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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决战并没有我们想像的简单。”宝鼎说道，“姑且说我们一战而胜，我们攻占了临淄，攻占了寿春，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渡江作战，杀到江东，杀到吴越之地。楚国贵族是不是就在吴越缴械投降了？六国逃亡贵族是不是就此放弃抵抗了？不是，他们会继续逃，逃到更加遥远的岭南负隅顽抗。秦军是不是尾随追击？如果不追击，江东、江南从此战火不断，所以肯定要追击，杀进岭南。岭南地形复杂，路途遥远，秦军劳师远征，其困难之大，对国力的损耗之大可想而知。一旦秦军陷入岭南战场，北方匈奴人再南下入侵，形势就对大秦就十分不利了，必定难逃两线作战之窘境。
当初实施西南策略，开拓西南之地，就是为了防止秦军陷入岭南苦战。如今南岭大渠尚未开凿完成，西南之地尚未开拓，对楚国尚未完成包围，大秦是否有必要急于进行中原决战？
再看北方战场。匈奴人为什么急于攻占代北？很明显，匈奴人想乘着中土诸侯争霸，中土大乱之际，杀进中土掳掠财富，以便帮助自己完成最后的统一。
匈奴人基本上统一了大漠，现在无论是打河西大月氏，还是进入遥远的东北打东胡，都是为了巩固大漠的统一而进行的主动防御。假如匈奴人攻占了河西，又彻底征服了东胡，那么匈奴人在战略上就对中土形成了绝对优势，匈奴人可以调集几十万控弦骑士从东中西三个方向入侵中土。
中土统一，北方疆域长达万里，大秦需要多少镇戍军？假如那时秦军主力正在岭南苦战，北方疆域如何防守？
为避免大秦在统一大战的最关键时刻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导致统一大业功亏一篑，所以现在就必须在战略上做出调整，也就是说，暂缓中原决战，而是把力量放在实施西南策略和代北策略上。
西南策略的核心就是南岭大渠。这条大渠再有一两年时间就可以完成，完成之后秦军就可以翻越南岭开拓西南蛮荒之地，继而对楚国形成包围。
代北策略的核心就是垦荒屯田。代北的垦荒屯田刚刚开始，没有三五年时间看不到成效。只待垦荒屯田有了成效，代北的粮食危机得到有效缓解，那么代北大军马上就可以开始主动攻击，杀到云中，杀到阴山脚下，把匈奴人赶到阴山以北。代北大军占据云中，有了阴山、长城和大河之险隘，完全可以确保代北的安全。代北安全了，军队和粮食都可以保证镇戍需要了，那么即使西南策略没有完成，即使我们在中原决战中受挫，我们也不至于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总而言之一句话，统一前后大秦国力穷竭，无法支撑两线作战，统一大业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所以为了确保统一大业，确保大秦的长治久安，就必须杜绝秦军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为此就必须在统一大业完成之前，先行完成西南策略和代北策略。
宁愿把统一大业完成的时间向后延迟，也不愿意为了统一而把大秦拖进败亡的深渊。
宝鼎的理由很充足，公子扶苏有了这些年的征伐经历，对此完全接受。王翦、赵高和朱英当然完全支持。
然而，他们处在同一个利益集团，他们又常年征战在前线，他们对天下大势的理解、对统一大业进程的理解，与秦王政、与那些坐在朝堂上想当然的、高谈阔论、夸夸其谈的公卿大臣们完全是两回事。
宝鼎穿越而来，他知道秦国崩溃的原因和秦军在统一后陷入常年的两线作战有直接关系，所以他能拿出对策，然后一遍遍地去说服大秦君臣，而前线的军政官长们亲眼看到了匈奴人的强悍、北方的贫瘠和远征作战对国力损耗的巨大，所以他们逐渐接受了宝鼎的想法，理解了他拿出来的战略并给予支持。
秦王政、咸阳宫和高居庙堂的士卿贵族们却对匈奴人不屑一顾，即使他们耗尽国力修建了长城，他们依旧无视北虏人的逐渐强大这一事实。
过去昭襄王和武安君时代，秦军所向披靡，现在秦王政时代，秦军虽然不能说所向披靡，但先后摧毁了韩魏赵燕四国，这是空前的战绩，这个战绩足以与先辈比肩。接连摧毁了四个诸侯国，占据了大量的土地，获得了大量的人口，大秦国力的增长不过是时间问题，所以他们认为只要倾尽国力，中原决战肯定打得赢，齐楚两个诸侯国根本不是秦军的对手，统一大业已经唾手可得。至于六国贵族余孽的抵抗，至于南方的百越人，北方的匈奴人，在他们的眼里更是无足轻重，谈笑间就可以让他们灰飞烟灭。
