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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指示或说什么的，工作上的事都由秘书和秘书长转达过去。我这样直接与他对话，应该是重要的急办的事情。我告诉他，郊区政府有个北郊乡，北郊乡有个耿家村，耿家村有个叫耿直的退伍军人。然后问他，这地址人名都记下了吗？记下了复诵一下，我要验证一下。好，记得正确。耿直原先在村里当会计，因为抵制村支书的腐败，被免职了，理由是耿直有精神病，接下来耿直又遭打击迫害，扣发了他家的军属优抚款，收回了已批准给他的宅基地。我看耿直没有患精神病，只是长期遭受压制迫害，使他的身心遭受到严重摧残，你要亲自过问一下这事，要亲自过问，听清楚了吗？好。我的意见是，原则上如数补发耿直家的军属优抚款，念其五个年头的上访，家中已一贫如洗，可将其破例列为特困户予以救助，按规定发给救助款。如果生活还有困难，可指令乡政府对其家庭给予适当救济。关于宅基地问题，既然已经批准耿直的建宅用地，原则上应落实此事，村干部不能滥用职权，出尔反尔……在处理解决耿直的问题时掌握一个原则：即就高不就低、就宽不就严、宜粗不宜细，做到情、理、法相结合。无论发生什么争论，以解决问题为最终目的。区长那里马上说是是是……
我把事情说得够明白了，可能遇到的消极力量也都估计到了，连清除障碍阻力的指导思想都交代了，才放下电话。我知道，要办成这件事，落实这件事，并非像事情本身那么简单。
既然这架机器能把一件简单的易做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难办起来，这架机器就不会顺顺当当地改变它的谬误……也正是有了这种预见和估计，我才道出最后那几句本不该现在就说的话。也是我太了解这架机器的特性了，所以我没有用正常官员的那种游戏规则：顺手将耿直送来的上访材料批示给信访局，写上请信访局调查处理。若如此做去，这种上访不进入云雾缭绕、迷尘充斥的大循环途径里才叫怪呢！
二十九 一个上访户的自杀与一个大老板的逃匿
尽管我对耿直这个上访户已经关心备至了，作为一个市长，我打破了习惯的工作程序，亲自指示郊区政府的区长解决耿直的问题，这的确是逾越常规了。
对这类事情，按照正常程序，市长是不会一竿子插到底的。充其量他只要说句话、批个字，下边的人就应该照着他的指示办。想一想，也是这个道理。一市之长，直接插手处理一起普通农民的上访问题，问题还能解决不了吗？可是，我已把工作做到这种地步，心里还是不踏实。这两天总是觉得耿直的事不会那么顺畅，倘若能顺畅的话，这种并不复杂也不疑难的事怎么会拖延五年？说不准是怎么回事，我有点疑神疑鬼起来，甚至推理，耿直那个村的支书，那个乡的头头，是不会有诚意去解决耿直的问题，因为耿直的问题就是他们制造的，他们能顺理成章地听从上边领导的指示吗？照此推理，他们还要耍什么手腕吗？耿直会因此遭遇不测吗？这种奇思怪想，并非我过于敏感，因为我知道，眼下有一些村一级的头头脑脑，办事确实没有规矩，有时连一般的游戏规则都不顾忌的。
想到这里，我把秘书赵镔叫来，吩咐他下到郊区落实耿直的问题，并再三叮嘱，一定拉住郊区领导一道，下到耿直所在的耿家村，先去安抚好耿直一家，叫他们吃下定心丸，再把村支书、村委主任叫到一块，现场办公，当场落实敲定解决办法和措施。之后，我指示司机，开我的专车，带秘书直奔目的地。
对耿直的事，并非我担心过多，我的确怕出现万一。特别是那天见到耿直的情景，他那忧郁悲恸、沉重惆怅的精神状态，可以断定，他的心理已经很不健康了，甚至已患上严重的心理病症，这种病人随时会因为外来的刺激，导致不可预测的灾患。对这种事，经验告诉我，要做到“预防为主、救治为辅”。
傍晚，赵镔在电话里汇报了一个让我的吃惊的情况。他与郊区区长一道，去耿直家时，耿直的父亲见到他们就跪地求他们赶快救救孩子耿直，说这些天他不吃不喝，嘴里反复地念叨“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的话，当爹的咋劝，也不中。
