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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对这个计划也很热心。从年底到1975年上半年，萨特的主要精力都花在这件事情上。按照他的构想。节目一共分10次，每次90分钟；准备用75分钟谈历史，而余下的15分钟联系主题谈一谈今天的现实问题。
为了落实节目制作计划，萨特和他的朋友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这10次节目需要充足翔实的历史材料，他们找来不少年轻的历史学家合作，他们大都来自外省。协调这些历史学家同写作小组的关系，也花费了他们不少的时间。再一个是经费问题。看起来经费的多少同节目的性质有关：如果是戏剧节目，可以得到需要的资金；如果被当作记录片，只能得到这笔经费的三分之一。萨特给朱利昂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说明这个节目应该归入戏剧类的理由。电视台同意把它归到戏剧节目中。
接着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孔达和阿斯特律克的电影《萨特自述》已经基本录制完成，如果它在电影院或电视屏幕上映出，就会形成同电视二台的节目唱对台戏的局面。电影制片人塞利曼给朱利昂写了一封信，保证在这10次节目播完前电影不上演。这样，最后一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在进行这一活动的过程中，萨特渐渐认识到，电视台头头朱利昂在这个事情上缺乏诚意。6月30日，萨特给他写去一信要求会面，直到萨特和波伏瓦要离开巴黎度假了，对方还没有答复。假期，朱利昂给萨特回了一信，建议先搞一个试点节目：这完全是侮辱性的，荒谬到了极点。9月下旬，萨特和波伏瓦回到巴黎，同朱利昂见了面。萨特情绪激烈地指责朱利昂，说自己早已过了接受考试的年龄；搞试点节目的建议实际上就是一种考试，可以让人打不及格、及格或良好的分数。他唯一可以接受的鉴定人是观众，但这里要求提交的试点节目不是对观众而是对专家的，也就是说，实际上这是一个新闻检查措施。
后来萨特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这个节目的提纲被送到总理希拉克那里，这是一个名叫安德烈•；维安的议员干的。他们强烈反对这一计划。而朱利昂禀承他们的旨意，一直在欺骗糊弄萨特，玩弄种种手段，最后逼迫萨特自己说不干了，于是他们的破坏活动就大功告成。9月25日，萨特在波伏瓦的陪同下，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详细叙述了整个事情的始末，揭示了事情的真相。他给记者招待会加了个题目：“电视审查制度问题”，他说：“有人说萨特正在放弃。不对，是被迫放弃。这是一例事实确凿的非直接审查。”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战胜病魔：“应该保留笑的能力”（2）
与此同时，朱利昂等人开始了诽谤萨特的活动，他们暗示萨特想得到一大笔版税，实际上这笔钱原来都是准备交给那些历史学家小组的。朱利昂还说萨特自己不干事，总是让年轻的同事干，这也是谎言：萨特为这个事情几乎耗费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更有甚者，电视台这些人还凭空捏造了这样的谣言：“萨特要求得到他1964年拒绝的诺贝尔奖金。”这谣言甚至在斯德哥尔摩都激起了反响：那边发电文到法新社，询问情况。萨特对报界作了一个声明，坚决否认此事。
在电视台上解说自己所在时代历史的计划未能实现，但为萨特拍摄的一部记录影片获得成功。1972年初，两位萨特研究者孔达和阿斯特律克准备为萨特拍一部电影，萨特对此十分感兴趣。场景是这样设计的：主要在萨特的住处，有时在波伏瓦寓所，萨特和他的几位朋友在一起；他回答他们的问题，由此详细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当中插入解说的画外音，以及若干必要的各种背景材料如新闻影片、图片、照片、萨特作品片段等。影片的名字是《萨特自述》。这是一部电影剧本，这部影片大部分拍摄于1972年2、3月间。由于经费问题，拍摄工作停顿了3年，然后影片于1975年秋拍摄完毕，并于1976年冬作了最后的剪辑工作。它于1976年5月27日首次在戛纳电影节放映，是作为正式参赛之外的一个节目放映的。巴黎的首映式在1976年10月27日举行。
