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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覆辙的危险。现在的年轻人不但对反右不理解，就是对文革也莫名其
妙，不愿意讲过去，就是不愿意正视教训。
李国文：重读经典
我很少读畅销书，最近只是重读经典。今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一套简
体横排的《二十四史》相当不错。原来出版的《二十四史》共有二十大
本，要占半个房间，由于住房小一直没买。今年出版的是精致的缩印本，
原来8 页现在变成了1 页，用的是5 号字，读起来也不费力。
并不是我骄傲不读现代作家的书，而是这些书越写越水，没有什么
文化味。对于现代作家来说，文化的积累，知识的积累，技巧的积累是
很重要的。中国的事都是与它的历史相关的，不读古典的史书，不涉猎
丰富的汉文化，就无法真正了解当代中国发生的一切。有的当代作家仅
仅研读外国某一作家的作品，模仿其风格，然而作品毕竟是写中国的事，
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又怎么能写好呢？作家只有学贯中西，方能写出真
正的好作品。
林宋瑜：我看到一面镜子
1998 年的中国出版界和读书界，仿佛一壶烧开了的水，卟卟卟卟地
喧腾着，标志着俄罗斯自由知识分子文化复兴运动的一个世纪前的“白
银时代”成为中国讨论精神的人们的热点。我听到关于受难的心灵，忧
郁的灵魂，以及如何获救的问题作为“白银时代”的文化与文学的基本
主题被反复阐释和演绎，讨论在一个平面上呈现杂陈的色彩，生活中的
事实却真正令人沮丧地流淌着灰色的受污染的河水。“白银时代”是以
爱伦堡、帕斯捷尔纳克、肖斯塔科维奇、别雷、布尔加科夫等等名字组
成的，这是一群看来多么不切实际的人们，执着于理想，也执着于思索
本身，像是濒危的最后生物，赫然入目地遗世独立，作为时代的精神标
本。
我们可以说是在激情消失的时代遐想激情。在澄清知识分子身份，
谈论“在场”于“缺席”，像打捞沉船般地打捞新儒学、旧国学，并以
开放的姿态迎接后现代、结构和解构，我们热闹的话语依然在灰暗地流
淌。爱默生早就划分“以思想为职业的人”和“思想着的人”两大类别，
现在，我的角度正好让我观看“以思想为职业的人”，如何技巧地操作
“思想着的人”遗落的材料。
“白银时代”中的《见证》（肖斯塔科维奇）、《人·岁月·生活》
（爱伦堡）、《追寻》（帕斯捷尔纳克）等等，阅读把我们逼向人本身：
人的位置和人的尊严。精神不是思想者的产物，而是心灵作为人类真正
的眼睛永远寻找的一簇野地灯火。只有永不放弃，灵魂才有可能是活着
的有价值的存在下来。这是一群百年前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他们的记述
布满琐屑的物质事实，却如此撼动百年后中国以读书为职业的阶层。我
看到一面镜子，一面虽以蒙尘却未变形的镜子，映照我们苍白的缺乏生
动表情的面孔。
这些感受，我已经在《精神究竟什么颜色》（载《文学自由谈》
1998。6。）一文中表述，可以参见。
刘心武：是建立体系的时候了
对于1998 年的好书我只能说出一套，就是《周汝昌红学精品集》，
这是周先生一生红学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它包括6 册：《红楼梦新证》
《曹雪芹小传》《红楼梦真貌》《红楼访真》《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
楼梦的真故事》。该书出版的意义在于它成体系，过去以经为纲，人文
的生态环境容不得个人的观点，做学问很难建立个人的体系。现在环境
宽松多了，是建立体系的时候了。如今学术界流行一句话：建立体系才
是硬道理。零敲碎打是不行的。
《红楼梦新证》于50 年代初出版，当时影响很大。这本书开辟了曹
学，毛泽东也曾肯定过这本书的研究成果。
《曹雪芹小传》是曹学的一部分，研究曹雪芹的家世，可以更好地
理解《红楼梦》。
《红楼梦真貌》研究的是版本学。讨论各种版本之间的差异，何种
版本更接近真实的《红楼梦》。
《红楼访真》研究的是大观园学。探讨大观园到底在哪里，结论是