赵镔一行闻讯，立即闯进耿直的那间小屋，此刻，耿直右手拿着一个瓶子，正往张开的嘴中放去，赵镔一看，情知不好，也是他眼明手快，飞起一拳，将那瓶子打落在地，方知他欲要吞下的是一瓶叫“1059”的烈性农药。就在房子里唯一的家具——一张硬板床上，放着他咬破手指，用血写下的遗书。
耿直真是不想活了，但是，他没有死，他得救了。经过反复地了解，赵镔终于弄清了耿直何以自杀的缘由：
郊区政府指示北郊乡落实解决耿直的合理要求之时，消息走到耿家村，村里就滋生出一种伤害耿直父子的流言蜚语。说耿直太胆大了，敢到上边告村支书，就是官司赢了，以后的日子也甭打算好过，谁不知县官不如现管的道理。
耿直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听到这话就担惊害怕坐卧不安了，他劝儿子离家出走，省得日后遭支书暗算。他知道自家根本不是支书的对手，那个土皇帝是啥事都下得手的。自己这条老命已活够了，孩子还年轻啊，千万不能叫他遭到支书的报复。这时的耿直陷进了精神分裂的痛苦境地，也是长时间遭受压抑，特别是四处碰壁的五年寒暑的上访生涯，已使先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绝望了，终于产生了死的念头……
闻悉耿直自杀未遂的消息，心情很是沉重，没有想到，前几天与他的第一次见面，险些成了最后的一次见面。我默默地责怪他的脆弱和退却，接下来又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一个“赤手空拳”、一无所有的年轻人五年的辛酸苦楚上访史，使他确实觉得生活太累、太难、太煎熬啦。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奔波上访，徒劳无效的挣扎，真不如一死了之。唉，想活的人怎能理解想死的人，想死的人岂不想活？耿直是真的到了活不如死的地步吗？我不知道。但是，我以为他不应该死，他有活下去的理由。他之所以想自杀，是被逼出来的啊！我问赵镔，他的遗书写的是什么内容？
赵镔告诉我，他的遗言只有九个大字：
我活够了，我不想活了。
这九个大字里，找不到我企望的信息。我拿起电话，想批评训斥那个郊区人民政府的区长，可是，又释手了。怨他没有操作好吗？人毕竟没死，也许根本不能怨他。我想逮住那个乡长，把他从头到脚撸一顿。还有那个村支书，早就该将他清除出基层政权。可是，我有那个权威吗？我问自己，我怎么没有？堂堂的市长，拿掉个把村官，还不是一碟小菜。可是，我有那精力吗？不是没有权威，是任务太重，一旦真的弄起这种“工程”，我肯定陷入不堪重负的尴尬状态。
耿直倘若真的这样去死，可谓死得轻如鸿毛，分明是被逼死的，却没有人为其承担责任。
我指示部下，处理好耿直的事宜和他父亲的晚年生活。儿子五年上访已耗尽微薄的家产，倘若政府能早一点重视耿直的问题，岂能使他沦落到这种地步。万幸的是，耿直没有死，耿直还有明天。
这时候，我似乎失去了先前的那种激情，只剩下冷峻和干枯的理智了。是这种理智，指示着我萌生一种想法，我想暂时躲避一下没完没了的烦心干扰，以使翻腾不息又纷乱无章的情绪平静下来。去哪里作这种心态的调整和小憩呢？沿海的地方有大连、青岛、威海、连云港、宁波、厦门……唉，这些城市我都去过，眼下它们对我已没了什么诱惑。那就选一个别样风情的地方，要么就到新疆、内蒙或者黑龙江与俄罗斯毗邻的地方。至于以什么名义去，这太好办了，对一个市长，他能不眨眼地一下子说出十个名堂，把他的出走包装得冠冕堂皇，入情入理……
正在这时，一桩使我惊诧的新闻来了，合达贲失踪了！有人说是逃跑了！随之，反映到我面前的信息是：
前三四天，合达贲指示迪奥德公司往南方一家贸易公司打去上千万元的购料款。一天过后，又为他迪奥德公司上上下下的员工发放了数目惊人的奖金，从那天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合达贲了。开始，他身边的人没有想到合总经理会一去不复返。可是，有几种疑点使他们不能不下这样的结论。一是合达贲的手机突然关机。平时他的手机是不关机的。合达贲有三个手机号，其中一个是专对内部人的，从不关机。可是，如今这个号也打不通。二是他的老婆孩子早就移居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前些时他的父母又双双飞走了。还有，大家都认为是合达贲的小情妇的会计，自给迪奥德公司的员工发过奖金以后，她就没再去公司，有人就怀疑，是不是跟合达贲一块跑了？
