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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转向其他作家笔下的市民人生追求，这是怎样的一个可悲的时代呀！
王朔们在冲绝了体制文化之后，却又转向了这种体制文化原先赖以
为基石、为土壤的所谓大众文化。总之，作为时代最为宝贵的知识分子
及其文化，高雅文化，始终就没有应有的一席之地。
在文学史上，曾有过类似的现象。譬如竹林七贤对于名教的反动。
嵇康在文章中写自己“性复疏懒”，以至于时常憋尿，刘伶裸逞醉酒，
阮籍的“礼岂为我辈设焉”等，对于正统文化而言，都是当时的一种痞
子文化。所不同的是，竹林七贤是以大学者而做痞子科，王朔是以本色
表演。
对于王朔所说，“我就应该是个小丑”，读者一定以为王朔是一时
失言，以后不会认账。其实，这正是王朔为自己的定位。舞台上有生旦
净丑，在文学史的舞台上，得到一个丑的角色，你以为容易吗？问题是，
这个丑所嘲弄的应该是老夫人，而不应该是张生和崔莺莺。
因此，王朔在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之后，如果不能及时转向到精英
文化阵营，势必要成为历史的反动。
对于流传甚广的“一不留神就写成《红楼梦》”，王朔向我解释说，
大都是误解。我的本意是不要不小心写成《红楼梦》，那就迷失自我了。
我以自身的经历与王朔交流了自己的见解，希望能对于他的关于知
识及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有所影响。几天后王朔给我来电话，说他这几
天都在琢磨我的话，几乎让我说服，但他现在还是坚持，不能迷失自我。
王朔的话，使我看到他的内心深处，实际上是很矛盾的，是明知道
自己的迷失，为了“独一个”而勉强的一种坚持。
那位打来电话的高工表示，希望像是尼克松访华一样，由王朔划上
一个圆圈，如果谁能对他完成这个转变，将是功德无量的。
不知王朔以为然否？
王蒙：不写性
在北戴河海滨采访王蒙，历时两个小时。王先生处于极好的状态，
思维敏捷，条理清晰，话题一打开，就像是打开开关，壶中的水汩汩地
涌出。他的讲话速度使你觉得正合适，不用打断他的讲话，只静静地记
录就是了。话题的范围很宽，后来发表的时候，由于版面所限，其实只
是前半部分的谈话记录。
我一直把王蒙看作是当代文坛的主帅，这是由他的创作实绩、他的
思想深度以及学识的广博等各个方面综合起来得到的印象。
但我也觉得王蒙尚未完全发挥出来，没发挥出来什么，一时还说不
清楚，只是隐隐的感觉。
当你读《坚硬的稀粥》之类的调侃式的作品，你会觉得它的内涵非
常丰富，它的笔法异常地灵活，你几乎就会觉得，这样的或者这种样式
的作品就是某种臻于完美的艺术。但当你读王蒙披于报端的一些小文
章，随意写来，让你叹为观止，你就会觉得王蒙的小说还没有完全发挥
出来。
王蒙的文学作品，离《红楼梦》式的经典传世之作，差着什么，这
是批评家们应该研究的课题。以我之见，在于种种的束缚。这种束缚，
有来自社会的，也有来自家族的，来自自身经历、身份、地位等等方面
的。
譬如王蒙告诉笔者说他不写性，说这一点来自家族、家教。
笔者认为，不论是羞于写性，还是耻于写性，对于一位小说家来说，
都不能不说是一个局限。因为，人如果离开了性，就难以成为完整的人
性。王蒙的“季节系列”，如果说距离经典之作还有什么差距，愚以为
就在于缺乏对于人性的深入揭示。
中国文坛印象
对于这个世界我有许多的话要说，但又很难说清。“剪不断，理还
乱，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远远地看去，中国文坛似乎像是一个繁华
的都市，车水马龙，不乏喧闹，每年几百部的长篇小说问世，产量不能
说不丰硕。但你细细地想要寻找几部经典，却又“草色遥看近却无”了。
不仅如此，你会有一种压抑感，一种阴霾之下的重压感。
而这一切，又都似乎不是作家的问题。就我个人作为记者来说，与
作家们的关系也大都很好，对于每个作家也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我为
什么会产生一种对于文坛总体的不满？说不清楚。
简要言之，我不满意于文坛的低俗，而要提倡高雅；不满于文坛的
千人一面，而要张扬个性。
不仅文坛如此，如果你走进一家报社，你就会听到老总在训话，要
