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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头接耳，唧唧喳喳。剪掉发髻拆下网，保护鲁大队长和蒋政委，保护他们率领的铁路爆炸大队。谁带头？上官盼弟高举着大剪刀，还用纤细的手指开合着大剪刀，使大剪刀变成一条饥饿的鳄鱼。唐姑娘说，想想吧，受尽了苦难的大娘大婶子们，大姑大姨们，大嫂子大姐姐们，我们妇女，受了三千年压迫，现在终于挺起了腰杆，胡秦莲，你说说看，你那个酒鬼丈夫聂半瓶，还敢不敢打你啦？面色如土的青年妇女胡秦莲抱着孩子站起来，望一眼讲台上英气勃勃的女兵唐和女兵上官，赶紧垂下头，说：不打了。唐女兵拍着巴掌道：听见了吧，妇女们，连聂半瓶都不敢打老婆了。我们妇救会是妇女的家，专为女人打抱不平。妇女们，现在这平等幸福生活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地里冒出来的吗？不是，不是，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来了爆炸大队，在大栏镇、在高密东北乡，建立了巩固的、钢打铁铸的敌后根据地，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善了人民生活，尤其是改善了妇女生活，我们不搞封建迷信，但我们要拆破一切网络，这不单是为了爆炸大队，更是为了我们自己，妇女们，剪掉发髻拆去网，统统变成‘二刀毛’吧！
“娘，你带头吧！”上官盼弟卡着剪刀对着母亲走过来。
“是啊，上官家大嫂剪成二刀毛，我们都跟着剪。”女人们齐声说。
“娘，您带个头，给女儿长长脸。”五姐说。
母亲红着脸，把脑袋伸过去，说：“剪吧，盼弟，只要能让爆炸大队好，别说剪个发髻，剪两个手指头，娘也不含糊！”
唐女兵带头鼓掌。女人们鼓掌响应。
五姐把母亲的发髻散开，一大团鬈曲的黑发从母亲的脖颈旁悬挂下来，犹如一架藤萝，好像一匹黑瀑布。母亲与墙上那个几乎赤裸着身体的名叫玛利亚的圣母有着一模一样的神情。庄严、忧愁、宁静，逆来顺受地、自觉自愿地奉献。我洗礼过的教堂里有腐败的陈旧的驴粪的味道，在大木盆里，马洛亚牧师为我和八姐施洗的往事浮现在眼前。圣母从来不遮掩自己的乳房。母亲的乳房却被一道门帘半遮半掩着。盼弟，剪吧，你还犹豫什么？母亲说。于是上官盼弟的大剪刀张开大口咬住母亲的头发，咔嚓咔嚓咔嚓，母亲的黑发落地。母亲抬起头，成了‘二刀毛’。发梢齐着耳朵垂，细长的脖颈，一览无余。突然去掉了沉甸甸的发髻的累赘，母亲的头显得轻巧灵活，失去了稳重，有些猴头猴脑，一动便显出轻俏，竟有些鸟仙模样。母亲满脸赤红。唐女兵从腰里摸出一个圆形的小镜子，让镜面对着母亲的脸，母亲不好意思地侧过脸，镜面跟踪着她的脸，她羞羞答答地看到了镜子中留着‘二刀毛’、缩小了仿佛好几倍的头，急忙背过脸去。
“美不美？”唐女兵问。
“丑死了……”母亲低声回答。
“连上官大婶都剪成了‘二刀毛’，你们还犹豫什么？”唐女兵大声说。
剪吧。那就剪吧，赶潮流吧。每逢改朝换代，头发上就要翻花样。给我剪。轮着我了。咔嚓咔嚓。惊叹声。我弯腰捡起一绺头发。地上有很多头发，黑的、黄的、粗的、细的。粗的必是又硬又黑。细的必是又软又黄。满地头发中数我母亲的头发最好。母亲的头发梢里能渗出油。