刚才还准备外出休整的念头，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有的只是一种失职的遗憾和压力。怎么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大腐败分子从自己的“家园”溜走了呢？又不是事先不知道他的问题。凡是了解合达贲的人，没人相信他是靠正当的收入维持生活的。他的衣食住行的奢侈，他的人际交往的大方，他的活动经费数额惊人，他在职工心目中的形象之卑劣龌龊，可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这么一个人，为什么不把他及早抓捕起来，至少应该看管起来，用眼下时髦的做法，叫“双规”起来。是啊，别人为这个问题纳闷，我身为市长，何以也在纳闷？
怪不得老百姓们爱说，做官的都是官官相护。但是，有许多东西老百姓并不知道。例如，有这样一种规矩，倘若拟定一名腐败分子作为反贪机关整治的对象，且不说需要具有法律效应的证据，重要的一步是得经过权威的上级部门批准。一个县级部门，它只能整治科级的腐败分子；一个地市，它的权限只能升格至县处级了；如果遇上超出权限级别的腐败嫌疑对象，那是必须报请上级权威机关审核批示的。而重点的国有企业，则另有规定。别看他们那些经理厂长之类的帽子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系列，不是规范的政府官员的级别，但是他们享受反贪政策的待遇，则比官员更高一筹，更灵活一层，更随意一码，也就更保险一成。
我得知这消息之后，马上把史正叫来。作为主管政法的领导，应该有敌情观念，尽管由于多种原因，对合达贲不能下手，但他的问题早已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特别是合达贲的父母最近飞往异国他乡，这可谓他欲出逃的信号，难道史正就没有一点预感？
史正终于来了，他说正忙于对合达贲出逃的侦破，还没顾上向我汇报。根据现在掌握的信息，合达贲出逃已成定局。
他已经不在国内。现在看来，他的出逃是预谋已久的。根据收集的信息，十天前，有一个用和平的姓名的身份证预订了飞往泰国曼谷的机票，起飞时间是四天前的早晨。从年龄、相貌可以初步判定，这个和平应该是合达贲。还有一张机票，比这张晚了一天，是从Q市直飞韩国汉城的，那个身份证的名字叫平和。看来合达贲是祈祷和和平平、平平和和地度过后半生了。你看，连起的假名字都蕴含着平和无事的意思啊。还有一种可能，是合达贲根本就没有乘飞机出逃，而是选择从云南或广西出境，到缅甸或越南，然后从那里飞往他要去的地方，这种判断也是有根据的。被公众公认的合达贲的情妇之一、迪奥德的女会计不见了，据她的姐姐讲，妹妹曾说过要去云南和广西旅游，到那里再顺便游游缅甸和越南，那是一条旅游线。另外，自行车公司先前在缅甸的仰光和越南的河内就设有产品销售公司，那也是公司在第三世界开设的窗口，合达贲平时就爱在这类地方转悠巡视，包括香港、澳门。这些地方他都很熟悉，分析起来，从这里出境更安全一些，不容易引起官方的注意。
我问史正是否也可能从香港、澳门出境？
史正说，那种可能性不大，毕竟香港、澳门的海关比较正规，检查出境人员十分严格。分析合达贲的心理，这次出境，应当是有去无回的了，他会把几种出境途径加以比较，权衡利弊，最后选择万无一失的通道。像缅甸和越南，与中国接壤的地带，不少地方有民间的贸易集市，根本不用办出境证，就可以越境出去。那边境一带，两国早就通婚联姻，成了亲戚，相互走动探望已成家常便饭。据说合达贲对那一带的地方和民俗很熟，也不排除在那个地带他交有朋友。合达贲这人办事很动脑子，也很有心计。虽然在经营企业方面很失败，但是失败的原因是他把能力全用在谋私上了，而他谋了私，就把这私利的一部分奉献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