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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他人利益。自己知道自己要追求利益，也要晓得别人心同此想，故也能为别人考虑乃至促成之，就是仁了。别人觉得难的事情，自己先做，对于回报，则居后，这也属于仁的范畴了。
由于仁不甚好理解，孔子就经常把仁和知来并举，以应照着便于理解。知大约是一种理性的态度，用知的态度治理国家，也许法家那些办法，或者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些办法，就是知者的办法，所以就包含这里说的使老百姓都走上义，敬鬼神，从事这些正确的东西。而仁是心理上的，是国君做仁的事情，以此表率天下，率民行仁。和知还是有区别的。
第二十句：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这又是把知和仁对举着看的，知的人理性，缘理而动，所以就像水，沿绕着渠道走，而仁是一种信仰，是内心执守的一种信仰，发散照射着外物和指挥自己的行动，就像山，是明确而强大不可撼动的。所以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性与之相合，所以乐之。知的人是动的，仁的人是静的。知的人顺着理性走，做应该做的事情，正确的事情（类似现在的法制政府），得到实现的时候，就很有乐趣。而仁的人，守着仁的信仰，绵绵不息，还引导别人向仁，犹如很长久，好似寿。
总之，通过孔子的比喻，我们对于知和仁，有了更加模糊的认识。呵呵！这大约也带着一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道理吧，孔子就是不肯把仁明白地简单地讲出来，又弄了个知的概念来添乱。这大约就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解释和比喻，我越糊涂了”吧。
总之，我们对于仁，前面已经讲解的很清楚了，樊迟和孔子的对话，以及这里的话，作为附加的参考罢了。
第二十一句：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齐国的开国者姜子牙，不注重教化，而更多用功利的办法（接近法家）来调动民众；而鲁国的开国者伯禽（周公的儿子）推崇礼乐教化治国。所以，按照孔子的仁和礼的教化理论，鲁国的做法是更高级的。所以孔子说：“齐国改进改进，进步一下，就可以变成鲁国。鲁国模式再进步一下，就可以达到有道的水平了。”
那就是说，鲁国行教化治国，还是有很多不足的，还需要进一步完美，才是完全符合了道。
第二十二句：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是瓢，可以盛酒来喝的，相当于酒杯。但是觚最本初的意思丧失了。具体是什么本义丧失了，有不同解释，一种是说觚的本义是少的意思，暗示着喝酒要少，但是现在大家拿着觚喝酒都不少喝了。还有一种解释是觚本来是有棱的，现在的觚都是光滑圆的了。总之，现在的觚和本初的觚不一样了。
所以孔子待着牢骚地哀叹：“觚也不像个觚了，还叫它觚干嘛啊，还叫它觚干嘛啊。”
孔子说这句话的时候，大约岁数已经比较大了，对很多东西看不惯了。犹如现在的老头子经常抱怨人们忘了本了。譬如觚的本就被大家忘了。
譬如礼，就是一种觚，礼的本也被大家忘了，现在行的这些东西也叫礼吗！根本不是礼了（全是僭礼的），干嘛还管它叫礼啊，干嘛还管它叫礼啊！
犹如民代会已经完全不替老百姓说话了（假定是这样的），那干嘛还管它叫民代会啊，干嘛还管它叫民代会啊！——孔子就是这样抱怨着。
这是在抱怨很多东西都名实不符了，被人们给扭曲修正了。