那些日子欢天喜地，比司马库搞铁桥废料展览的日子还热闹。爆炸大队里人才济济，会唱歌的，会跳舞的，会吹笛弄箫弹琴拨筝的，什么才子人都有。村里的光滑墙壁上，都用石灰水写上了大字标语。每天凌晨，便有四个少年兵爬到司马家的瞭望台上，对着阳光练习吹号。起初吹得哞哞哞像牛叫，渐渐吹得汪儿汪儿像小狗叫，最后吹得曲曲折折、起起伏伏、高低不平，成了动听的曲调。小兵们鼓着胸脯，扬着头，挺直脖子鼓起腮帮子，金黄的小号红绸的穗子，威武又漂亮。四个小号兵当中那个名叫马童的最漂亮，咕嘟着一个小嘴，腮上两个酒涡，两扇招风大耳朵。他活泼好动，嘴甜得像抹了蜂蜜。他大张旗鼓地在村里拜了二十多个干娘。那些干娘们一见了他就双乳抖动，恨不得将奶头塞到他嘴里。马童到过我家，向那班长传达什么命令。那天我正蹲在石榴树下看蚂蚁上树，他好奇地蹲下，与我一起看。他的神情比我还专注，他捏死蚂蚁的技巧比我还熟练，他还率领着我往蚂蚁窝里撤尿。我们头上是一树火焰般的石榴花，时令四月，阳春天气，天蓝蓝云洁白，成群的家燕飞来飞去，在懒洋洋的南风里。
母亲预言：像马童这样漂亮机灵的孩子，多半没有长寿，上帝给他的太多了，他已经占尽了做人的便宜，不可能再有一个寿比南山、子孙满堂的结局。果然不出母亲所料，在一个满天星斗的深夜里，大街上突然响起一个少年的高声嚎叫：鲁大队长蒋政委，求求你们饶我这一次吧……我是三代单传，俺爷爷奶奶就我这个孙子，俺爹俺娘就我这一个儿子……，毙了我，俺马家就断子绝孙了呀……孙干娘、李干娘、崔干娘，干娘们哪，都出来保我吧……崔干娘，您跟大队长有交情，替我求条命吧……马童一路哀嚎着出了村，一声清脆的枪响，万籁俱寂。这个仙子般的小号手从此消逝了。那么多干娘也没能救了他的命，他的罪名是：盗卖子弹。
第二天，大街上摆着一口朱红色的大棺材。停着一辆马车。一群士兵把棺材抬上马车。那棺材是用四寸厚的柏木做成，刷了九遍清漆、挂了九层布衬。盛水十年也不漏，“三八”式大枪的子弹也打不透，埋进地里一千年也不会腐烂。那棺材十分沉重，十几个士兵把着棺材底，由一个排长喊着号子，才战战兢兢地直起腰来。
棺材上车后，大队部一片紧张气氛，当兵的穿梭般出入，都紧绷着脸，一路小跑步。后来，来了一个骑毛驴的白胡子老头。在棺材边下了驴。老头啪啪地拍打着棺材，哇哇地哭，满脸是泪，胡子上也挂着泪珠。这是马童的爷爷，清朝时中过举人，文化水平很高。鲁大队长和蒋政委出来了，很尴尬地在老人身后站着。老人哭够了，回过头，盯着鲁和蒋。蒋说：“马老先生，您熟读经书，深明大义。我们是挥泪斩马童。”鲁跟着说：“挥泪斩马童。”老人对着鲁的脸喷出一口唾沫，道：“盗钩者贼，窃国者侯。抗日抗日，抗成一片花天酒地！”蒋政委严肃地说：“老先生，我们是真正的抗日队伍，一向治军严肃，确实有一些花天酒地的队伍，但决不是我们！”老人绕过蒋政委和鲁大队长，仰天大笑着朝前走，小毛驴儿垂头跟在他身后。拉着棺材的马车尾随着毛驴，悄悄启行。赶车的把式吆马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压抑的蝉声。
马童事件好像一场地震，动摇了爆炸大队的根基。虚假的安定幸福感破灭了，枪毙马童的枪声告诉我们，战乱年代，人的命如同蝼蚁。听起来颇似治军有方、执法如铁的马童事件，在爆炸大队内部也产生了消极作用。连日来，发生了十几起士兵醉酒、斗殴事件，住在我家的这班兵，也渐渐露出了不满情绪。姓王的班长公然说：“马童不过是个替罪羊！他一个小孩子，盗卖的那门子军火？人家爷爷是举人，家里良田千顷，骡马成群、还缺那几个小钱？依我看，他小子是死在那群浪干娘手里。怪不得老举人说，‘抗日抗日，抗得花天酒地。’”班长的牢骚是上午发的，下午，蒋政委就带着两个护兵来到我家。政委森严地说：“王木根，跟我去大队部吧。”王木根瞪着眼，看着他的战士，骂道：“哪个驴日的出卖了爷？”战士们面面相觑，脸色都灰都土，唯有哑巴孙不言傻呵呵地笑着，走到政委面前，比比划划地诉说着沙月亮抢婚之事。政委说：“孙不言，任命你为代理班长。”孙不言歪着头看着政委的嘴。政委抓过哑巴的手，摸出钢笔，在他手心里写了几个字。哑巴把手掌弯过来，呆呆地端详着。他兴奋得手舞足蹈，黄眼珠放出了光彩。王木根冷笑着说：“这样闹下去，哑巴也要开口说话。”政委对护兵挥挥手。护兵虎虎地上前，一边一个夹住了王木根。王木根大叫着：“你们推完磨就杀驴吃，忘了我爆炸铁甲列车的时候了。”政委不理睬王木根的喊叫，上前拍了拍哑巴的肩膀，哑巴受宠若惊，挺起胸脯，给政委敬了一个礼。胡同里，传来王木根的吼叫：“惹恼了老子，把地雷埋在你们炕头上！”
