录音机当做间谍用的窃听器，见识落后啊，这事可多了，到外国去出过不少洋相。
会议到了最后的时候，周恩来对李旭阁说，今天晚上要问一下张爱萍，他负责安排的事项在讨论安排完以后，写个文件交给我，我向聂总谈一下。张爱萍去核试验场后，由罗总直接抓。刘杰在北京抓，今晚规定出一些暗语、密码出来。我和贺总、罗总三个人抓。
李旭阁说，前后方联络要搞个代号，这是周总理细致的地方，既抓大事，小事他也不放过。他给张爱萍同志，给我们在那儿的工作人员讲，说你们把这个来往电话搞个密语表，便于来回通话。我负责，因为我是当时办公室主任。还有二机部办公厅的一个主任，叫张汉周，李鹰翔是刘杰的秘书，加上国防科委的高建民，他是国防科委二局的一个处长，我们就一块凑，说原子弹代号叫邱小姐，不是老邱。因为那个装原子弹的容器叫梳妆台，几十个雷管的那个电缆呢，就像头发一样的，梳辫子似的，象形的，很形象。大家在一块儿就说出来，就写上了。完了就把这个送上去，经过张爱萍同意，送给总理、罗瑞卿、聂荣臻。聂荣臻那时候有病，后来人们发现，聂为什么在这个方面活动很少呢，没别的原因，他当时正生病呢。
王亚志说，我是１９６４年８月，作战部长王尚荣跟我谈话调到周恩来那儿去的，报到以后，周家鼎正好出发去搞四清，向我交代工作。５０年代，我在彭德怀那里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