在影片拍摄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些有趣的场面。1972年2月下旬，一位比利时朋友拉莱曼特请萨特到布鲁塞尔作一个演讲。阿斯特律克也随车前往，他准备拍摄一些影片用得着的镜头。萨特演讲的主题是知识分子问题，而听众几乎都是中产阶级，妇女们一个个衣着讲究，头发都是刚刚做好的。他们对萨特讲的东西几乎一点也不理解，或者丝毫不感兴趣。他们甚至还对萨特其人不满和怀有敌意，因为他作演讲时没有穿传统的西服套装，只是随便穿了一件黑色的套头毛衣──自1968年以来，他就不穿传统西服，不打领带。演讲结束时，一个女士盯着萨特说：“听这种演讲真不值得穿这么讲究的衣服！”另一个女人在一旁附和道：“一个人在公众面前讲话时应该注意自己，应该衣着得体！”
萨特不明白拉莱曼特为什么要拉他来作这场演讲。场上气氛十分沉闷乏味，听众的提问也很愚蠢可笑，因此萨特随意作了应答。整个演讲期间，只有一个场面让他感到开心：阿斯特律克带着摄像机，在地上爬来爬去，把机子对着正在说话的萨特，准备拍下一些镜头来。突然，他的裤子掉了下来，露出了屁股，正对着那些一本正经的听众。
这些人突然看到这个不雅观的滑稽场面，本想放声大笑，但他们所受的教养又逼迫他们一个个装出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样子，依然保持着那种一本正经的姿态。这两种倾向相互冲突，使得这些绅士淑女们分外难受。而在一旁看到这种尴尬场面的萨特却感到乐不可支。
影片大致是按时间顺序展开的：童年，母亲再婚，在拉罗舍尔──孤独与暴力，文学写作神经症，尼赞的友谊，巴黎高师的幸福时光，留学柏林──胡塞尔，成年危机，麦司卡林幻觉症，《恶心》和《墙》的出版，应征与被俘，重返巴黎，《苍蝇》的上演，存在主义流行，名声和敌意，文学介入，革命民主同盟，共产党的同路人，阿尔及利亚战争，《词语》，“五月风暴”，毛主义者，……萨特对自己近70年的生涯作了一个全面的回顾，把他个人历史同人类在20世纪的大部历史紧密地不可分割地结合为一个总体。
萨特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影片中，他特别阐释了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正在和应该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影片以此开头，以此结束，由此发散开去和收拢起来，广泛涉及政治、道德、暴力、战争、自由、文学、哲学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启迪我们对20世纪的历史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影片在巴黎开映时，观众成群结队来看这部影片，评论家也都给予萨特热烈的赞扬。7
1975年6月21日是萨特70岁生日。在这前后，他接到难以计数的电话、电报和信件，都是祝贺他70诞辰的。新闻媒介再一次把他作为一个热点人物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不少大学生和年轻学者登门拜访，他们以他的著作作为自己论文研究的对象。萨特对波伏瓦说：“看来我又开始出名了！”
生日这一天，萨特的年轻女友莉莲•；西格尔在自己家里为萨特开了一个庆祝宴会，波伏瓦和他的几个左派朋友参加了。萨特十分高兴，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开心了。几天后，他们又一起去看了专门为萨特放映的电影《萨特自述》，虽然他的视力几乎完全丧失，看不清银幕，但仍然兴致很高。
在生日前，萨特应孔达之请，到朱纳斯呆了３天，同他作了一个长篇谈话；这个谈话以《70岁自画像》为题，分3次发表在《新观察家》上。在谈话中，首先涉及到萨特的身体健康状况，特别是他的眼睛，以及在几乎失明的情况下如何生活和工作。萨特说，由于不能写作，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他本应该十分沮丧，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自我感觉还不坏：他从来没有因为想到自己失去的东西而忧伤和消沉。
他还谈到哲学写作和文学写作的区别；对于他来说，处于失明状态是无法进行文学写作的。孔达说，如果萨特略微注意自己的身体，本来可以做得更多更好，而他在写《辩证理性批判》时把身体搞垮了。萨特对此回答说：“健康时干什么用得？与其有一个很好的身体，不如去写《辩证理性批判》——我这么说没有骄傲的意思——不如去写一部长的、紧凑的、对自己来说时重要的著作。”