贴近百姓，要让百姓喜闻乐见。还在嫌自家的报纸不够俗。俗俗俗！我
已经听腻了这个词。思想家、文学家、记者都在争宠于俗，而大众偏偏
不买账，出版物的发行量每况愈下。买的人越少，精神产品就越俗，反
之亦然，越俗越没有人买。
试想，一本书、一张报纸如果没有文化底蕴、没有思想价值，没有
审美意义，只有无聊噱头，影星歌星，它还有购买的价值吗？它能受宠
一时，但终究会失去市场。
追俗、媚俗的大潮，不仅会使文化市场日趋萎靡，而且，将会使中
国最终失去真正意义的文化。
俗的意义有两种，一是通俗，一是低俗。通俗是一种风格，不等于
没有文化，没有思想，因此，笔者并不反对通俗，而是反对低俗、恶俗。
低俗的魔鬼究竟从何而来？我以为有两个源头。
一个是近几十年以来，围绕所谓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
级政治服务”的口号而产生的潮流，它的极点就是文化革命。
文化革命实际上是就是革文化的命，也是革高雅的命。人类文化原
有的次序被颠倒了：泥腿子上讲台，泥腿子科学家，泥腿子作家，赤脚
医生，成了当时的时髦；而真正的文学家、科学家、教授、学者，却被
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与这种黑白颠倒的社会现象相一致，也就出现了
以样板戏为代表的“工农兵文艺”。文革之后，这种文化现象并没有随
着政治的变革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继续影响着整
个时代的审美取向。因为历史的车轮总会有一种惯性。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应该把这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回来，使这
种错位的文化现象，恢复它应有的位置，使高贵者高贵，使低贱者低贱，
使高雅者高雅，使低俗者低俗。我们创造出来的文化，是在人类几千年
文明的沃土上呼吸着时代的新鲜空气而成长出来的参天大树，使文化产
品蕴含着人类思想的光辉，给予人启迪、力量与知识，从而具有永恒的
艺术魅力。
与这个问题相关，就要探讨“文学艺术的本质是什么”这一根本性
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不同的认识阶段。以中国文学史为例，
大致走过了这样的一个历程：首先是先秦时期儒家的“诗言志”，认为
文学艺术是政治教化的工具；汉魏六朝以来，出现了另一条线索，那就
是所谓的“缘情派”，认为文学的本质是情感，如曹丕的“诗赋欲丽”，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再到唐代的时候，白居易、韩愈又都主张“美
刺”、“文艺载道”，似乎又回到了“言志”的道路。其实，白、韩以
及后来的欧、苏等文学家都并没有抛弃文学的审美特质，否则，他们也
就不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大家了。
本世纪以来，由于中国经历了深重的内忧外患，作为审美的文学就
被赋予了日益深重的改造社会的重负。直到文革时期，这种倾向走向了
极至。这种对于文学本质的扭曲与某些轧政治主张结合，就形成了所谓
的“工农兵文艺”。它们拥有通俗的外表，却并不被大众所喜爱。
近二十年以来，出现了对于这种远离人间烟火的高、大、全文学的
反拨。其中王朔的痞子文学功不可没。王朔的作用主要在于冲决而不是
建立。王朔的作品在骨子里是对于体制的反动，但却与原先提倡的“为
工农兵服务”暗合。也就是说，它的作品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并以之作为调侃的对象，但却为工农兵服务，取得了在以前提倡这一口
号时都没有达到的普及效果，成为新时代的柳永。这是王朔的根本性的
内在矛盾。
在王朔所开辟的这片非体制文化的土壤里，立即吸引了一个时代的
作家的积极参与，譬如刘震云笔下的小人物，王安忆笔下的小市民，池
莉笔下的都市风情，都是如此。他们引导了以平庸为美的审美思潮。他
们的历史功迹不可埋没，但同时他们也为俗文化思潮推波助澜了。以致
于形成高雅文化的满目萧然，以至于像徐坤那样的学者型作家笔下的人
物，也无可选择地走向了乱伦，而知识分子形象也只能是一副丑恶的嘴
