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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但没有实现欲望的权利，而且失去了感情记忆的权利，只能站在价格隔离线之外，无法靠近昂贵的母亲。
开荒第一天
手掌皮肤撕裂的那一刻，过去的一切都在裂痛中轰的一下闪回。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垦荒，把钯头齿和锄头口磨钝了，磨短了，于是不但铁匠们叮叮当当忙个不停，大家也都抓住入睡前的一时半刻，在石阶上磨利各自的工具。嚓嚓嚓的磨铁之声在整个工区此起彼伏响彻夜天。
那是连钢铁都在迅速消溶的一段岁月，但皮肉比钢铁更经久耐用。钯头挖伤的，锄头扎伤的，茅草割伤的，石片划伤的，毒虫咬伤的……每个人的腿上都有各种血痂，老伤叠上新伤。但衣着褴褛的青年早已习惯。朝伤口吐一口唾沫，或者抹一把泥土，就算是止血处理。我们甚至不会在意伤口，因为流血已经不能造成痛感，麻木粗糙的肌肤早就在神经反应之外。我们的心身还可一分为二：夜色中挑担回家的时候，一边是大脑已经呼呼入睡，一边是身子还在自动前行，靠着脚趾碰触路边的青草，双脚能自动找回青草之间的路面，如同一具无魂的游尸。只有一不小心踩到水沟里去的时候，一声大叫，意识才会在水沟里猛醒，发觉眼前的草丛和淤泥。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发现自己两腿全是泥巴，不知道前一个晚上自己是怎么入睡的，不知道蚊帐忘了放下的情况之下，蚊群怎么就没有把自己咬醒。还有一天，我吃着吃着饭，突然发现面前的饭钵已经空了四个，这就是说，半斤一钵的米饭，我已经往肚子一共塞下了两斤，可裤带以下的那个位置还是空空，两斤米不知填塞了哪个角落……眼下，我差不多忘记了这样的日子，一种身体各个器官各行其是的日子。
我也差点忘记了自己对劳动的恐惧：从那以后，我不论到了哪里，不论离开农村有多久，最大的恶梦还是听到一声尖锐的哨响，然后听到走道上的脚步声和低哑的吆喝：“一分队！钯头！箢箕！”
这是哈佬的声音——他是我以前的队长，说话总是有很多省略。
三十多年过去了，哈佬应该已经年迈，甚至已经不在人世，但他的吆喝再一次在我手心裂痛的那一刻闪回，声音宏亮震耳。不知为什么，我现在听到这种声音不再有恐惧。就像太强的光亮曾经令人目盲，但只要有一段足够的黑暗，光明会重新让人怀念。当知青时代的强制与绝望逐渐消解，当我身边的幸福正在追踪腐败，对不起，劳动就成了一个火热的词，重新放射出的光芒，唤醒我沉睡的肌肉。
坦白地说：我怀念劳动。
坦白地说：我看不起不劳动的人，那些在工地上刚干上三分钟就鼻斜嘴歪屎尿横流的小白脸。
我对白领和金领不存偏见，对天才的大脑更是满心崇拜，但一个脱离了体力劳动的人，会不会有一种被连根拔起没着没落的心慌？会不会在物产供养链条的最末端一不小心就枯萎？会不会成为生命实践的局外人和游离者？连海德格尔也承认：“静观”只能产生较为可疑的知识，“操劳”才是了解事物最恰当的方式，才能进入存在之谜——这几乎是一种劳动者的哲学。我在《暗示》一书里还提到过“体会”、“体验”、“体察”、“体认”等中国词语。它们都意指认知，但无一不强调“体”的重要，无一不暗示四“体”之劳在求知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这几乎是一套劳动者的词汇。然而古往今来的流行理论，总是把劳力者权当失败者和卑贱者的别号，一再翻版着劳心者们的一类自夸。
一位科学院院士肥头大耳，带着两个博士生，在投影机前曾以一只光盘为例，说光盘本身的成本不足一元，录上信息以后就可能是一百元。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一般劳动和知识劳动的价值区别，就是知识经济的意义呵。
