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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陪同萨特一起作了3天旅行。刚开始两人之间有些拘束，很快这种拘束就融化在亲密无间的气氛之中，他们成了朋友。一路之上都是热情欢迎的人群，每天的报纸都有萨特同卡斯特罗、格瓦拉等在一起的照片。萨特还在电视上讲了一次话。从这以后，古巴的每一个人都认识萨特。无论他走到那里，都有男男女女把他拦住，向他表示敬意。而在他作电视讲话之前，他们谁都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
萨特感叹地说：“这是革命的蜜月。”没有阴谋，没有官僚，有的只是领袖和人民的直接接触，以及对未来的希望。也许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看到这个情景仍让他感到无比欣慰。萨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古巴革命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教育性，二是它没有先入为主的思想意识，它不是教条主义的。他认为诞生于古巴革命的政权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制度。回到巴黎后，萨特写了一系列关于古巴的报道文章，以《糖的风暴》为题发表在《法兰西晚报》上。
从后来萨特的回顾看，萨特对于古巴革命的支持态度并不是毫无保留的。在记录片《萨特自述》中，对话者说：“在古巴，辩证唯物主义反而导致一种革命的不可避免的官僚主义化，其组织不是扎根于人民之中。”萨特表示：“这是一个正确的论断。”
对话者问：“面对那种限制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换句话说，一种开始变味的革命──怎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一个人应该对这种境况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萨特的回答是：“我觉得，你应该尽可能支持它直到它完全变了质，哪怕要冒它后来背叛你的危险，而共产党人正是这样背叛了革命。然后你得看看事情会怎样发展：如果官僚政治真正开始掌权，你就应该像对待任何一种官僚政治那样来对待它，也就是反对它。这里没有另一条路可走。但在古巴，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至少在一开始。”
1960年，萨特在“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不服从命令的宣言”上签名。签名者共有121人，所以被称为“121人宣言”，它的主要内容是，法国士兵有权不服从命令，拒绝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它先是以传单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后来刊登在《现代》杂志8月号上，但这一期《现代》立即被查禁。在紧接着这一期之后的《现代》杂志留有两页被查禁的白纸，上面只印着这个宣言的名称。在空白纸后是这个宣言最初几批签名者的名单。萨特不是这一宣言的发起人，而是最早在上面签名的人之一。
在“121人宣言”发表之前，萨特有一个对采访者的谈话，首次表达了成为这个宣言思想基础的观点：“法国左派应该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联合起来，两者的命运是连结在一起的。民族解放阵线的胜利就是左派的胜利。”萨特因为这个谈话被当局指控为“煽动士兵不服从命令而有害于国家安全”。结果刊登这个谈话的杂志被查封，杂志主要负责人也遭监视。
8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去巴西访问。在里约热内卢大学，萨特举行记者招待会，直接对戴高乐和马尔罗作了抨击，各家报纸作了报道。以后，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每家报刊在每一期上都刊登有萨特活动的照片和详细报道，许多人赶来听他的演讲。他在大学教育中心作了演讲，是关于殖民体系问题，会场上人挤得满满的，不少人挤在阳台上、花园里听他演讲。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国家公敌”（2）
