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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的。这些矛盾可以向作品去诉说，可以提出来让读者警觉。您问我在这儿有什么
感想，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现在唯一的感想是希望雨下得小一点，不要让大家淋
雨。（掌声）
听众：我是湖南师大新闻系学生，请您谈一谈对大陆文化界的整体印象如何？
答：其实当年离开大陆，是从厦门到香港去，那时候我是厦门大学二年级的学
生，已经有21岁了。在那个时候我已经读过很多新文学的作品，比如说在散文这一
方面，从早年的朱自清一直读到后来的40年代的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后来，
大陆开放之后，我也接触到大陆更多的作家，包括柯灵的散文，汪曾琪的、贾平凹
的散文我也读过。我希望我能够读更多大陆的作品。
听众：记得以前读过您的一篇散文是关于您三个女儿的。（余：四个）至今回
想起那篇文章，还是让人忍俊不禁，想必如今您的四位千金都已经出嫁了。（余：
没有。主持人：看来这位女读者，信息搞得不很准。）记得您曾经在文章里表示过，
您就像一棵参天大树，历经多年，培育了四颗果实，哪个小伙子想不劳而获的话，
活该他绊一跤。那么您现在对女儿们有什么期望？她们是否都在您的潜移默化之下
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答：我们有四个女儿，当时我写了一篇《我的四个假想敌》，是在我想像之中，
有四个坏男生会做地下工作，成功了之后，竟然把我们①的女儿给抢走了。我想天
下做父亲的都有这种隐忧。不过，其实是虚惊一场。只有两个结婚，所以只出现了
两个假想敌。所以我女儿的结婚率是50％。现在在台湾——我不知道在大陆怎么样？
——独立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她们经济上能独立，知识上非常丰富，结婚不是她们
唯一的归宿，所以，迟婚的现象非常普遍。我当然尊重她们自己的选择。其实我后
来又写过一篇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是写于20年前，那时我的几个女儿都是十
几岁。我前几年又写了一篇，也还是写那四个女儿，叫做《日不落家》。日，不落
家。这个题目很怪，因为那个时候香港快要归还祖国了。香港曾被（英国占领）。
英国曾经叫做日不落国，因为它是个大帝国，当然，（现在）英国已经不是日不落
国了。可是我的家呢，我的四个女儿呢，那一年在世界各地，在美泌怖两个，在欧
洲有两个，所以我的家就变成了日不落家。我写了第二篇写女儿的文章，那里面父
亲也老了，女儿也大了，所以我有点感伤，充满了沧桑之感，跟以前的那篇散文
《我的四个假想敌》比起来，前面的一篇比较幽默、自嘲，后面的一篇就有一点沧
桑之感了。这篇文章叫《日不落家》。您有兴趣追踪的话，不妨去找来看看。
①因为余光中先生的夫人范我存女士在场，所以提到女儿时，用“我们”。
网友：记得余先生在多年以前曾经说过，最具震撼力的艺术是摇滚乐和电影这
两种形式，当时这使我感到很诧异，印象特别深，那么该怎么理解先生的这种说法？
我们注意到在今天电视和网络已经构成城市文化的一个绝对的主流，余先生对此又
怎么看？
答：说摇滚乐与电影是最能够震撼人的艺术，我说这句话，而且写在文章里面，
是好多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嬉皮的时代过去不太久，摇滚乐仍然
在美国青年一代中很有影响，我大概是一个比较晚的中年人，还在听摇滚乐。其实
后来我写《乡愁四韵》跟《民歌》，也都是受了在美国听美国的民歌或者摇滚乐的
一点影响。在当时我觉得摇滚乐不但节奏很强烈。当然摇滚乐分好多种，有一部分
是从美国的西部民谣或者黑人的铃歌慢慢发展而来，加上现代的各种因素。像Beet
les的一些歌曲，、并不仅仅是热烈的节奏，热闹的音乐而已，这里面还很有思想性，