我听出了他的言下之义：他的身价应比一个臭劳工昂贵百倍乃至千万倍。
可在一斤粮食里，如何计算他说的知识？
在一尺棉布里，如何计算他说的知识？
问题不在于知识是否重要，而在于1：99的比价之说是出于何种心机。我差一点要冲着掌声质问：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准备吃光盘和穿光盘吗？你们把院士先生这个愚蠢的举例写进光盘，光盘就一定增值么？
我当时没有提问，是被热烈的掌声惊呆了：我没想到鼓掌者都是自以为能赚来99％的时代中坚。
一个科学幻想作品曾经预言：将来的人类都形如章鱼，一个过分发达的大脑以外，无用的肢体将退化成一些细弱的游须，只要能按按键盘就行。我暂不怀疑键盘能否直接生产出粮食和衣服，也暂不怀疑一个键盘在七十二行的实践之外能输写出多么高深的学问，但章鱼的形象至少让我鄙薄。一台形似章鱼的多管吸血机器更让我厌恶。这种念头使我立即买来了锄头和钯头，买来了草帽和胶鞋，选定了一块寂静荒坡，向想象中的满地庄稼走过去。阳光如此温暖，土地如此洁净，一口潮湿清洌的空气足以洗净我体内的每一颗细胞。从这一天起，我要劳动在从地图上看不见的这一个山谷里，要直接生产土豆、玉米、向日葵、冬瓜、南瓜、萝卜、白菜……我们要恢复手足的强壮和灵巧，恢复手心中的茧皮和面颊上的盐粉，恢复自己大口喘气浑身酸痛以及在阳光下目光迷离的能力。我们要亲手创造出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在生命之链最原初的地方接管我们的生活，收回自己这一辈子该出力时就出力的权利。
这决不意味着我蔑视智能，恰恰相反——这正是我充分运用智能后的开心一刻。
治虫要点
治虫须注意以下几点：
早知虫情一般来说，主要看作物的状态，尤其是要注意虫卵和虫粪。地面上如果出现了黑色的小粪粒，那么这里的虫情已经严重。绿色的大肉虫，橙色的小甲虫，麻色的小飞虫，黑色的小毛虫，虽然还没有开始蛀碎枝叶，但可能已经潜入花心或者瓜果，在那里暗暗下着功夫。如果是树木那里出现了蚁害，树干上一道道黄泥迅速扩展，就是白蚁或黄蚁留下的明显痕迹。主人都得尽早查找和打击。
准确下药农药分高毒类和低毒类，触杀类和嗅杀类，如此等等有许多区别。对虫下药才可事半功倍，因时准确下药切不可疏忽。我本来有志于绿色农业，决心戒除化学药剂，但实际上无法完全做到。在所有替代方法都不足以除害的时候，能做到不用高毒农药，能做到小剂量用药，就已经不易。不过，见虫便杀也不可取。有时候一阵狂风大雨之后，虫子就少了许多，可谓“天杀”，不知是何原因。有些虫子也并不不贪心，吃了点枝叶，并不造成大害，然后就会自动消失，可谓“自绝”，同样不知是何原因。在这些情况下，农人不如无为而治，避免过度反应之下的药害大过虫害。
防止误杀虫子就是虫子，对人类而言分为益害两类。这是人类自利目标之下的一种强词，我虽然存疑但权且袭用。有些飞虫像蜜蜂一样有传粉的功能，对作物有益无害，或害少益多。蜘蛛惹人讨厌，在林木间暗暗拉线织网，让人一不小心撞上去满脸痒兮兮，真抓挠起来又似有似无——它们在你刚走过的路上迅速恢复封锁，结网之快和拉网之长简直令人瞠目。但它们正好是很多害虫的杀手，误扰人类之举，理应获得谅解。还有一种黑色的多足爬虫，一些彩色的硬壳瓢虫，形象丑陋，繁殖极快，经常三三两两爬上台阶，在人的鞋底下牺牲得咔哧咔哧脆响。但这些虫吃泥，并不伤害作物。它们壳多肉少，也从不引起鸡鸭的兴趣。
绿色治虫也须权衡利弊戴着老花眼镜到菜园里捉虫是个不错的方法，可取代喷药。但这种绣花般的手工作业效率嫌低，放在小小菜园里尚可，难以解决大面积生产的难题。放出鸡兵鸭将可算作生物治虫，但鸡鸭荤素俱取，确实啄去了一些害虫，也会把瓜菜吃得七零八落。其得失相比，不一定合算。还有一种电网拍，是灭蚊的一种新产品，拿来电击飞虫同样有效，不会造成化学污染。它的缺点是能空战但不便陆战，对地蚕子、钻心虫一类爬虫无可奈何。我当知青的时候，农民还广泛地使用过一种诱蛾灯，每当稻飞虱等害虫成蛾的时节，我们入夜就去田里放置一些木盆，盆里注水，加一点柴油，再点上一盏油灯，利用蛾子的趋光性，引诱蛾子撞入水中被柴油毒杀。我记得当时长空星汉灿烂，大地万灯闪烁，天地间浑然一片童话，恍惚之际不知此身何在今夕何夕。