脸。她不得不在高雅与低俗之间屈从于后者。
按照美学大师宗白华的说法，境界有六种，其中功利的境界、政治
的境界是最原始的、最低档次的境界，只有审美，才是最高的境界。而
我们的这个时代，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受着功利的影响，势必引导文
学走向低俗。我在写《恍若隔世》的时候，其中一个主旨就是要不仅写
出那个时代的史实，而且要使这本书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所以我在书
中常有一些景物的描写，也插穿了大量的诗歌。有的读者对我说，每当
遇到诗歌和景物描写的时候，就要跳过去，他急着要看情节。这使我感
到很悲哀。
形成文坛的低俗化倾向的另一个原因是来源于市场经济与商品大
潮，这是不言而喻的。快餐文化是这种潮流的产物。
在传统的功利主义与新生的商品大潮的新功利主义两种思潮的夹击
下，文学作品焉能不走向低俗？
文坛沉闷的另一个特征，是千人一面、缺乏个性的问题。这一点也
完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有的年轻人以为文化革命是无法无天，是
一个极有个性的时代，这是对历史的极大误解。事实上，当时每个人只
能按照规定的轨道“无法无天”，甚至要“狠斗私心一闪念”。这种社
会现象，极大地制约了文学艺术的浪漫驰骋和个性发挥。
就整个社会而言，作家、艺术家仍然是最有个性的阶层，但由于整
个社会的缺乏个性，不能不从整体上制约他们个性的张扬以及个性的质
量。
说到这里，我就又有点想念王朔，他对于自己的一些观念的坚持，
其实就是要坚守自己的个性，遗憾的是对于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错误
的坚持。他没有注意到时代不仅呼唤个性，而且势必要呼唤高雅，这是
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
但是，也正如古人说的那句话：“人无疵不可交。”现在应该呼唤
张扬个性，表现自我。即使看着满是缺点的痞子，也比一个道貌岸然的
完人可爱。因为他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文学作品也
是如此。
话题文章
触摸往事，把种种的人生经历变成财富
——追踪98 知青文学热
1968 年，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写下了是年史册
醒目的标题。如今，这一代人已经成为支撑共和国大厦的中间力量。上
山下乡的经历，成为他们宝贵的、值得回顾的生活经历，也成为下一代
人极感兴趣的、极渴望了解的充满神秘色彩的一块浪漫的土地。今年正
是30 周年，触发了一股知识青年“触摸往事”的思潮，出版界也出现了
知青文学热。当然，对“知青”这一段特殊的历史应该怎样评价，对这
一题材是否应该表现以及应该怎样表现，还是见仁见智，颇有争议。
在丰台体育馆图书订货会拥挤的人流中，记者采访了几家出版社。
吉林人民出版社社长周殿富：我们将推出《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
书》，包括陈建功、肖复兴、赵丽宏、叶辛、贾平凹、韩少功、高洪波
等的作品。不要虚构的小说，小说作为伤痕文学已经过去了，现在大家
感兴趣的是真实的这段历史。一个刚回过乡的知青对我说：“有了这段
经历，人生再有什么坎坷都可以应付得了。”并且对下一代表示忧虑，
希望好好出版一些这方面的书，让下一代好好看看。这是普遍心理。所
以，这套书就特别受欢迎，这次订货会到今天，每种都已经超过了一万
多册，还有很多书商找来要合作。
看来，知青题材今年热销，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本《知青老
照片》开机就印了30 万册，截止记者采访的2 月10 日，已经订出了3
万册，另有3 千册现货已经卖光。但老总们并不把出版知青题材的书仅
仅盯在“钱”上，该社总编辑薛炎文说：出版知青题材的书，是要表现
知青这一代的精神。《上海文艺》前时期刊登了刘醒龙的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