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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总之，在这部大型作品中希望每本书既有相互的亲和力，
又各具特色。
另一个层次，更值得一提。我是有计划地写几本给小学生读的
作品，比如，已出版的《调皮的日子》，即将出版的《龙儿和大个
子叔叔》等，这一类作品，同样是幽默的风格，但更强调童心童趣，
将有一种可流传性的儿童本位、儿童精神推向极致。真正扭转儿童
认为儿童文学不好看的错觉。让他们读文学乐此不疲。
白冰说你与学生始终有密切的接触，是吗？
八十年代以来，我一直在上海少儿出版社工作，现在是《儿童
文学选刊》的主编。差不多每天都接到20 到30 封小读者的来信，
这是我随时了解孩子们当前心理状态的一个桥梁。我认为，写作并
不是记录生活，重要的是深入地理解描写对象的心理历程和审美方
式。
在彷徨寂寞中前行
——与刘恒一夕谈
第一次与刘恒通电话，是请他聊聊世界杯，刘恒抱歉地说，一定是
搞错了，他并不是球迷。但他话语谦和，出语平易，恰似他的“新写实”
小说的风格，使你很容易走进他的世界。不过，这次采访他却不容易，
先是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人接，后来好容易有一位女士接了，说给刘
恒找了个地儿写作去了，在城乡结合部，没有电话，要到二十几号才能
回来。21 日上午，记者试着拨了电话，刘恒居然在，说是昨天刮风，家
里的窗子刮坏了，回来修窗子。看来还多亏刮风，否则，就只能另访他
人了。
当晚，我们做了近两个小时的电话长谈。
开始的话题，围绕着刘恒创作道路的回顾。他说他的创作道路可以
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他是1976 年开始坐下来想写小说，所以，当全国恢
复高考的时候，他却一门心思地写小说，并且处女作发表，这使他在新
时期的初期，就跻身文坛，成为文学编辑，但也使他失去读大学的历史
机遇，这是他终生的遗憾。1977 年到1985 年，是他创作的第一个时期，
作品数量少，积极性不高，主要精力投入到编辑工作了；1985 年到1989
年，是他创作的第二个时期，如《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等都是这
个时期的作品，这个时期，在人生选择上，决意以写作小说为立身之本，
其原因大概是由于当时正是30 岁，三十而立，突然有一种失落感，要珍
惜生命，抖擞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创作；1989 年至今可以说是第三个阶
段，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彷徨感。
“当你自以为文学很重要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失望感。”他说得
有些沉重。
“而当有这种失望感、彷徨感的时候，就往往意味着要产生好的作
品，意味着审美标准的提高和对于更深层面的追求。”记者按照自己的
文学观念回答说。
“这也难说。要有自然淘汰机制。文学史上流传下来的作家作品，
都是无数次淘汰之后的结果。现在仍是马拉松，谁和什么能剩下来还不
好说。”
评论界称你的作品属于“新写实派”，你怎么看？
指责我的不多，这就比较寂寞了，是不是因为我在边缘。其实，
只有真正抓住了我的弊端的批评，才能抓住我。泛泛的话听多了就
麻木了。
我很同意，时代需要真正的文学批评。那么，你自己认为你们
的“新写实派”有什么弊端？
其实，所谓“新写实派”是把不同种类风格的作家们装在了一
个筐子里。就我自己的情况来看，我是沿着惯性写作，是一个自生
自长的小苗，没有特别明确的方向。是一种自然的生成，是下意识
地选择对于人生的看法，然后，就变成了作品。它是反映什么的，
见仁见智，我也不知道。当然，自己也在阅读，但总的来说，还是
下意识的标准在指引自己。苏轼的诗词，你什么时候去看，都有一