对于现代的很多的问题都提出来了，可以进行讨论，就像崔健的，或者台湾的罗大
佑这样。所以对青年的冲击是很大的。电影不用说，是一种综合的艺术。所以我在
美国的那几年，有点觉得写诗是比较平面的艺术，不像电影跟摇滚乐有一种强烈的、
多元的撞击。不过现在我们面临一个网络的时代，电脑的时代，很多人在网络上发
表他的作品，这个趋势愈来愈强烈，可是我自己还是在手工业的时代，我并没有上
网，当然我的作品有人拿去上网。这次来，在网络上有很多朋友，提出一些问题来
问我。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跟文字的关系变化越来越大。以前的读书人要抄书，
要写，现在拿去影印就好了。现在上网的话，声音相同的别字越来越多了，大家不
好好看这个字的结构，中国的象形文字，方块文字，它的特色已经越来越被人忽略。
然后资料越来越多，古人的记问之学，像钱钟书或者像李元洛先生——他的记忆力
这么好，现在好像电脑可以取代了。可是电脑一按，资料固然是来了，资料都到你
面前来，并不表示智慧都到你心中来了。（掌声）这还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们有最
完备的资料，可是电脑还是要靠人脑来吸收，文学还是要靠人心来创造。
听众：您好，余先生！我是一名程序员，刚才有一位朋友向您提出了一个关于
命运的问题，接下来我也想向您提一个关于命运的问题。有人说，在中国大陆现在
是一个寻找诗歌的年代，而且在中国大陆诗歌已经处在边缘的位置。读诗、写诗和
爱诗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在我国的宝岛台湾，诗歌处在什么样
的位置？它的命运又是如何呢？您作为一名诗人，觉得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是否还
需要诗歌呢？
答：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听说大陆早年因为朦胧诗的关系，诗歌曾经盛极
一时，近几年来诗歌这种门类读者比较冷落。这个情形台湾多少也有，我想可能是
世界性的一个现象。不过也不完全如此。大陆的市场大，诗集如果销得好还是不错
的。在台湾一本诗集大概是印2000册，一般诗人如果能再版就蛮高兴了。据我所知，
像英国大概有6000万人，英国的名诗人出一本诗集如果能销到3万册就是很好的，就
算是畅销了。台湾是2000万人，所以台湾销到1万册也就不错了。可是像郑愁予，像
席慕容都会销到10万册以上。我的一本《余光中诗选》也已销到四五万册。所以也
不能算读者很少。不过，一般说来，诗歌，尤其新诗的读者不能算是很多。我就思
索过这个问题，大众要不要诗？我们不要忽略了，人口之中还是有很多人在读古典
诗。不见得没有人读古典诗，中国的诗、词、曲还是有人在读。在台湾曾经有一位
记者问我，他说这都什么时代了，你还在读苏东坡的诗？我说为什么不可以读？你
知不知道你的日常用语里面都缺不了苏东坡。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会说，哎，某
人啊，我没有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这就是苏东坡的诗啦。（掌声）你说人生漂流
不定，雪泥鸿爪，那不是苏东坡教你的吗？你说这位女子啊，绝色佳人，淡妆浓抹
总相宜，这些都是苏东坡留给我们的遗产。《诗经》《楚辞》的优美的诗句都已经
进入了我们日常的成语。这就是民族的遗产。没有这些成语，没有这些名句，我们
的生活会暗淡得多。刚才有一位听众说，秋风秋雨，我马上想到秋瑾的“秋风秋雨
愁煞人”。所以王尔德说，不是艺术模仿人生，而是人生模仿艺术。（掌声）这个
话说来有一点武断，可是我们不妨想一想，我们说这个人一天到晚自我陶醉，寻求
精神胜利，我们说这个人是阿Q。没有鲁迅的阿Q，我们对这种人怎么形容呢？我们
说这位女子像林黛玉，另外一位男子优柔寡断，他是精神的懦夫，是罗亭，我们说
这个人思虑多端，不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我们说他是哈姆莱特——丹麦王子。这
