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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 上篇 营城宫城（下）：数字里的密码（图）
当人们沉醉于紫禁城璀璨的建筑时，一位老人用一把皮尺，把辉煌的宫殿变成一组枯燥的数字。这位名叫傅熹年的建筑史学家，把紫禁城的院落面积和宫殿位置进行了测量。（采访：傅熹年回忆测绘情况。） 20世纪4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曾经绘制紫禁城中路建筑和角楼及武英殿的图纸，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建筑学专家们，对紫禁城进行过多次测绘。这一次显然目的不同。除了企图了解宫殿群落的准确尺度外，傅教授还在寻找着什么。他希望从这堆纷乱的数据中，发现什么秘密呢？ 正像外国的古金字塔和神殿，紫禁城的建筑尺度中暗藏着许多数字，显然，它们并非随意出现。如果不借助资料，一个普通的游者恐怕很难发现其中的玄奥。在许多人眼中，数学都是一门枯燥的学问，但它却能够同神学、美学等诸多人文学科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当我们注目于宫殿建筑高贵的形体，它们背后的数字，却“如同某些位于黑暗深处的神秘法则，正行使着权利，但永不显形。”【1】 老教授选择了一个温煦的日子进行他的实地测量。紫禁城游人如织，人们丝毫没有注意，一个拿着皮尺的老人，正在发现他们眼前这座古代宫殿的营造秘密，从数字中解读紫禁城营建者设置的密码。他首先测出后寝二宫组成的院落，南北长度为218米，东西宽度为118米，二者之比为6：11；而前朝三大殿组成的院落，南北长度为437米，东西宽度为234米，二者之比也是6：11，而且前朝院落的长、宽几乎都是后寝院落的两倍，也就是说，前朝的院落面积是后寝的四倍。接着，他又测出后宫部分的东西六宫和东西五所，长宽尺度与后寝院落基本吻合。 老教授对紫禁城的营造比例作出这样的推测：中国封建皇帝有“化家为国”的观念，所以以皇帝的家，也就是后寝为模数，按比例规划前朝与其他建筑群落。 随着测量的深入，规律进一步显现——明代奉天殿，也就是清代的太和殿，采用的是宫殿建筑的最高等级形制，面阔九间，进深五间，二者之比为9：5；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共处的土字形大台基，其南北长度为232米，东西宽度为130米，似乎没有什么奥秘，但对二者约分，老教授发现，二者之比也刚好为9：5。 古代数字有阴阳之分，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紫禁城中前朝部分宫殿数量皆为阳数，而后寝部分宫殿数量则皆为阴数。阳数中九为最高，五居正中，因而古代常以九和五象征帝王的权威，称之为“九五之尊”。午门城楼、保和殿等正面都是九开间的殿宇。显然，这些数字与那些措辞华丽的颂歌没有区别，都表达了对王权的顶礼膜拜。 显然，数字在这里成为衡量等级地位的尺度。作为最高的阳数，“九”更是在紫禁城的建筑中频繁出现。然而，也会发现例外。 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今天的太和殿，面宽并不是九间，而是十一间，无法印证以上说法。实际上，这是因为奉天殿在李自成进京后被毁，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重建时，老技师梁九亲手制作了模型，却因找不到上好的金丝楠木，只好把面阔改为十一间，以缩短桁条的跨度。【2】 宫殿檐脊上的走兽数量通常为单数，也就是阳数，最多为九。而太和殿檐脊上的走兽，却有十个。 宫殿庭院的巨大尺度，常使脊兽这样的细节极易遭到忽略。宫殿的营造者，给在这里设下的谜题。太和殿脊兽的排列顺序是：龙、凤、狮子、海马、天马、押鱼、狻猊、獬豸、斗牛、行什（猴）。多了一个行什。古代建筑上的脊兽，行什仅出现过一次，就是在太和殿上。这是为什么呢？（采访傅熹年） 与高高在上的脊兽相比，门钉数量的“错误”也许更容易被发现。