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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阿莱特在萨特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了。除了其他因素外，阿莱特有音乐特长是一个重要原因。音乐在萨特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特别是弹钢琴，这一爱好撒特保持到晚年，直到他的胳臂因病不能活动才罢手。
从有关资料看，波伏瓦也能够弹一点钢琴，但水平不高，因此不能经常与萨特一起合奏。她和萨特经常进行的音乐活动是在一起听唱片。而阿莱特能够弹一手好钢琴，还吹得一口好笛子，歌也唱得不错。因此，萨特很喜欢坐在钢琴旁为她伴奏，或者同她进行二重奏和二重唱。在从事这样的活动时，应该是萨特一天最为放松的时候，也是心情最为舒畅的时候。大概其他的女性都不能取代阿莱特在萨特生活中的这种作用。
1965年1月底，萨特正式申请收养阿莱特为自己的养女。这一年3月，这个申请得到批准。此时距萨特和阿莱特认识正好9年。这一年萨特60岁。
萨特收养阿莱特为女儿，直接目的是为了改变她恶劣的精神状态和不利的社会生活状况。阿莱特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是悲惨和不幸的，因此她的精神状态一直不佳，长期处于忧郁状态。而作为一个阿尔及利亚籍犹太人，在法国是倍受歧视的。萨特对于自己喜爱的女性，愿意奉献出一切。他很想帮助她改变精神状况，帮助她抹去过去的阴影，希望她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希望她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最根本的，是希望她有自信心。此前萨特交往的女性，例如月亮女人和万达，最根本的问题是对自己、对生活缺乏自信。萨特也试图帮助她们改变，但她们年纪大了，很难改变。而阿莱特还很年轻，还有较大的可塑性，萨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她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据我猜测，为了改变阿莱特的地位和状况，也许萨特曾经想过同她结婚。以前他在帮助波伏瓦和万达时都想到这一招，这也是他能够为喜爱的女性拿出来的最后一份礼物。但他比阿莱特大32岁，再同她结婚显然不适合；而且这还涉及到同其他女性的关系，特别是同波伏瓦的关系。于是他决定收养她为女儿，实际上，就他的年龄来说，显然，作她的父亲是足够了的。这样一来，阿莱特就自然地加入了法国籍，成了一个法国人，在法国生活不会再受歧视。作为萨特的养女，她也有了新的身分，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在财产方面都有了安全和保障。而且这里还有一种亲情关系，一种家庭气氛，这些对于改变阿莱特的精神状态都是有好处的。
至于这一行动的内在因素，则较为复杂。萨特去世后，阿莱特在出版他的《奇怪战争日记》和《伦理学笔记》两本书时接受记者采访，谈到萨特收养她的问题。她说，萨特收养她是为了帮助她。她还说，他俩的这层关系中有些游戏的成分，因为她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而过去也无法抹杀掉。那么，这种“游戏成分”是什么呢？
由于萨特从小没有父亲，又由于母亲再婚的影响、对继父的反感，萨特不喜欢父子关系，认为这是一种带强制性的关系。他既不想被人强制，又不想强制于人，因此他不愿意结婚，当然更不愿意有孩子。但是，他对于这种人伦关系还是感到好奇。他在伦理学笔记中对这种关系作了探讨。而收养一个女儿可以满足他的这种好奇心，作为实际上没有子女的一种补偿，当然，这是象征性的，或者如阿莱特所说，是带有游戏成分。
实际上她是他的情人，而在名分上她是她的女儿。这里似乎有一种乱伦的关系。而萨特确实有一种乱伦意识。在自传《词语》中他直言不讳地说：“大约10岁时，我读了一本名为《横渡大西洋的客轮》的书，十分着迷。书中有一美国小男孩和他的妹妹，两人天真烂漫，彼此无猜。我总是把自己想象为这男孩，由此爱上小女孩贝蒂。很久以来我一直梦想着写一篇小说，写两个因迷路而平静地过着乱伦生活的孩子。在我的一些作品里不难发现这种梦想的痕迹：《苍蝇》中的俄瑞斯忒斯与厄勒克特拉，《自由之路》中的波里斯与伊维什，《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中的弗朗兹与莱妮。只是最后这一对才有实际的行动。这种家庭关系吸引我的，与其说是爱的诱惑，不如说是对做爱的禁忌；火与冰混杂，享乐与受挫并存，我喜欢乱伦，只要它包含着柏拉图式的成分。”萨特所想象的“柏拉图式的乱伦”，在他与养女阿莱特的关系中得到实现。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养女阿莱特（2）