第二十三句：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不是那个粪土之墙不可涂也的宰于）又来讨论仁了，他问：“一个仁者，别人告诉他，井里边有仁，他会跑到井里边去求仁吗？”意思是，为了求仁，跑井里去求（这样等于把自己淹死），仁人会这么做吗？
孔子说：“不会的。你可以骗他到井边去找仁，但他不会下去的。仁人不等于傻子。”
这里孔子纠正了宰我的一个错误概念，仁者是高尚的，是爱人的，但仁者不等于傻子和愚人。爱别人并不就会把自己智商变低。
宰我提这么低智商的问题，真是别有用心。实际上也确实别有用心，据说可能是孔子在政治上考虑加入某些势力，门徒们不赞同（犹如赴井），所以以此来“几谏”（轻微地谏）孔子。宰我一贯说话不直截了当，从前讨论鲁哀公要不要伐三桓的时候，他就以周人在社里种栗子树的事来问孔子的意见。是个善于说隐语的人。这里又在说仁者入井的隐语了。
孔子回答，仁者也许会被骗到井边，但是不会跳进去的。大约就是表明自己会加入某个势力，但是不会陷进去搭上自己的清白和性命。
第二十四句：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这里讲了一些仁和礼的政治目的了，孔子说：“君子学习掌握了大量的诗书典章，又行动上用礼来约束着，这样的人，大约就可以不会犯上了吧。”
当然，这里的“弗衅”也许可以解释成不叛离自己的道行，而不是具体指背叛国君。不过，二者意思不矛盾，孔子总之没有把意思说透彻。有些东西，总之是不能说透彻，“使知之”的。
第二十五句：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这是很八卦的一句。孔子应卫灵公的漂亮且以性随便出名的夫人南子之请，去见南子。出来以后，子路等人都很不高兴，认为孔子是去搞性贿赂去了，通过性关系去牢固自己和卫君族的联系。这是一个很八卦的事情，林语堂还津津有味地去编了一个《子见南子》的戏嘻嘻呵呵地演。
孔子气坏了，当着子路指天设咒地发誓说：“我要是干了坏事，上天就厌弃我（灭了我）！上天就厌弃我！”
子路等人是孔子的忠实门徒，怎么会怀疑自己的老师跟人闹绯闻呢？我以小人之心估计，孔子日常的性生活，可能是不够严肃的。否则徒弟们怎么会怀疑他呢？
通关孔子《论语》一书，从来没有像后代的道学家那样讲贞节的，一句讲男贞女操的都没有。所以我们怀疑，可能孔老师真的在女色方面，是比较性开朗的。哈哈。
第二十六句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这句是很深的一句话，因为它涉及到了中庸。中庸是个很复杂的词，就是前面觚一样，本义随着时间而发生流变了，逼人也不想多做解释。总之中庸是个很好的东西，在孔子那个时代大约是指坚持笃行自己的原则、道行、信条的，类似于前面的刚，和“愚人”，还不是凡事求走中间，不走极端的意思——这种东西叫“乡愿”，是孔子一贯批评的。
孔子说：“中庸是个好的道德啊，是好的了极致的东西啊。人民能行中庸的，几乎已经很久没有一个了！”
第二十七句：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子贡说：“如果一个人（譬如说君主），能够广施于民，能够救济民众，这样的人，可以算是仁了吧。”
子贡还是扣住了仁的定义来说的，仁是促成、维护别人的利益。对于君主，就是不侵害民众利益，乃至救济施惠于民众，这按理说，应该算是仁了。
但是孔子认为子贡把仁的理解太绝对了。孔子说：“这种做法并非不是仁，但也不是绝对地就等同于仁的全部。”“要想做到你说的这一点，”孔子说，“得要求这个人是处在君圣的位置上（普通人无法博施广济），而且即便处在君圣的位置上，譬如尧舜那样，也是很难真的全面做到博施广济民众的——那得要求多大的财力物力啊。”
孔子接下来解释，什么是仁呢：“自己有些欲求想立（实现）起来，就想着要帮别人也立起（实现）类似的欲求；自己有些东西要达到，就想着帮别人也达到别人相应的东西。从自己身上取得‘譬’（以自己所欲，譬之如他人），就是仁的方法术了。”所以并不一定要务求子贡说的那么高难度的（尧舜都未必有物力做到的）东西，才算是仁。