些都是文学教我们如何来看人生。如果没有林黛玉，如果没有哈姆莱特，如果没有
《水浒传》的李逵，如果没有文学里面的这些角色，我们对人生的了解，对人生的
把握，就淡得多，弱得多。所以说人生模仿艺术还是有道理的。如果你看过西洋的
画，你参观过巴黎艺术馆，（以后见到别的画的时候，就会说）这简直像比加索的
画或者莫奈的画，这正是画家教我们的。是他们把眼睛借给我们看肚界。所以讲到
诗的问题，大众要不要诗呢？有一部分人在读古典诗，另外有些人在读新诗。大众
有没有诗呢？不见得没有诗。不过不一定是我们认可的诗。听流行歌的人，流行歌
曲的歌词就是他们的诗。可是那些诗应该怎么样将境界提高，歌词写得更好，歌曲
作得更好，那应该是音乐家、作家的任务。同时媒体要提倡更好的文艺，也是我们
的希望。（掌声）
听众：我是来自长沙阀门厂的一位朋友，曾经读过您的一些著作，其中有这样
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您说您是与永恒拔河。我想问您现在是否处在一个与永恒拔
河的阶段？您是否很反对写传记或者说您是否认为在有限的一生中这场拔河比赛还
没有结束呢？
答：我有一首诗，后来一本诗集用这首诗的题目为书名，叫《与永恒拔河》。
那意思就是说，任何艺术家要进行创造的话，一定是跟永恒拔河。也就是说，用有
限的生命来跟无限的永恒抗争。在有生之年，在人力范围之内，如何能够趁着这个
绳不注意的时候，或者注意力松懈的时候，能够写出一篇好作品来。所以这中间的
关系好像在拔河。中间的界线呢，人大概是往往被绳拔过去的，不过绳有时候也会
被我们拔过来。于是我们的作品就可以留传后世，我是这个意思。至于问我现在是
不是还跟永恒拔河，我相信每一位作家——在座的我相信也有不少作家，只要你在
追求艺术，只要你一天在追求美，你这一天就是跟永恒拔河。（掌声）
（答问结束）
主持人语：
朋友们，由于时间和天气的原因，我们不可能满足现场观众的每一个提问，在
这里我们表示抱歉，不管怎样，我们感谢现场观众的热情参与，也感谢余光中先生
给我们带来一顿如此丰盛的精神大餐。朋友们，今天在雨中，我们在这千年学府和
余光中先生一起来为世纪末守岁，来与永恒拔河，让我们写一段不朽永远留在“蓝
墨水的上游。”
余光中：最后我还是要谢谢岳麓书院提供这么富有历史文化意义的讲坛，尤其
要谢谢各位朋友冒着风雨来听讲的盛意、美意，我们现在其实是跟气候“拔河”。
谢谢！
余光中谈余秋雨
陈孔国 江堤 整理
正因为我们都姓余，所以引起联想。这个联想也是很自然的。就在六月间，三
个月以前香港有个国际书展，也请了“双余”去演讲。我从台湾去，余秋雨先生从
大陆去。其实早在三四年前我已经跟他认识。余秋雨先生的书《文化苦旅》在台湾
受到相当大的欢迎。最早是小说家白先勇把他介绍给台湾的读者。后来《文化苦旅》
在台湾出版，紧接着其他的几本书也陆续出版，而且余先生也到台湾去演讲。他当
然是写散文，我也写散文。不过他的出发点是用文化观察，就如他在《文化苦旅》
里面所写的，写到三峡，写到苏州。他把这些地方称为文化的现场，就是说，到了
一个有历史或者文化背景的一个风景区或者一个名城，然后引发他的联想，感想，
甚至文化的评论。他是这样的一种写法。当时我给他一封信说，你这样的写法，把
知性的材料用感性呈现出来，非常有效果。他后来的书就一个题目，比如说针对苏
东坡来写，或者针对人的某些感情，某些遭遇来写，跟早年的是不太一样。
他在《文化苦旅》里面，曾经引用过我三行诗。他写到三峡的时候引起很多联
想。他引用过舒婷的一首写神女峰的诗，也引用我《寻李白》那首诗里面的几句话。
我那几句是说，我对李白说，“酒入豪肠，三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七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开就半个盛唐”①。他引用了三句。我们的相识就从这里开始了。
①原诗是这样的：“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
一吐就半个盛唐”。
后来的见面也并不太多。我相信他的散文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