在这一收养行动中，还包含着一种因素，即萨特的“犹太人情结”。多年来萨特一直将犹太人问题当作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特别是在“二战”以后，萨特对于犹太人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他觉得，“二战”期间，纳粹迫害和灭绝犹太人，他作为一个非犹太的欧洲人，对此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未能制止这种罪行。那么，将阿莱特收养为女儿，也许就含有这种赎罪意识。
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我想来，萨特收养阿莱特之后，他俩之间情人关系的成分可能会逐渐减弱，而他对她的类似父亲对子女的感情可能会逐渐增强。其实萨特对这种感情应该不完全陌生。当年萨特对万达就存有这种感情。实际上萨特对于他所喜爱的女人，不仅仅是性的关系，甚至主要的也不是性的关系，而是一种感情关系。（例如对奥尔加，根本就没有任何性关系，但他仍然喜爱她。）
有论者提到，大约在70年代中后期，阿莱特同维克多有恋爱关系。所以维克多“对老人的拐骗”，阿莱特也起了作用。两人“恋爱”的说法是否确切，尚不能肯定。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两人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波伏瓦在对萨特最后10年的回忆录中谈到，阿莱特赞同维克多的新的思想倾向（即由毛主义转向犹太教的上帝），而且两人在一起学希伯莱文，在对待萨特的态度上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联盟。维克多同萨特的谈话都是由阿莱特根据录音整理、打印成文稿，而波伏瓦往往迟迟看不到这些谈话。波伏瓦对阿莱特的评价是，她对于萨特的哲学著作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虽然她是学哲学的。这一评价是否公正暂且不论，大概有一点是确实的：萨特之所以喜欢阿莱特，恐怕主要不是她的哲学思想。
我们可以推断的是，就萨特同阿莱特的关系而言，到了后期，萨特对于她更多的是对女儿的爱，因此不会限制她同别的男性交往甚至谈恋爱，即使不是同维克多。这里，萨特对她的态度，与当年对万达的态度有根本的区别。那时萨特对万达确实有一种独占的心理，容不得她再有别的情人。这种区别的原因，也许是环境的不同（战争环境与和平环境），也许有年龄的不同，也许最根本的，是阿莱特与万达自身的情况的不同。
如果说萨特同阿莱特的关系会对什么人产生影响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波伏瓦。有记者采访时问阿莱特：“关于收养你的事情，西蒙娜•；德•；波伏瓦是不是置身事外？”阿莱特回答：“完全置身事外。”
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说，萨特收养阿莱特，使她继承了包括文学资产在内的一切，这是对波伏瓦最终的背叛。到底是不是这样？对于这一问题最有资格作出回答的是波伏瓦本人。首先，波伏瓦并不认为这是对她的背叛。如果是，她早就提出来了，而且会影响到她同萨特的关系。她确实是对此“置身事外”。这里波伏瓦有一个基本原则：是否收养阿莱特，这完全是萨特个人的事，这是他的自由，而她不应该有任何干涉。
其次，就实际情况而言，萨特的这个行动，并不会对波伏瓦的权利造成什么损害。在经济方面，萨特收养阿莱特时（1965年），波伏瓦已经是一个十分有名的作家，她靠自己的版税收入过生活应该是绰绰有余，完全不须依靠萨特。而萨特却养活着不少人（包括阿莱特；即使没有养女的名分，他也得养活她），老是在愁钱不够花，《词语》就是在缺钱的动力下得以完成的。恐怕萨特在手头上比波伏瓦还拮据。波伏瓦挣的钱虽然没有萨特多，花销也比他少多了。