恭王府是大观园的蓝本。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是文本研究，研究文本的内涵，这是最重要
的。
《红楼梦的真故事》研究的是探佚学。书中指出后40 回显然与前80
回的艺术境界相差很远，有些事实也对不上号。80 回后应有28 回，并列
出“有情榜”，共有108 人，分9 等，每等12 人，除了原著中的金陵十
二钗，还有补全的副十二钗。书中还认为林黛玉应为沉湖而死，贾宝玉
应与史湘云结为夫妻。
该书不但红学研究者要读，普通读者也不妨读读，因为它有一定的
趣味性。
丛维熙：中国文坛现状是多元化并存
1998 文坛一大热点是对历史反思的书，由于其说真话，吐真情而受
到欢迎。这类书的出版是历史的必然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的
一种进步。中国文坛现状是多元化并存，各种作品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与
依据。
刘震云的新作《故乡面与花朵》翻看了一部分，感觉正是作者有甘
于6 年寂寞的精神，才有了这“花朵”。我认为作者写作该书调动了生
活的全部积蓄，各种艺术手段并用，是一本好书。
邵燕祥：推荐的只有《朱正文集》，《从百家争鸣到二家争鸣》
今年实在没读什么新书，要说可以推荐的只有《朱正文集》，《从
百家争鸣到二家争鸣》。
伍立杨（人民日报主任记者）：当代作家的书大部分急功近利
我不喜欢当代作家的书，这些书大部分急功近利，不能给人以享乐，
不能给人以启迪。我喜欢读民国时期的书，民国短短38 年，却出现很多
名人、大家，其成就远远超过当代。
别人送我很多畅销书，我都转送别人了，觉得没意思。《世界文明
史》算是比较好了，但还是不精炼，过于细枝末节，没法看。
王文元（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远远没能做到
我认为余洁的《铁屋中的呐喊》不错，文笔清新，表达了作者真实
的思想，这就很难得，开辟了文坛一代新风，对文坛的老调子有所改变。
李泽厚的《世纪新梦》相当不错，它包涵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
美学等多种学科。该书也是学风真实，不同于注释式、学究气的学风。
如今出版的新书越来越丰富，然而好书并不多，中国一个泱泱大国，
国民不读书是很悲哀的。有人不读当代的书是因为书不好，只好重读经
典。像《世纪新梦》这样的书就提示大家，书中还有真知真言，还要读。
我认为每个人都在读书、写书、做人。社会上只有一部分人用笔写
书，但写书的人是从周围的人汲取营养，间接地说这些人也在写书，文
明是大家创造的。写好书的能力不全在功底多深，水平多高，关健在于
有良心，有面对现实的勇气，就象在《皇帝的新装》中指出皇帝没穿衣
服的勇气。
1998 年书界相对于前几年有生气，但与80 年代中后期比起来争鸣的
气氛不浓，有点沉闷。《读书》《中华读书报》摘文章时思想不够解放，
精彩的东西没摘，平庸的反倒摘了。有几期有些鱼目混珠的文章。
后现代思想对深层学术界影响很大。它对现实的东西过于计较，而
对过去与未来不过问；不要一切权威、理念，要回归到语境，这对学术
界有一定的窒息作用。我对这种观点不赞同。
我认为1978 年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远远没能做到。文学
批评
文学批评
越不懂越仰慕
近日读报刊，有赵和琪《毕加索不是开玩笑》一文：
前不久，英国前内阁大臣格莱德文男爵公布了一份毕氏的“自
白”——1951 年，70 岁的毕加索接受意大利艺术史家帕比尼访问时
的谈话记录——毕说，他晚年的作品“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自己“不过是哗众取宠的人罢了”。猛一听，我认定大师“过谦”
了。接下去，他又说，他“是靠同代人的低能、虚荣和贪婪而获得
最大利益”。他怕别人不相信这话，又进一层说，“他们越不懂就
越仰慕我。我一个人的时候，从不敢以艺术家自居。”
毕加索晚年的作品是否“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在本文探讨
