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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观点上不搞“区别对待”，谈话便索然无味。当然，若有个纽约客在场，至少篮球会谈得比较有趣。
既然如此，最安全、最不容易犯错误的事，就是谈谈近期《纽约客》里的话题，《纽约客》在知识份子里的作用，大概像一位无产者可以凭《国际歌》在全世界找到自己的同志那样。除此之外，围绕《纽约客》展开谈话还是双保险的——第一，其中所有话题皆经过东岸资深同行的严格把关，政治大方向基本正确，可以放心畅谈；第二，即使有政治问题，东岸的同行应负全责。《纽约客》的权威性及其做为“工具书”的“必要性”，盖在于此。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天《纽约客》改成月刊，美国知识份子的社交习惯则可能受到直接影响。就我的老朋友的个案而言，一旦回到祖国怀抱，“工具书”就可以暂时扔到一边，或者赠予我这种《纽约客》的崇拜者。
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PC虽不至于夏虫语冰，不过《经济学人》曾经郑重提醒过欧洲同行，其实美国有一座“不自由女神像”：“美国人享有的自由并不如人们想象多。法律和限制几乎无所不在，交通号志不断提醒人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停；食品标签上的说明足以满足以位科学家；阿斯匹灵的瓶盖紧到让老人家拧不开……美国的个人主义只能在限制中放纵，这都是宪法和民权法的功劳……摆在眼前的事实是，美国人打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被各种法规限制。早期的淘金辟土并非如漫画和卡通中所描述的完全不受限制，除了电影中让人崇拜的游侠，没有人是完全自由的。”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纽约客》？朱伟先生曾经这样解释：“它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消费指南、有文字特别讲究的小说、报道、专栏与幽默，不仅有思想，还有趣味与较宽的信息面。而我们好象很难把作为知识分子的高品质与消费联系起来—知识分子总是高高在上，不屑于人间烟火，于是凡宣扬自己高品质的刊物，好象总得不到大众认同。”朱伟还引用洪晃的话：“中国有那样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北京上海是纽约吗？”
我就没这幺悲观。笃于时也，到那时，思想会有的，趣味也会有的，知识分子终将被“高品质与消费联系起来”；纽约会有的，还会有曼哈顿，中央公园以及东村，而且都是中国人自己的。别说北京上海，就连广州也有机会以“三年大变样”的速度把自己弄成一个比纽约更牛的“约”。不过，届时有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纽约客》（或中国人届时需不需《纽约客》）仍是另一回事。中国知识份子也爱聚会，也爱聊，只是跟美国的知识份子相比，他们实在太不需要选择话题和寻找谈资了——我认识的“美国主流知识份子”实在不多，除了上面那位，绝大多数属于有知识、有美国身份，定居纽约，坚持以纽约“客”自居并且从来不看《纽约客》的中国同胞。受到这一限制，以上意见可能无任何参考价值，谨为各位在把酒大谈《纽约客》时提供一点谈资，虽然我们不缺。
给大熊猫看小电影
第一次听说大熊猫看小电影（又名黄色录像、歪录像或A片，以下通用“A片”），第一反应是不信，就是让我去演A片也坚决不信；第二反应是好奇，若真有其事，给熊猫看的究竟是人类演的A片还是熊猫演的A片呢？