哑巴升任班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向我母亲要人。当时母亲正在司马库负伤后藏过身的那盘石碾子旁，为爆炸大队粉碎硫磺。距离这盘碾子一百米处，上官盼第指挥看几个妇女，用小锤子砸着破铜烂铁。距离上官盼弟她们一百米处，爆炸大队的工程师带领着学徒，鼓动着要四个壮汉才能推进拉出的大风箱，把狂风送进熔炉。在他们旁边的沙地上，埋藏着一大片地雷模具。母亲嘴上缠着毛巾，跟着拉碾的小驴团团旋转。刺鼻的硫磺味儿辣出了母亲的眼泪，熏得那头蚂蚱驴连续不断地打着喷嚏。我和司马库的儿子蹲在一丛紫荆树上，上官念弟遵照母亲的指示严格看管着我们，不许我们接近碾子。哑巴大背着汉阳造大枪，手里玩耍着那柄他家祖传的缅刀，摇摇晃晃地到了碾子旁。我们看到他拦住了驴，对着母亲举起缅刀，晃了晃，让缅刀发出铮铮的响声。母亲在驴后，手持着一把磨秃了的笤帚，定定地望着他。他对着母亲亮出了那只写着字的手掌，嘴巴里哈哈笑着。母亲对他点点头，似乎在祝贺他。接下来哑巴的脸上便变幻出许多表情。母亲不断地摇着头，似乎在否定他的什么请求。后来，哑巴挥起胳膊，对准驴头打了一拳，那头驴两条前腿一软便跪在了碾道里。母亲大声说：“畜生！不得好死的畜生！”哑巴嘴巴歪歪地笑着，像来时一样，摇摇晃晃地走了。
那边，熔炉的出铁口被长钩子捅开了，白炽的铁水泻出坩锅，溅起一簇簇美丽的火花。母亲揪着驴耳朵把毛驴拉起来。她走到紫荆树下，扯下蒙嘴的、发了黄的白毛巾，掀起衣襟，把被硫磺熏白了的奶头塞到我嘴里。我正在犹豫着是否把这又臭又辣的乳头吐出来时，母亲猛然推开我，险些拽掉我初生的门牙。我想她的乳头也一定奇痛无比，但她分明顾不上了乳头。母亲大踏步地往家跑，那条毛巾拎在她的右手里，随着她的步伐摆动。我仿佛看到那沾染着硫磺气体的奶头正急遽地摩擦着粗布衣襟，有毒的乳汁汩汩流淌，浸湿了她的衣服。母亲周身流窜着电流，她沉浸在怪异的感觉里，如果是幸福那一定是极度痛苦的幸福。母亲为什么要用如此快的速度往家奔跑？我们马上就得到了答案。
领弟！领弟呀，你在哪儿？母亲喊叫着，从正房喊到厢房。
上官吕氏从堂屋里爬出来，趴在甬路上，昂起头，像只大青蛙。她的西厢房被兵占领。西厢房里，五个士兵头顶着头趴在磨盘上，研究着一本毛边纸钉成的破书。他们抬起头来，惊讶地看我们。他们的枪挂在墙上，地雷悬挂在屋梁上，黑油油圆溜溜，宛若比骆驼还大的蜘蛛产出的卵。哑巴呢？母亲问。士兵们摇摇头。母亲冲向东厢房。那张鸟仙的图像胡乱地放在一张断腿的桌子上，画上放着半个吃剩的窝窝头和一棵叶子碧绿的羊角葱，青瓷大碗也在桌上，碗里盛着一堆白色的小骨头，难以分清是鸟骨还是兽骨。哑巴的枪挂在墙上，地雷悬挂在房梁上。
我们站在院了里。绝望地喊叫着。士兵们从厢房里跑出来，连声问着我们倒底发生了什么事。
哑巴从萝卜窖子里爬上来。他身上沾着一层黄色的土和一些白色的霉斑，脸上挂着心满意足的疲倦神情。
母亲顿足长吼：“我糊涂啊！”
在我家地道的尽头，那个陈年草垛下边，哑巴奸污了三姐上宫领弟。
我们把她从地道里拖出来，把她抬到炕上。母亲流着眼泪，用那条满是硫磺味几的毛巾，蘸着一盆水，一点一点地，仔细地擦拭着领弟的身体。母亲的眼泪落在领弟身上，落在她那只留着牙印的乳房上，她的脸上却是动人的微笑。她的眼睛里闪烁着美丽的、迷死活人的光彩。
五姐闻讯跑回来，直着眼看看三姐。她—句话也没说，跑到院子里，从腰里拔出一颗木柄手榴弹，拉开弦，扔进东厢房里。手榴弹臭火，没有响。
枪毙哑巴的地方就是枪毙马童的地方：村子南边，一个中间生长着臭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