萨特还花较多篇幅同孔达谈论了名声问题。名声对于他来说更多的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是他人的敌意和仇恨。他还解释了在《词语》结尾处说的话——任何一个人都是跟他相当的——而许多人都不理解它。萨特谈到他的生活和写作习惯，他花了不少时间回忆自己对于音乐的爱好；在孔达的提问下，他也谈到自己同文化界名流交往的情况。谈话也涉及到萨特对于金钱的态度，他用钱的习惯，日常的开销情况等。
萨特还对他在“二战”前后思想上的根本变化作了详细的叙述和分析。“你不妨说在战争中，我从战前的个人主义和纯粹个人转向社会，转向社会主义。这时我生活中真正的转折点：战前和战后。以前这使我写出《恶心》那样的作品，在那里与社会的关系是形而上学的，以后这慢慢导致我写出《辩证理性批判》。”
在谈话中，萨特多次谈到他同波伏瓦的关系。他称波伏瓦是他最理想的对话者，人们从未有过的对话者。她不仅在哲学知识上，而且在对他这个人、对他想做的事情的认识上都达到与他同样的水平。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恩赐。萨特非常赞赏孔达的一种说法，即在他和波伏瓦之间是相互签发“出版许可证”，认为完全适合他俩之间的关系。萨特还说，他生活中有好几个女人，但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某种意义上是唯一的。
在这个谈话中，萨特对自己的命运表现出一种达观的态度。总结自己的一生，他觉得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同时它又让我认识到这没多大意思。不过你又有什么办法呢？”伴随着这句反问，萨特发出一阵哈哈大笑。他最后对孔达说：“应当保留笑的能力。你要加上：‘伴随着笑声。’”整个谈话就在这样一种乐观开朗的气氛中结束。
1976年初，萨特文集《境况种种》第十集出版，伽利玛出版社再版了《存在与虚无》和《境况种种》第一集。《辩证理性批判》出了英文本。《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他同米歇尔•；西卡尔关于《家庭的白痴》的非常有趣的长篇谈话。《政治周刊》安排了两期萨特专号，其中有夏泰莱、豪斯特和维克多写的关于萨特的文章。9月，《肮脏的手》在水手剧院再次上演。此前它在各省巡回演出已达150场。评论界对这剧的反应很好。波伏瓦对萨特说：“一个多么辉煌的复兴！”萨特笑着回答：“一个埋葬前的复兴。”实际上他是十分高兴的。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作家最后的辉煌：知识分子（1）
波伏瓦在关于萨特最后10年的回忆录的开头说：“综观萨特的一生，他总是不断地怀疑自己；他不否认自己的‘意识形态兴趣’，但他不想让它给整个地吞没。他常常选择‘在思想上反对自己’。他努力‘脱胎换骨’。他卷入1968年的政治动荡，这一动荡深深影响着他，使他思索知识分子的作用，修正自己过去关于它的概念。”
这一期间萨特深入探究了知识分子问题。他首先澄清了一些关于知识分子的模糊观念。如人们通常认为，知识分子就是指那些脑力劳动者或智力劳动者。萨特认为这一界定是不准确的。没有哪一种工作可以说是纯粹使用脑力或智力的；同样的，也没有哪一种工作是可以完全不用脑力或智力的。例如，我们或许可以说一个外科医生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的工作却是必须花费体力的。
人们通常将知识分子同某种职业联系在一起，如说医生是知识分子，工程师是知识分子，教师是知识分子，作家是知识分子，等等。萨特认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既与人们的职业有关系，但又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种职业。萨特说，知识分子确实来自那些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当中；但并非所有从事这种工作的人都是知识分子。
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在知识问题上会遇到一个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他们的专业知识具有普遍性，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财富，应该为所有的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