由于给大熊猫看A片旨在抓交配促生产，所以让我着急的是：该等A片若是人类演的，千万别看欧洲的。专家指出，由于欧洲A片多以贵族，没落贵族和城市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为主角，故普遍散发着一种浓郁的文艺腔，并且略带忧郁、耽溺、慵懒及颓废的气质，文化得来矫情。男女主角，均是一付爱搞不搞的样子。激情过后，往往有一派荒凉虚无感挥之不去。拿这样的A片给大熊猫看，非但催不了情，反而加速了它们的灭亡。要看，就看美国的，傻大妞，肌肉男，热情直白，一见面就开练，一句废话没有——当然，即便是美国A片，适合熊猫审美特性的黑白版本也不太好找。
正当我急于要把上述信息通报给有关单位却又苦无联络方法的时候，忽觉自己有些犯傻，因为那些A片实在不太可能是人类演的，否则，在熊猫们看来那可真是妖精打架了，满拧。就算是，最多也就俩活人裹一身熊猫皮友情出演。最近读报，方才获悉大熊猫看A片不但真有其事，而且演那些A片的皆为熊猫。报上说，为了繁殖熊猫，激发其性欲，在川、陝等地的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会组织所有进入青春期的公、母熊猫共同观看此类“熊猫做爱”的“科教小电影”。去年6月25日，是大熊猫迪迪6岁生日，新华社当天发自成都的电讯说：“卧龙中国大熊猫繁育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没有为它举行生日派对，而是请它看了一对大熊猫‘夫妇’自然交配的录像。刚刚进入性成熟期的迪迪，隔着栏杆看得相当专注，幷不时发出‘嗷嗷的叫声”。六岁半雄熊猫丁丁与十五岁雌熊猫雪雪今年较早前在陕西珍稀野生动物抢救饲养研究中心的成功交配，今年2月13日从圣地亚哥动物园回到卧龙的“海归”大熊猫“美华”最近的成功受孕，据说也都离不开A片的作用。
大熊猫（主要是公的）性冷感，这事和“竹子开花”一样已经“众所周知”。不过也有人相信，性冷感的大熊猫主要是人工圈养的那些。专家认为，熊猫与人类大不同，凭视觉不足以唤起性冲动。除了猴子这类智商较高的动物可藉由视觉学习做爱，大部分动物还是停留在嗅觉。很多动物在发情的时候，都会散发出特定的体味，藉以吸引异性，光是看A片，是不能让熊猫们生猛起来的。关于大熊猫的食色生活，我还读到过这样一种说法：它们可以连续吃上14个小时的竹子，直到吃掉12至14公斤才肯罢休。一天24小时，光啃竹子上就啃了14个小时，加上8小时睡眠，剩2小时玩耍、发呆、吸吮手指，哪里还有闲功夫去搞男女关系呢？在卧龙研究动物行为的生物学家斯威斯古德发现，大熊猫的“光饮食不男女”很可能是强迫症的表现。他曾尝试每隔数日将一些坚不可摧的玩具放在围栏内给熊猫玩耍，此举不仅停止了它们的近似强迫症的重复行为，同时也刺激了它们的性能力。英国《新科学人杂志》报导，为期一年的实验结果显示，熊猫重复做“典型行为”的次数比试验前少了三分之一；6头雄熊猫中有4头交了配，9头雌熊猫中也有8头有了“初体验”，甚至在一周内出现罕见的“婴儿潮”，共有6头熊猫出生，创下大熊猫人工繁殖史上的新纪录。
以人类的“硬来”激大熊猫来硬的，还是把生态环境保护好，让大熊猫在那种环境里随意野合来得自然、更“硬道理”呢？这个我说不好，以上报导，亦均来自二手资料，我本人对熊猫及其性生活的认识，绝对不会超过我对Ａ片的认识水平。尽管如此，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认同“强迫症”的说法，我指的是人类在对待大熊猫特别是其性生活问题上的“强迫症”。大熊猫、即使是野外的“野大熊猫”，每年在发情期内交配两到三次，母熊猫能够受孕的时间也只数日。第奥根尼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不渴而饮、四季性交。故大熊猫的所谓“性冷感”，只是人类跟据自我认识所做之判断。相近的“强迫症思维”还包括：熊猫的繁殖力低下是因为公熊猫的那话儿太短，长不过人类的拇指——若无确切证据表明公熊猫的那话儿在一万年前比现在要长很多的话，此说的唯一作用，就是再次证明了能由此观感得出这种结论的显然是人类（男性）而不太可能是母熊猫。给大熊猫看A片，色诱大熊猫做不爱做的事，无论有效与否，思维方式上也完全是基于人类自身的性经验，虽然组织大熊猫集体收看黄色录像与闯入民宅去抓人家两口子看A片的并不是同一伙人。