种东西在涌动，我就是下意识地追求这种东西。
那么，你怎样努力实现这种追求呢？
有意识地把西方的作品系统地看看，把周围的作家作品定定坐
标，起作用的仍然是手中的技术。我的观念已无可改变，但技术可
以改善。基本的技术是语言技巧，技术给你的想象力以翅膀，使你
的思想得以高飞。南美有位作家说，作家的基本文字训练应该在20
岁之前完成，从我自己的过程来看，我15 岁左右开始记日记，当时
流行《雷锋日记》，一个小孩儿写日记，就逼着你的眼睛观察，也
逼着你练习表达，同时，也是对于心灵的触摸，现在一直受用。以
后，我有一段时间喜欢看字典，看每个词条所举的几个例子，那种
渴求的愿望现在没有了，我对此感到恐惧。作家走下坡路，是从丧
失对于语言的感觉能力开始的。不停地写作，这是惟一的方法。信
息不能封闭，对好书应该特别敏感，从善如流，保持敏锐。
那么，你目前正在写作或是构思的作品是什么？
近一两年，我随时都处于构思作品之中。我的构思本子里已经
有了几十个题目，有长短篇小说，有话剧，也有诗歌，有的已有较
为详细的提纲，够我写下半辈子的了。目前我在搞剧本，不过，这
个事情我不太愿意说。
以前，我们曾经有过曹雪芹、有过鲁迅，哪怕是沈从文，时代
似乎在渴望着这样的文学巨匠。你怎样看？
一切是命运安排的，命运会安排的。
你自己有何雄心壮志？
总的来说，我对自己不满意，我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器，但我
将尽自己的努力，使它达到最好的状态。
刘恒的谦虚，使记者产生了一种忧虑，感觉目前他似乎正处于一种
创作的危机状态，一种“雪涌蓝关马不前”的蓄势状态。又通了两次电
话，才知道他的几部书稿被几家出版社争夺，由于担心开罪于出版社的
朋友，因此，不太愿意披露。其中有一部长篇，名为《秋虫》，约有30
万字；有两部介于中篇与长篇的作品，其中的《旅行家》写一个象征性
的故事，背景放在古代汉人统治的时代，主人公是个知识分子，另一部
名为《抗战地理》，是研究抗战时期的地理，当然是家乡的地理。他的
外祖父当过伪村长，又是地下党员，文革时也遭了一些罪，他回家时意
外地听到了一些有趣的故事，成为此书的基本素材。
在风格上是否有什么变化？
追求创新其实很难，但与自己不同还是可以做到的。不断地超
越自我，这是一个基本的努力方向。
你的写作方式是怎么样的？
还是比较苦的，写作时吃饭睡觉都不正规，一天也就一两千字
吧，有时也枯坐竟日。
记者在做了这次补充采访之后，悬着的心也一下子放了下来。刘恒，
虽然处于彷徨的时期，但他毕竟在彷徨与寂寞中前行了。
海，还是海
——北戴河海滨访王蒙
1998 年8 月19 日下午2 时30 分，北戴河海滨东山宾馆15 号院。
王蒙先生微笑着为记者打开了厅门，山脚下的海水，如同一幅靛蓝
的图书封面，迎目悬挂在客厅明净的窗口。
“4 点还有一个约会。”落座时他不无歉意地说。
于是采访立即开始。
今年从媒体得知先生时而出国，时而上山，现在又——“下海”（两
人同说，笑），行踪难定，请先谈谈您今年以来的行踪好吗？
元月应美国康涅狄克州三一学院邀请，作为PresidentialFellow（校长级住校学者），讲学一个学期。期间做过6 次公开演
讲，此外在休斯敦莱斯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伊阿华大学、
匹兹堡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纽约州大学和华美协进会社（当年胡
适创立的）也做了演讲。其他时间照旧写作、读书，提高自己的英
语水平。
今年5 月中旬，回京以后投入写作，7 月下旬来到北戴河，每天
上午写作。能在海边写小说，惬意。8 月初应吉林人民出版社之邀，
到长春、吉林、长白山走了一趟。现在最让我每日挂心的是抗洪，
你来时我也正在收看抗洪消息。
明天就要返京，所以这里弹尽粮绝，只能招待你喝白开水（笑）。
8 月27 日至9 月中旬，对北欧访问，这是应挪威外交部之邀。然后
也许可以安心写作，呵，不行，9 月底泉州有个华文作家会议，10
月初，在河南博爱县有个李商隐会，我都得去参加，以后，我希望
