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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查出他对我爱有多深就好了”之念。当下便向一家“爱情侦探社”下了订单，签订了委托协议，提供了未婚夫男友的照片、电话、住址等资料，并付了委托调查费1000元。爱情侦探小青遂按百份百肥皂剧情节开始她的色诱行动：“跟着他，看见他按电梯了，就跑过去，电梯里面人不多，故意站在他边上，我手里当时夹着一本书。我进去的时候看了他一眼，笑一下，然后我就转过来，故意拨弄了一下自己的长发，那本书就很戏剧性地掉在了地上，他帮我捡了，把书递给我，我就狠狠地对他笑了一下，然后说了声谢谢。他也微笑了一下，小声地说了句不用谢。”
果然，两人稍后便前往酒店开房，入房之后，入港之前，从浴室出来的宋宁发现小青不见了，和小青一道不见的，还有他的内衣，只留下一封信……
庄子曰：“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爱情侦探社”的功能，似乎正可以弥补“中国之君子”二千五百多年来的那个缺失。“知人心”者，理论上难，技术上却难也不难。与其事久而知之，不如立马以事而试之，忠奸立判，很难有错杀好人的。就男女关系而言，类似的“爱情侦探”活动其实上无处不在，最常见的成本最低者如：“如果你妈和你老婆我一起掉下河，而你只能救一个，你要救哪一个先？”好在这种道德口试通常只是用之于调情，调情一旦发生在人与他们的命运之间，结果一定是制造出更多的并非如烟的往事。也就是说，假设的道德习题陷他于假仁假义，真实的道德考验却陷我们于不仁不义。庄子之后，“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状况其实已经演变为“既明乎礼义，亦明乎知人心之陋”，愈是明乎礼义，便愈发明乎陋于知人心之耻，于是知耻近乎勇，中国之君子不但热衷于充当道德考试的评判，还兼任出题人及监考人。不管算不算“职务行为”，满腔热忱，令人想起鲁迅笔下围观行刑的群众。
“知人心”的结果，一是以其人之心而将其人树立为道德标高或宣判为道德人渣；另一，是根据对“人心”的认知来制定游戏规则。其实，所谓制度，所谓文明，无非尽最大的人事来减少接受道德考试的机会。时世造英雄，时世也造小人。就产量而言，占据压倒性多数的显然始终是后者。我能想到最大的善事，就是尽一切可能来避免这种“时世”的出现。假使不能认定为这就是尘世间最大的善，至少也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更多的考验，更多的“时世”。与其把套套放在车上，不如把丑话说在前头；与其为“先救谁”而抓狂，不如认真研究一下怎样才能将老妈老婆同时掉到水里的风险降至最低的技术问题。如果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在所难免，那也只能是天的意愿，人事的边界和人心的边界也许同样有限。人能尽的最有诚意、最本份的人事，就是不能担保人人都是佳人，最低限度也要让我们个个都作不成贼。
在前述“爱情侦探”故事的结尾，小青于完成任务后给苦主留了一封信、准确地说，是一纸公文：“请你原谅我的职务行为欺骗了你。我是爱情侦探……回到你的恋人身边吧！你们已经相恋了3年，而且元旦就将结婚。”最后这一句，让我想起另一出古代肥皂剧里的对白，当时“西门庆……便去那妇人绣花鞋儿上捏一把。那妇人便笑将起来，说道：”官人，休要啰嗦！你真个要勾搭我？‘西门庆便跪下道：“只是娘子作成小人！’”西门所为虽不完全系职务行为，但（古）人之将淫，其言也善，浑不似今人办事，全无古之人风，如“爱情侦探”者，丑话都留在后头，也就是说，西门所言甚是明白：如果“作成小人”事在必行，事前也应向当事人表示一种礼节性的道德歉意，打过招呼之后，再行“脱衣解带，无所不至”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