有朋友建议把萨特关于古巴的系列报道《糖的风暴》出版成书，他同意了。书印出后，为了表示对古巴的支持，他公开在新书上签名。他和波伏瓦并肩坐在一个大厅，背后摆满了刚刚印成的书。萨特签名，波伏瓦也签了一些名。萨特在演讲、文章、电台和电视上不断阐述自己对于阿尔及利亚和戴高乐的看法，还会见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巴西的代表。这一切都激起了当地法国侨民的敌视，而他们毫不掩饰这一点。
接着萨特和波伏瓦去了圣保罗。那里工业化程度比里约热内卢高，知识界更活跃。在机场，一群人举着“支持古巴，反对美国佬’的标语牌，喊着萨特和卡斯特罗的名字，这是萨特社的成员，由一些学生和几位年轻教授组成。参加记者招待会、在电视上露面、出席集会、与年轻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座谈、在书上签名、与作家们吃午饭、与画家一起参观博物馆、……萨特和波伏瓦整天忙个不停。
萨特分别就文学和殖民主义问题作了两次演讲。萨特演讲时人拥挤得满满，许多不能进来的人急得团团转。当萨特的演讲已经开始时，他们在外面失望地叫喊。突然他们突破警察的警戒线，冲了进来。在一片喝彩声中，他们在过道和墙边拥挤着，听萨特的演讲。
离圣保罗有一个小时车的阿拉卡是一个小城市，但有一所大学，邀请萨特为哲学家作一个关于辩证法的讲座和为学生讲讲殖民主义问题。在一个阶梯教室，挂着标语：“古巴万岁！萨特万岁！你讲过古巴了，现在谈谈贫民窟吧！”萨特很受学生欢迎，他们同他讨论巴西有无可能发生类似古巴的革命。这时正巧有一名法国政府代表在里约热内卢，人们为他举办了鸡尾酒会。一位巴西朋友乘着酒意，把这位贵宾拉到一旁，对他说：“你可不能代表法国，代表法国的只能是让─保尔•；萨特！”那位官员笑了笑，圆滑地说：“我们代表法国不同的方面。”里约热内卢授予萨特和波伏瓦荣誉市民的称号，市政府为此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颁发了证书。
这时在巴黎，当局加剧了对那些反对战争的知识分子的迫害。9月7日，对尚松的审判将要开始。尚松的律师希望萨特出庭作证。但萨特还有一些事情要干，不能马上赶回。他原想写封信寄去自己的证词，但时间来不及了。于是他在电话中向《现代》同事和朋友郎兹曼、佩吉口述了他的证词。电话的声音很糟糕，几乎听不清楚，萨特只能说几个要点，其余的只有靠他们去加工。9月22日，它在法庭上被宣读。萨特回巴黎后读到这个证词，觉得他们写得十分恰当，完全符合自己的意思。
在证词中，萨特明确表示，他同尚松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是一致的，他支持民族解放阵线，支持尚松的地下活动。萨特的证词被认为是向当局的挑战，许多人对他恨之入骨。对萨特的中伤和威胁铺天盖地而来，他被称为叛徒和法国之敌。《巴黎新闻》登出头条消息：“让─保尔•；萨特等100多人可能被判刑5年”。法国大使馆的人在里约热内卢散布消息说，萨特一回到巴黎就会被逮捕。
这期间郎兹曼来信告诉他们巴黎的情况：对尚松的审判已经结束；对“121人宣言”的控告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宣言上签名的人不允许在电视和广播上露面，连他们的名字也不许在任何节目里提及；包括《现代》在内的多家杂志被搜查，还有人被捕，《现代》10月号被没收；被右派鼓动的五千名退伍老兵在香榭丽舍大道游行，高呼“杀死萨特”；当局宣布，以后对煽动不服从命令的人判处1到3年徒刑。郎兹曼代表所有的朋友要求他们不要回来；要回的话，先到巴塞罗那，他们会到那里向萨特和波伏瓦通报情况。
在巴塞罗那，博斯特和普隆向他们介绍了这两个月来法国事态的发展。郎兹曼这时已被拘留，他带口信要他们不坐飞机，而坐小汽车回巴黎。如果坐飞机，人们会在机场自发举行壮观的欢迎仪式，争斗不可避免，萨特不得不回答记者的问题，警方也就可以当场拘捕他。
萨特和波伏瓦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过境时，博斯特拿出４张护照交给警察。他们估计会受到警察的粗暴对待，没想到对方还挺客气。过了一会儿，警官来了，他带着歉意说，他受命在他们过境时报告巴黎。他让部下为他们买来报纸，还送给他们几盒香烟。临走时，这位警官还请萨特在客人留言簿上签名。他劝萨特一到巴黎就与警方联系。