当然，更重要的是统一后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是利益之争，而这些东西驱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权力博弈。咸阳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去理解宝鼎的战略，去关注大秦统一前后可能会遇到的一系列困难。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这也很正常，搞政治的不同于打仗的，对于政客来说，战争是为政治而服务，军队不过是他们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在他们眼里只有利益，不遗余力地掠夺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他们也可以说是为了王国的利益，为了王国的存亡，但王国的利益一旦被他们置于集团利益、个人利益之下，那距离王国的败亡也就不远了。
这个时代的大秦贵族们，偏偏就是把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凌驾于王国利益之上的一帮政客，他们虽然不断地标榜自己对王国和君王的绝对忠诚，但李斯和他的追随者们用自己的背叛来证明，用帝国的败亡来证明，他们自始至终都是一帮自私自利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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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冲着王翦躬身为礼。
“我需要上将军返回咸阳，向大王和中枢呈述我所说的一切。”宝鼎的神情很坚决，眼神却非常苦涩，做事难，做大事更难，改变历史逆天而行更是难于登天。
“我一次次向大王和中枢阐述西南和代北策略，一次次向他们分析和预测统一前后的困难，但大王和中枢显然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宝鼎说道，“未来三年内，我不同意进行中原决战。”
王翦微微点头，“这就是你的条件？”
宝鼎叹了口气，“如果大王和中枢一定要在三年内进行中原决战，我不会同意，我也不会去中原战场。”
“军队呢？你手上可有四十万大军。”
宝鼎闭上眼睛，再度深叹，“或许，我可以做出一定的妥协。”
第367章又是深秋
第367章又是深秋
宝鼎和王翦上奏，阐述他们对兵制变革的看法。
宝鼎是北方战场的最高军政统率，而王翦是大秦的上将军，是北方战场上所有军队的最高统率。兵制改革关系到军队建设，王翦这时候理所当然应该返回咸阳参与兵制变革的讨论和具体方案的拟制。
春暖花开之际，秦王政以此为由，调上将军王翦回京。
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人事调动和任命，其范围牵涉到河北、代北和燕三地的军政官长和北方军队的诸军统率。
宝鼎的职权也做了调整，以太傅领代北、燕两地军政大权，咸阳宫把河北的军政大权收了回去。
公子扶苏领封国，掌封**政大权。秦王政下令，凡燕国郡县皆属长平侯公子扶苏之封国。目前公子扶苏实际拥有的郡县只有一个广阳郡，外加蓟城及其周边地区，不过这两块地方都是燕国的富裕之地，靠督亢的粮食足以养活镇戍军。
燕地有十五万军队，杨端和、章邯、李信各领一军，其任务是在确保封国安全的基础上，向辽西展开攻击，一方面击杀燕国残余，一方面占领更多的土地。
代北有二十五万军队，司马尚、羌廆、王贲、蒙恬、辛胜各领一军，其任务是确保雁门、代和上谷三地的安全，并伺机向云中发动攻击。
中土迎来了几个月的平静日子。
代北无战事，燕地开始了春耕，河北形势渐趋稳定，中原依旧是处于紧张的对峙之中，江南则全力以赴开凿南岭大渠，工程已经完成了一半以上。
中土人的目光都放在咸阳，各国使者的身影也在咸阳城中往来穿梭。
秦国已经基本稳住了北方形势，接下来咸阳肯定要决战于中原，这从咸阳激烈讨论兵制改革就能窥见一斑。
疆土大了，边疆遥远了，需要更多的镇戍军固守边疆和稳定新占领土，这导致大秦四十万大军都在北方战场上。四十万大军里，除了代北人外，其余大部分将士来自大秦本土，还有一小部分来自中原。