帝王宫殿的门钉通常都是每扇九路，每路九颗。而午门的左右掖门，以及东华门的中门和左右侧门，却都是每扇只有八路。显然，这并不是营造者的粗心造成的。【3】 众所周知，“黄金分割比率”在古希腊建筑中得到普遍运用。那么，从东方建筑的数量关系中，是否会发现这一神秘的比率？这一个据说被古希腊人最先发现的数量关系被视为最美的比率。在伊苏斯战役中，亚历山大大帝因在波斯军队的左翼和中央结合部作为攻击点，而大获全胜。有人把这视为“黄金分割率”在战争中的运用。 我们不妨从一种长方形实验中，感受这种比率的神秘与和谐——我们先按照（1＋ 5）/2的比例，即黄金分割比，制作一个长方形。然后，从它的短边上去掉一个正方形（见图示），剩下的部分，又刚好是一个具有黄金分割比的正方形。于是，这个游戏就可以永远循环地进行下去，我们就能得到无数个渐次变小的、长宽比例相同的长方形。这一现象似乎暗示了长方形与正方形之间的一种神秘的数学姻亲关系。这种姻亲关系可能足以使一位真正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心潮澎湃。但是，真正神秘的事件还没有结束，如果我们用弧线将这无数个长方形的顶角连接起来，我们会惊讶地看到一条完美的螺线—— 一条在想象中可以永远旋转下去的优美螺线，居然蕴藏于端正稳定的方形之中，数学在不为人所知的暗处与美学神秘相连。现在让我们想象的目光从古代神殿以及中世纪哥特式建筑中收回，投注在那个紫禁城中孤独的测量者身上，看看他倒底发现了什么。 他测出太和门庭院的深度为130米，宽度为200米，其长宽比为：130：200=0·65，与0·618的黄金分割率十分接近。 从紫禁城最重要的宫殿——太和殿上，暂时还没有找到与黄金分割有关的证据。但是如果我们把太和殿放在中轴线上从大明门到景山这个尺度上衡量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审美视点是庭院中心。从大明门到景山的距离是2·5公里，而从大明门到太和殿的庭院中心是1·5045公里，两者的比值为1·5045：2·5=0·618，正好与黄金分割率等同。这组数据让我们突然悟出了明代设计者为什么把大明门放在距离紫禁城如此遥远的地方，甚至不惜拆除元大都的南面城墙。以前我们总是直觉地认为这是为了延长宫殿的序幕，使进入宫殿的人产生一种期待值。但是，数字却成为建筑的位置的详细注脚。没有证据表明这种美的比率在中国古代宫殿中的运用是受到了西方建筑的影响，只能说明人类对美的追求有着共通的成分，验证了黄金分割率的天然合理性。 也许傅教授并不是最早发现紫禁城建筑中神秘的数字关系的学者。面对紫禁城这部深奥的著作，他只是为数众多的解读者之一。古代文明遗产中布满了谜题，专家启示我们这些难题有着众多的解法。而所有的公式，最终却通向一致的结局，那就是礼制、秩序和美。 【1】周晓枫：《上帝的隐语》，见《鸟群》，第18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此殿在康熙十八年又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太和殿，乃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再度重建。 【3】有人认为清代帝后死后经过此门出殡，属于“鬼门”，所以用阴数。
《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 上篇 营城皇城：门的名义（图）
天安门的匾额失踪了几十年之后，于1987年在北京市房管一公司木材厂的露天仓库被发现，此时，这块木匾已是破烂不堪，刀痕字迹与木质裂纹相混杂，仔细辨认，才能依稀看出匾额中心书写的是满文，左为蒙文，右为汉字篆书“天安之门”，并从四周镶着的莲云边，想象它从前的庄重精致。民国后，政府将天安门城楼上的匾额换成汉文“天安门”三字匾额，那么，这是清代匾额显然无疑了。没人知道这块旧匾被换下后放于何处。它的意外再现，却使有关李自成退出北京时曾烧毁天安门的记载，成为不实之辞。 天安门是皇城的正门，如同午门是宫城（紫禁城）的正门。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建都城时就已建成，当时叫承天门。