之列，甚至这段资料是否可靠，也不在本文探讨之列。本文只是以此“起
兴”，就着这个话题发发议论而已。笔者读到这段资料的直观感受，是
对当今文坛的联想：近年的诗歌小说不也是以抽象、晦涩为时尚吗？不
也是一种“越不懂越仰慕”吗？当你满怀希望地去拜读《第三代诗人诗
选》，或者各种报刊杂志，包括港台的，想知道中国第三代、第四代、
晚生代诗人以及数不清、缕不出派别头绪的诗人们，为我们的今天又创
造出了哪些艺术珍品时，当你在临睡前想得到一种审美的愉悦再酣然入
睡时，你却失望地发现，诗人们似乎竞赛着一种文字的游戏，竞赛着语
言的错位、悖拗，没有韵律、没有节奏、没有美的意境；小说家们则沉
溺于心理的漫游，全然不管读者是否能与你携手同游。譬如手头刚买的
这部《迷幻花园》，其中的作家都是我由衷喜爱的当下走红的大家，读
上几页，却真真是“迷幻”，一点也不好看。笔者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
副教授，几百年、几千年前的文学作品读得懂，却读不懂同时代人的诗
歌、小说，岂非怪事？我怀疑那些推崇者，也是一种“皇帝的新衣”。
仰瞻中国文学史，罕有大师以让人读不懂为自己的艺术特质；俯览
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之作，也没有哪一篇、哪一部以让人读不懂而流传。
诗歌领域中的李白、杜甫、苏东坡甚至屈原的作品，都是深入浅出，脍
炙人口。屈原的作品只是因为年代久远，才产生了由于语言变化而产生
的隔阂，在当时是并不难懂的。这就像做人一样，越是伟大杰出的人物，
反而越不端架子，故作高深状；越是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写出的文章越
是深入浅出。这就是所谓的“平淡而山高水深”。
中国古代历来有提倡平淡自然文风的传统，其中也曾有过几次例
外，但都以失败告终。
一次是由汉大赋为滥觞，到六朝时期形成了“俪采百句之偶，争价
一字之奇”的对于华美雕饰文风追求的风尚。（这一风尚与本文所谈的
文坛现象不完全一致，但都是平淡自然文风的对立物）受到唐人严厉的
批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成为前唐一代最高的审美风尚。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这样晓畅易懂、平淡自然的作品，就不但成为了唐诗的主流，而且进一
步奠定了华夏民族的审美文化心理。
晚唐五代以来，西昆体流行，晦涩难懂、堆砌典故、雕琢文字，成
为当时的风尚。在苏轼、苏辙兄弟参加进士考试的宋仁宗嘉佑二年，仍
然是这种奇诡文风统治着文坛。苏轼兄弟平淡自然的文章，受到主考官
欧阳修、梅尧臣的重视，欲置苏轼为第一，因疑为门生曾巩的试卷，为
避嫌抑置第二。考试结果一公布，以刘几为代表的奇诡派纷纷落榜，一
时之间群言汹汹，舆论哗然。后来，欧苏等人以他们大量成功的作品和
详备的理论，征服了文坛，彻底地扭转了这股风气。
这次交锋，使唐宋八大家的地位得到确立，而平淡自然的文风，也
进一步得到了巩固。事实证明，刘几辈的那些奇诡的文字虽然在当时流
行一时，却终究从文学史上消失了；而欧苏等人明白易懂的文字，却具
有着永久的艺术魄力。“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
语），“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轼语），宋代精英们的这些理论的
总结，也成为明清文人的审美追求。
当然，人类的文学艺术史，也确实存在着由浅入深，由具象而抽象
的艺术走向问题。这与人类自身文化知识日益丰厚、日益积累；与人类
抽象思辩能力的日益提高也不无关系。就诗史而言，苏黄之后，特别是
江西诗派的出现，已在八百多年前演示了这种文化现象；就词史而言，
词体发展到了北宋末期的周邦彦与南宋时期的姜白石也出现了由俗入
雅，由浅入深的现象。周、姜以后，如吴文英的词就更难读懂了。然而，
诗体中的江西诗派，与词体中的姜吴词派，他们在诗史、词史中的地位，
却并没有超过明白易懂的苏诗、苏词。他们的名字只有圈子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