“请让我来帮助你，就像帮助我们自己”——15年前，有一段我常跟唱这歌的程琳一起吃喝玩乐，追忆往事，现在特别后悔的就是当初怎么就错过了当一回“一字师”的机会：“就像帮助我们自己”其实应改做“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名片认识论
欧锦赛甫过，奥运会在即，言必称希腊，这个时髦不赶不行。话说古希腊奥林匹斯山上的特尔斐神殿里有石碑一块上刻大字一行：“人，认识你自己”。大白话勒石而记，系因多少人穷毕生之力，阅人无数，识人无数，当头来却还是发现所谓“认识你自己”原来竟是人生最大的一种奢望。
比较而言，透过介绍和自我自绍来让他人认识你自己，显然要比“自己认识自己”容易得多。在正常的社交范畴，向他人做自我介绍时所依赖的主流媒体，无疑乃名片是也。名片在中国的第二次繁荣，约与八十年代经商热同步。当年张艺谋在《老井》（1986）里演的农青孙旺泉，从干部手上接过名片，拜读一遍之后，又恭恭敬敬地双手还给了对方。音荣宛在，一晃眼，十八年之后的今天，不成想在电视广告里看到，按传统商务礼仪向对方递上名片的竟是猥琐男三名，猥琐之外，使他们沦为失败者的主要原因乃是名片，纸质名片。
战胜纸质名片的是电子名片——在以上广告情境中，向客户出示某牌子手机并将其自称为“My Business Card”之帅哥，以领先的数码设备赢得客户青睐并顺利中标，尽管我至今仍想不通手机何以能当做名片来使——例如，名片总是用来交换的，若手机也可以像名片一样交换，对方在接过此Business Card的同时也递过来他的同款手机，则交易尚称平等；若对方用以交换的乃一旧款手机，很显然，生意还没开谈，倒是先亏了一把。诚然，若能证明此种新潮的“手机名片”的交接仪式只是互相向对方出示一下，则不能不承认张艺谋确实高明超前。
微软于上月取得之“利用人体传送电力和数据的方法与仪器”专利，使电子名片的前景大放光明。基于此项技术，人类使用佩戴在身上的电子仪器，便可透过皮肤交换资料。换句话说，只要与人握手（接吻、扇嘴巴、踢屁股亦然），即可将包括名片在内的资料传输给对方。而早1996年，IBM就曾做过将数据经由人体由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的示范。在电子名片的压力之下，做为纸媒的传统名片急起直追，在材料上狠下功夫，以另一种“无纸化”刻意求变，如斯里兰卡Maximus公司以大象粪便加工制成名片。该国前总理到访白宫时，曾以此作为礼物送给布什总统——斯里兰卡的外交礼宾，从前是赠送大象，如今则改赠象粪，而象粪送给共和党，这一切都是那么的与时俱进并且妥善得体。创意环保之外，尤有电子名片所不俱备的一种奇妙功能，即迅速制造话题，缩短接过名片之后通常都会出现的那几秒钟冷场。Maximus说：“象粪纸是很好的交谈话题，把用象粪纸制作的名片送给别人，对方马上想嗅一嗅，话题就这样打开了，双方一下子就熟起来。”臭味相投，话题虽然因粪而打开，然象粪名片本身并没有任何值得一嗅之异味，非但不臭，国务卿鲍威尔收到的象粪名片还带有肉桂和香蕉的果味。
尽管如此，若回顾名片的历史，不难发现纸质名片的灭亡乃迟早之事，就算大象身上的老泥日后搓下来也能造纸做名片，似仍无济于事。名片据说也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估计除了韩国人和日本人之外，没有人愿意和我们争这个），这一结论显然不是想“纸也是中国人发明的”之当然。事实上早期的名片不用纸而是竹，故称“名刺”，听着挺像凶器（“怀刺求谒”者的心情与杀手多少有些近似吧）纸以及纸质名片的应用普及虽然使名片不再有凶器的感觉，却也正是在许多年之后杀死名片的凶手。纸质名片在重量上成功减负的同时，亦开启了名片在篇幅上无限延展的可能性。1793年8月7日，马戛尔尼在通州收到直隶总督梁肯堂差人送到船上的“一张用大红纸做的巨大名片。把它打开的话，足可把房间的墙都盖上。”大片制作，至清季朝野成风。吴趼人有段子记之：洋人名片，只一两寸大，国人的名帖则大到五六寸。官场中与洋人交涉往来的名片，则又更大，字大如拳，不知其义。某洋人狎妓海上，见妓之名片大异：“你们的名片，何以也是大字？”妓答：“如此可用来请客当请帖。”洋人叹道：“原来你们接待客人也就如同官场接待我们一样。”
老舍先生说：名片上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