为何农民眼下不使用这种美丽的方法治虫？是不是柴油太贵反而不如农药来得便宜？还是嫌放盆点灯的过程过于繁琐？
乡下的虫子千差万别，是种类最为丰富但又最为隐蔽的活物，如同山林的绒毛，野地的氤氲，自然界里有嘴的尘埃。这些家伙一旦对人表示出兴趣，也可能送上一份热烈的问候，一份稍觉粗野的亲近，比如在人身上叮咬出一些汹涌而来的红斑，奇痒无比，折磨于心，甚至毒痕久久不褪。
城里人对这种亲近最为恐惧，尤其是很多女士，可能不怕苦不怕死，只是一听说虫子就会抱臂尖叫。
但细想一下，如果没有这种叮咬，那还是乡村吗？还是大自然吗？那种不痛不痒的乡村，充其量只是度假村，一种局部都市的异地移植。换句话说，一个人只有在虫子暗算之下变得皮肤粗糙，不再需要药膏和药水，甚至麻木不仁浑然不觉，大概才算得上真正的乡下人。
《马桥词典》的英译者j·拉芙尔女士来自英国，一个长时间里靠大量化学药剂灭杀蚊虫的地方，一个力图确保人们不痛不痒的地方。她在八溪峒住了几日，挠着腿上一串红斑：“你们这里的生态环境不错，居然还有蚊子！”
她口气里几乎有一种喜出望外。她似乎觉得，奇痒的红斑不但是乡下生活的入门密码，还是生态安全的必要标识。
村口疯树
沿溪水而上，走到前面一个大岭，溪水便分成两道，分别来自两个峡谷：左边是梅峒，右边是猫公冲。“冲”或者“峒”都是山谷的意思。
梅峒的峒口有一高坡，坡上个空心大树蔸，大如禾桶，桶中积有尘土。有两个小孩子在这里翻进翻出地玩耍，树前还插有五六根香尾子。
看到这些不知何人留下的残香，便可知这棵树有些来历。同行的莫求告诉我，原来这里有两棵枫树，他家祖爹看见它的时候，它们就已经树高接天，所以谁也不知道它们到底长了多少年。从外形上看，老树大限在即，树冠平顶，有些树杈干枯，主杆均已开始空心，有的地方只剩下两三寸厚的一圈树皮，一敲起来有咚咚鼓响。听老人们说过，以前每逢村子里谁家有丧事，这两棵树就枝叶摇动，摇出水滴，有如下雨，村民们谓之“树哭”。有人怀疑这两棵树已经成精为怪，要动手把它砍伐。但他们拿着斧锯一旦逼近，老树就突然訇訇雷吼，震得枯叶飘落地面发抖，吓得人们不敢动手。后来人们把这种发作叫作“树吼”。
为了这两棵树，蕉冲与梅峒的人在好些年前打过架。蕉冲的人说，树在他们的地界内，要剁就剁，要砍就砍，是他们的权利。他们这次要把树砍去给庙里烧炭。梅峒的人则说，大树是他们的关口，蕉冲的人要破关，坏了风水，岂能答应！
双方开始是对骂，接着是行武，最后是打官司。蕉冲的人来抢牛，梅峒的人就用矛子戳，戳倒了其中的一个，血淋淋的肠子滑出肚子好几尺，在田边拖成了一长线。后来官司算是打平了：梅峒的人赔医药费和陪办赔礼酒，但枫树还是归梅峒所有。
双方在树旁立碑为约。
事情过了几十年，有一次雷击起火，两棵树完全枯死了。蕉冲有个叫满四爹的人，是个杀猪的，要来买枫树做柴烧。梅峒的人不卖，说古木都会有些神，何况这两棵树一直不清静。你要剁，是你的事。反正我们不能卖，不说这个“卖”字。满四爹已经一把屠刀杀生无数，说他这一辈子只怕跌跤，只怕蛇咬，就是不怕鬼叫。他倒想捉个鬼来玩玩。他说完就去把其中的一棵锯倒了，锯散了，一担一担往家里担散柴。但当天晚上他就发高烧，昏话连篇，说树洞里飞出一条蛇，正在缠他的颈根。他家里的人杀了一头猪，做了三十六碗肉去敬树祈神，，结果还是于事无补：满四爹第二天就死在医院里。
几年之后，猫公冲有一个复员军人回乡。因为在外面受过新式教育，他回家后可以讲一口普通话，可以吹口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