在文学遗产继承方面，我想，波伏瓦也不会在意的。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应该由波伏瓦做萨特的遗产继承人，至少是文学遗产方面，但波伏瓦并不认为有这个必要。其原因大概有这样两个：一是波伏瓦并不能肯定自己活在萨特之后，所以这种预先确定继承关系并无意义；二是她知道萨特本人并不很在意他的文学遗产，他常常把自己未完成或不准备发表的文稿、笔记随意给那些索要的朋友，也不要别人归还，因此她尊重他的这种习惯，也不特别催促他办理有关这方面的事宜。
即使阿莱特成了萨特的养女，她在萨特生活中的地位仍然不会超过波伏瓦。波伏瓦仍然是与萨特关系最为密切的女性。波伏瓦的这一地位没有任何动摇，尽管她在萨特那里没有任何名分。实际上，要说名分，她确实相当于萨特的妻子，只是她不要这名分而已。波伏瓦去世以后，他们的朋友很自然地将她和他合葬在一起。大家是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即使是同萨特有亲密关系的女性包括阿莱特，也无一人持异议。萨特与波伏瓦的关系并非名分可以确定或羁绊的。所以，确实可以说，萨特收养阿莱特的行动，对波伏瓦没有任何影响。
实际上，这一行动对萨特与其他女性的关系倒有一些影响。因为在此之后，就亲密的程度和重要性而言，阿莱特仅次于波伏瓦而居于其他女性之上。除了其他因素外，阿莱特还有一个优势是年龄。在同萨特有着长期持续交往的女性中，阿莱特是最年轻的。1956年，51岁的萨特同她相识时，她才19岁。萨特去世时她也只有40多岁。阿莱特展现在萨特面前的，是她一生最好的年华。
萨特晚年患病严重时，经常守候在他身旁照护的，是波伏瓦和阿莱特。而波伏瓦同萨特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一些。这时，波伏瓦确实是扮演着妻子的角色，虽然她没有任何名分；而阿莱特也扮演着女儿的角色，虽然她并非萨特的亲生女儿。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审判美国（1）
60年代，美国开始侵略越南。萨特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他在一个讲话中说：“今天越南人民正为我们全体而战斗。这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和进步力量应该联合在一起，打倒这个傲慢自大、残暴无耻的世界警察，来曲折地呼唤自由。现在在越南，我们的命运正在被决定；正是在那里，我们将发现是否存在着对我们既无剥削又无异化的可能性，是否有任何可能让第三世界国家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中得到利益，获得自由和尊严。正是在越南，通过今天经受的痛苦和折磨，给我们指示着前进的道路。”（《萨特自述》）
1965年初，美国康乃尔大学邀请萨特去作反对美国干涉越南的讲座。这个大学是反对越南战争的先锋，教授们曾向美国总统约翰逊递交过抗议书，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美国派兵在越南南方消灭游击队。萨特同意去美国。但后来情况有了变化，从２月７日开始，美国以北方参战为借口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萨特感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应该去美国。他向康乃尔大学说明理由，还向报刊发表谈话回答了有关问题。他认为，在这时去美国会在不发达国家特别是古巴和越南引起愤慨。开始，美国左翼不理解萨特的态度而指责他，后来逐渐认识到，萨特是对的。他拒绝邀请造成的影响比去后发表谈话大得多。
这一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上，萨特发言说，不应该屈服于美国的讹诈，而应该真心实意地支持越南，这是防止战争升级的唯一办法。越南人热烈鼓掌，苏联作家爱伦堡则批评萨特支持中国。萨特认为，苏联对越南的支持是不冷不热的，它本来可以猛烈地反击美国，这并不会引起世界大战，因为美国人并不比苏联人更希望有这种战争。
1966年7月，一个叫舍恩曼的年轻人找到波伏瓦。他是美国人，住在英国，是罗素基金会的秘书长。他向波伏瓦介绍了伯兰特•；罗素的计划：仿照纽伦堡审判的先例，成立一个法庭审判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他邀请她和萨特作为法庭成员参加。他还特别声明听证会在巴黎举行，他们不必全参加，只是在最后作出裁决时出席两三天。萨特和波伏瓦同意了。 萨特在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