河北因为大饥荒和两次转徙，人口数量锐减，在加上赵人对秦国的仇恨，未来几年内在河北征兵上战场的可能性很小，河北人的兵役使用主要还是在运输粮草、修建城垣和道路等方面。燕南之地刚刚征服，而燕王喜还在辽西辽东顽强坚持，这种情况下，燕南之地的兵役征发也主要集中在后勤，而不会把燕人推上战场。
这样一来，秦国在未来几年内，军队数量的增加非常有限。扣除北方战场上的四十万大军，戍守陇西、北地和上郡长城一线的镇戍军，江南镇戍军，咸阳能投到中原战场上的只有关中、中原、东南和巴蜀四地的军队，其总兵力不超过二十万。
巴蜀、东南两地的军队不能轻易调动，他们处在中原和江南之间，对两地都可以起到支援作用，一旦进入中原战场，江南则独木难支，岌岌可危。
关中的中央卫戍军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动。蓝田大营现在基本上形同虚设，兵力极其有限。蓝田大营的主力前几年随同武烈侯进入中原作战，后来成为中原常备军的主要组成部分，现在都在北方战场。
大秦本土军队的主力基本上都在北方战场，造成的问题不仅仅是咸阳在兵力调度上捉襟见肘，更严重的问题是造成了本土兵役的无度征发，让本土国人的生活越来越艰难。
这个时代的生产力有限，兵农一体，士卒们既是勇士，也是农夫。不打仗的时候兵役征发有限，以保证农耕，打仗的时候则全民征发，仗打完了就马上回家种地。服兵役期间，士卒们的日常开度都是由家庭供给。家里缺了一个劳动力，收入减少，这种情况下还要供养其在打仗期间的日常开度，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可想而知。假如家里有三四个劳动力，父子几个都上战场，这个家庭基本上破产。立功了有奖赏，死了有抚恤，但事实上这种好事只有很少数人能够享受到，大部分普通士卒都是空手而归，死了的只有自怨倒霉了。
过去疆域小，战场在千里之外，打完了就可以回家继续种地。现在不行了，战场在数千里之外，边疆也在数千里之外，战争也是连续不断，很多大秦本土将士已经几年没有回家了。可以想像一下，现在大秦本土国人所承担的徭役之重，生活之艰难，所付出的代价之大，也可以想像到他们对战争的痛恨，对君王贵族们的怨恨，对未来的绝望，一旦对亲人的无限思念转化为对王国的无限愤懑，那么王国必将陷入深重危机。
地方官府看到了危机，秦王政和中枢也看到了危机，所以统一进程必须加快，所以中原大战必须马上打，这就是兵制修改被提上日程并展开激烈争论的重要原因。
统一进程到了这一步，尤其是远征燕国，更多的大秦军队进入遥远的战场以后，各种各样的问题、矛盾、危机一起爆发了，国策和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必须改，而且还要尽快改，否则必将影响或阻碍统一大业，甚至有可能让统一大业功亏一篑。
咸阳面临两个选择。
一是放慢统一进程的速度，在维持当前中土诸侯格局的情况下，进行国策和制度上的一系列修改和调整，解决问题，缓和矛盾，化解危机，同时蓄积实力，厚积而薄发，最终一举击败关东诸侯国，统一天下。
此策最大的弊端就是谁也无法确定大秦能否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国策和制度的变革。从当前咸阳政局和朝堂上的激烈矛盾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而国策和制度上的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动摇王国根本，稍有不慎，不要说解决问题了，反而会催生更大的矛盾和危机，最终变革失败，统一进程可能就此中断，更严重的情况下很可能把前期战果尽数丢失。
变革是个长期的，需要摸索和实践，需要不断妥协的过程，不存在一蹴而就的可能，但中土大势瞬息万变，尤其在统一进程已经进行到关键时刻，谁会给你变革的时间？谁会给你变革的环境？所以咸阳只有选择第二个办法，那就是加速统一进程的速度，先摧毁中土诸侯，先把中土统一了，先获得变革的环境和条件，然后再去变革。
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是先完成统一，还是先变革？
秦王政从实际出发，从眼前利益出发，坚持先完成统一大业。
武烈侯公子宝鼎则从对未来的预测，从大秦的长治久安出发，坚持先变革。
中枢大臣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秦王政，一派支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