巴黎警方也相当客气，他们主动来到波伏瓦的公寓，对萨特和波伏瓦作口头审查。其中年轻的一位由于紧张，动作僵硬，打印供词时手被拉开了一道口子，鲜血流淌在打字键盘上。负责的警官为他们起草了供词，还作了推敲润色。最后，他安慰萨特和波伏瓦说：“请放心，你们得到的指控会是恰如其分的！”
在受审的那一天，他们得到通知说，主审官病了，审判时间推迟。新的日期到了，时间再次推迟。这次理由更荒谬：他们的档案还在检察官那里。以后干脆通知他们，不再对他们起诉了。大概当局经过权衡，觉得冒险审判一位著名作家，似乎有些得不偿失，对他们不一定有利；另外他们还想用这种手段来分裂“‘121人”。深谙政治谋略的戴高乐说：“那些知识分子，他们爱怎么搞就让他们怎么搞。……我们不要去抓伏尔泰！”在他心目中，萨特此时的影响可以与18世纪的著名作家和思想家伏尔泰相比。
为了揭穿当局的花招，萨特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大约有30名法国和外国记者聚集在波伏瓦的公寓，萨特向他们说明了自己在“121人宣言”中所起的作用，证实自己曾参加该宣言的起草和收集签名的工作；由于已经有30个签名者受到指控，萨特要求承担与他们相同的责任。
现在萨特和波伏瓦很少出门。许多法国人被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情绪所激动，视萨特为民族的叛徒、国家的公敌。即使在饭馆吃饭，他们也常常感受到许多顾客的敌意，无法同这些人坐在一起。晚上他俩就在波伏瓦的公寓里吃饭，通常是吃几片火腿，然后聊聊天，听听唱片。
1961年意大利授予萨特奥莫尼亚奖。授奖原因是萨特为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所作的贡献。萨特一向是讨厌一切评奖授勋活动的，这次他却去米兰领了奖，因为它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秘密军队组织开始用恐怖活动来对付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人。他们在公共场所引爆了几枚可塑炸弹。埃维昂市市长在家中被炸死。这些极端分子还在左翼知名人士家中安放可塑炸弹。《观察家》编辑部在一次袭击中被炸毁。萨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作了评论，他马上收到恐吓信。信中说他们要立即消灭“121人宣言”中的121人。为了防备他们对萨特的住所下手，萨特让母亲搬出住所，把她安置到一家旅馆，他自己住进波伏瓦的寓所里。1961年7月19日早晨，萨特和波伏瓦正在打点行装准备外出度假，7点半，萨特母亲打来电话：一枚可塑炸弹在波拿巴街42号萨特原来的住所爆炸，但破坏并不太严重。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国家公敌”（3）
接着萨特和波伏瓦去了罗马。萨特应弗朗兹•；法农的要求，为他的书《全世界受苦的人》作序。法农是一个黑人，一位精神分析医生，他曾取得法国国籍，有一个法国妻子，但他仍然经常感受到种族歧视。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他毅然放弃法国国籍，宣称自己是阿尔及利亚人，为它的独立而战，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关于暴力的文章曾在《现代》上发表。萨特哲学对他有很大影响，《辩证理性批判》中关于恐怖和兄弟般友谊的部分让他着迷。
这时法农也在意大利北部休养，他患了白血病，是不治之症。他要来拜访萨特和波伏瓦。波伏瓦和前一天到达的郎兹曼去机场接他。他们４人相见，一起吃午饭，谈话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波伏瓦委婉地对法农说，萨特需要睡眠。法农听了大发脾气，他对郎兹曼说：“我不喜欢人们把精力贮藏起来不用。”他俩一直聊到早上8点。法农每天只睡4个小时。他说，他要告诉萨特许许多多事情，还有许许多多事情要问。他笑着对郎兹曼说：“只要萨特能从早到晚同我聊两星期，我愿意每天出2000法郎。”
这人思路清晰，知识渊博，性情活泼，口才出众，富于幽默感。虽然他也有夸大自己过去功绩的毛病，但这与他是一个黑人、又得了白血病的遭遇分不开。他说，他是殖民地民族的一员，因此必须不断地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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