能在京过上稳定生活，安心写作。
您对出国访问有何感受？
幸运。我现在已先后访问过32 个国家和地区，能把世界作为中国的
参照系，能清楚地看到国家的成绩、力量，也有不足。能“风物长
宜放眼量”，能有个时间、空间的坐标，不能只看一时，一地，要
看到整个世界。
1993 年以来，我4 次访美，深觉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就正在
逐渐改变世界的舆论，消除偏见，在比较上也能看到差距。多到世
界走一走，对于我的写作、观念、表达思想都很有益，使我能看得
更远一点儿、更客观一点、更冷静一点儿、更宏观一点儿。
从时间上来说，对于写作虽有损失，但收获更大？
用句俗话说，不赔反赚。因为我是全天候、抗干扰的，当然可
以在家写，但也可以在旅途中写，在创作之家写，在烟台、深圳、
珠海、香港、德、美、意都可以写作，只要能坐下来，就可以忘掉
一切。在国内家中时，反而有各种会、电话、接待采访，最多时一
天接待几十个人。
您在国外演讲的主要题目是什么？
有“传统文化新的机遇”“贾宝玉的自我认同危机”“先锋文
学”“新写实主义”等，主要围绕国内文坛的近况、思潮、争论、
事件以及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的歧异等。
反响一定很热烈吧？
听众的气氛还是热烈的，在休斯敦的一个礼堂挤满了400 多听
众，这是不多见的。提问更关注于国内的改革开放以及作家的情况。
他们比较欣赏我的直言不讳、不回避与听众交锋的风格，欣赏我的
幽默和宽容。
我读到您的一些批评文章或言论，感到一种“有容乃大”的胸
襟，从王朔到“泰坦尼克”，似乎总是从好的一面加以理解。包括
“性”写得较多的作品，也不简单地看成是扫黄对象。
我本人不大写“性”，从小受家庭教育，对“性”是非礼勿言、
非礼勿视的。
《金瓶梅》我在63 岁之前读不下去，主要是心理障碍大，我不
写“性”，但别人写了，我还是要从正面理解。
是否可以这样说，应跳脱出当下时空，登高远眺，对于各种文
学现象给予应有的文学史长河的坐标。
对，特别是与自己相反的观点、手法，要思考其合理性。我喜
欢“瞎子摸象”的故事，无非是摸到了象腿，能摸到鼻子就不得了
了。
请再谈谈您个人的创作情况，特别是长篇的。
主要是季节系列。《恋爱的季节》1993 年已出版，《失恋的季
节》1995 年出版，《踌躇的季节》是1997 年问世的。现在正在写的
是第四部。
这个系列，我几乎用编年史的方式，以时间为经，人物内心活
动为纬，希望写出一代青年的心路历程。前三部分写的是50 年代初
期、1957 年反右和60 年代的政策调整时期。
有人批评说，三部长篇并未引起强烈的轰动，认为我应该写得
更好。我不指望特别轰动，对历史我是见证人。我与书斋型作家不
同，从少年卷入政治生活，我一直在“风口浪尖”，对历史有责任，
应该把自己的见闻、感受、思索写下来。
我不想谴责什么、批评什么、鞭挞什么，不想辩护什么、颂扬
什么，需要面对的是历史、是真实、是过程。历史的过程总是有其
合理性的，称颂与鞭挞都不能改变它。
价值判断交给读者，我们只能真实表现过程，其中自有向往、
批判、嘲笑。
对这一长篇系列的风格您本人怎样概括？
尖锐而不激烈。历史过程中有什么失误、惭愧，我不掩饰，当
年的豪情、牺牲也不能抹杀。不对人生、社会一笔抹杀，也不一味
高调，要成为一种真实的记录、见证。
这三部的反响尽管不特别热烈，但平均印数在两万册之上，
《失》被新闻出版署评为优秀长篇，使我更增加了信心。
您目前正在创作之中的第四部进展如何？
第四部写“文革”时期，从60 年代后期到70 年代初期。今年
写到1/4 或l/3，希望明年能完成。比起过去，写作速度是5 年前的
1/2，今后会更少些，也得服老。“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
归根到底是你们的。”（笑）让青年人多写一些。
中国文坛一直呼唤《红楼梦》式的作品问世，并对先生寄予厚
望，您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