在不大太平的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在各地反清的喧嚣中改建旧宫，才将宫城三大殿一律改为“太和”、“中和”、“保和”，而将皇城正门命名为“天安”，并将皇城的其余三门分别改称“地安门”、“东安门”和“西安门”，以祈求“外安内和”。 天安门前有一对著名的华表。柱周盘绕飞龙，柱上横卧云板，柱顶盘蹲犼兽。华表四周环以汉白玉石栏板，四角各有角柱，柱头为一小坐狮。华表在古代是给皇帝贴意见书的地方，俗称“谤木”。传说始于尧舜时代。天安门东西这两只华表是永乐年间跟天安门一起落成。 一个封闭的“T”字型广场出现在天安门前，成为皇城的前沿。这个封闭的广场是皇家禁地，百姓在华表上贴谏书，显然是绝无可能。华表的雕刻越来越精细，但它的现实功用却在发生转移，由表明朝廷“纳谏如仪”的广告，沦为皇城门前华丽的摆设。 “T”字型广场的三个端点上各开一门，东翼是长安左门，西翼是长安右门，正南是大明门。大明门再往南，就是棋盘街了，是商贾云集之地。并不高大的大明门，分割了皇权的肃穆谨严，和尘世的生动喧哗。 这是一幅拍摄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的照片（图23）。苍穹下的天安门清晰可见。只是那个企望“外安内和”的王朝，刚刚寿终正寝。皇帝的退位诏书，恰恰是在不久前的1911年12月25日，由隆裕太后从天安门上颁布的。广场两侧的千步廊，连接着长安左右门和大明门，东西各144间，使中间的汉白玉石御道显得狭窄和漫长，仿佛没有尽头的仕宦之途，令人感到压抑和绝望。 在皇城门前设立一个封闭的皇家广场，并将左祖右社、官僚机构并立两边，如此紧凑的布局在过去是少见的。在中都凤阳，朱元璋尝试了这种格局。营建北京时，明成祖朱棣不顾路途遥远，多次亲往凤阳实地踏堪。此时，帝王的雄心不再，百官上朝，以及举子们齐聚“龙棚”，在长安左门前争看“黄榜”的热闹喧哗，早已如烟云散去。只留下空寂落寞的广场，石缝间生满杂草，如旷野般荒凉。 民国八年六月五日下午，一位读书人出北池子向南行走，遭遇了军警马队的呵斥驱逐。他惊恐万状地从天安门往南，沿千步廊，穿中华门，到达前门，才长吁一口气。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名叫《前门遇马队记》，讥讽那马“是无知的畜生，他自然直冲过来，不知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谈虎集》）而今天的读者却从中不经意地感知到中华门的存在。这个弱不禁风的读书人名叫周作人，他走在已向公众开放的皇家广场上。这一天，距离五四运动刚好两个月。 中华门就是大明门，是皇城正门天安门的外门，又称“皇城第一门”，永乐时期营造。南向五楹正中三阙，单檐歇山，飞檐重脊黄琉璃瓦顶；有左右石狮、下马碑立于大门南侧。在清代又叫大清门。民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当局在换大清门匾额时，打算将匾额翻转过去，并在背后刻上“中华门”三个字。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换匾人取下匾额后，发现它背后居然刻有“大明门”三个字，说明同样的办法已被清人使用一次。我们会在想象中看到换匾人狡黠的暗笑。他意识到自己在重复三百年前某个人的动作，这种暗笑中包含着跨越三百年的某种默契。而王朝的兴废，以及与其伴随的血腥搏斗，也在暗笑中被轻松解构。 岁月变换着大地上的景物。除天安门外，皇城的另外三门，即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连同皇家广场上的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大明门早已无存。一百年时间，已是沧海桑田。连皇城的城墙，都消失无踪。 人们喜欢把北京人称作“皇城根下的子民”。这个称谓随着皇城的消逝而瓦解。甚至作为地名而保留下来的“皇城根”三个字，也被改为“黄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