所以孔子说仁，更多是一种精神和意愿，不一定非得是子贡说的那种绝对的外在的大的行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道出了仁的真谛。和“己所不欲，勿施予人”是相通的，但是比后者更强一些。
其中“立”，就是建立树立的意思，犹如“三十而立”这个词所说的那样，事业有成了，建立树立了。自己欲事业有成，也使别人能事业有成。自己欲达到愿望，由此想到别人也有愿望，于是也愿意使别人达成欲望。这就是仁！
虽然前面的知和仁的并举，没有把仁说清楚，甚至越说越乱，但这里把仁说道相对很清楚了。
所以这种仁心，就是孔子所兹兹要求的了。孔子希望通过教化，使得国君具备了这种仁，能够不侵犯民众权益，如子贡说的，去博施广济。国君有了仁，就率民以仁。民众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整个社会风气就好了，社会就求治了，和谐美好的等级秩序也就维护了，君主权益以及国家发展，也都双双实现了。这差不多就是孔子的为政治国的学说。
但是，我们说，因为专制体系本身就是反仁的，君主的身份特性就使得他必然是反仁的，是要侵害民众权益的。他如何能做到仁呢，他又通过仁的表率和教化而推广仁呢。所以这个路子，基本是行不通的。
仁的实现，应该从社会体制的建设，通过体制（法制约束和民意约束）来保护公民权益，使得民众获得独立完整人格，有了完整人格，由此才能形成一定的仁！
我们说，教化为仁，和在民主体制下通过保护公民权益使得民众获得独立完整人格，由此而形成仁，还是不一样。
比如我在美国的时候也丢过钱包，丢在了另外一个小镇的路上，后来对方根据钱包里我的学生证打电话查询找到了我，让我去取回来了。有人甚至有丢了三次都被人送回来的故事。一些敞篷车就停在公寓楼下，车里的电话什么的好东西就那么敞着也没人动。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太富裕了，我觉得这种理解是肤浅的。从前的地主也富裕，他会拾金不昧吗？他不是昧着良心在抢男霸女吗？
从前我小时候，是教化大家去拾金不昧，有时候拣到了钱或者什么，也上交，但是心情感觉怪怪，本意并不很想交上去，之所以交上去，主要是因为宣传教化和上交可以得到表扬，而不太是因为考虑到丢东西的人利益受了损失，所以我要交。
而在美国，没有这样的拾金不昧的教化和宣传，遇上这样的事发生也没有什么表彰，但还是有很普遍的拾金不昧的事情。我相信，她把钱包还给我根本不是为了表扬，因为没有任何人会搞这种表扬，也没有电视里做的这种宣导。她也不会得到表扬之外的其它间接好处。这大约就是纯粹因为捡到钱的人会想，丢钱的人的利益受到损失了，我不愿意他人受到利益损失——这大约就算是一点点的仁了。这种仁的本性，使得她愿意交还给失主。
这不是教化使然，是社会体制塑造了人格完整后，人们所具备的自然的本真的怜惜他人的仁的心的自然显露。而如果社会有问题，人们利益普遍受到侵害，正常权利被部分剥夺，那么，他是有机会就要重在补偿自己受损的利益的。这种情况下去教化为仁，教化他去孝、去拾金不昧、去信用、去廉洁，也许会得到一定得教化者所要的表现，但那是心情复杂的，是目的不纯的，犹如我辈主要是为了表扬而去拾金不昧。
所以，教化为仁，和通过通过保护公民权益，使得民众获得独立完整人格，由此而形成一定的仁的心和仁的行（仁指尊重和维护别人的权益，譬如拾金不昧），还是不一样的。
另外，穷和富裕与公民权益得到保障与被剥夺侵害，并不是相同的概念。起作用是后者。是公民感觉自己权益有没有被侵害，决定人们的行事风格能否高尚和社会风气的卑污欺诈还是健康美好。假定一个地区或者国家比较穷，但是他们感觉公民权益没有被侵害，他们还是会仁的，拾金不昧、不偷报纸的事就会发生，譬如解放区的延安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