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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三十岁，不太老，不太小，刚好可以怀旧。
是怀旧，不是回忆录，所以肯定不会完全忠实于生活，而且我的记性一向不太好，比如上个月我姐来北京，她说我小时候因为不吃肉、不爱说话，结果落了一个外号叫“菩萨”，还说我们一起坐二叔的手扶拖拉机，把一兜子水果糖都颠没了，这些事我本来全无印象，经她一提醒我才隐隐约约想起来，由此可见，回忆是一件不太靠谱的事，而怀旧就更离谱了，他只是把记忆当作素材重新回锅、加工、刮腻子、上涂料。大师说过：搞文学创作就是篡改历史。
这本书的产生纯属意外，我在做自己的唱片《拉链门事件》的时候，为了配合宣传写了十一篇文案，后来朋友们都说，唱片做得好，不如文案写得好。有的干脆说，你为什么不出本书，你还是搞文学比较有前途。以前我也曾断断续续写了一些东西，百分之九十都是为杂志写的，多亏编辑朋友的威逼利诱、大力鞭策，让我攒下了近十万字的稿子。从中我精选出了一部分，补写了一部分，并总结出了一个可以统领全书的主题，就有了这本《七零一代的鸡零狗碎》。
“七零一代”是我自己创造的说法，纯粹只是出于口感，常规的应该叫七十年代生人或者生于七十年代，大约指的是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出生的朋友，这本书反映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状态。而“鸡零狗碎”指的是这些文章不着四六，想到哪里扯到哪里，不能以任何文艺理论去分析他、界定他，再往深里想，这一代人不像五零一代或者六零一代在大历史的潮流里浮浮沉沉，满肚子都是波澜壮阔的史诗，属于我们的仅仅是一些鸡零狗碎，说到底，这不是一个产生英雄的时代。
这本书从最初有想法到最终完成经过了很长时间，其间，在结构、主题、设计、文章的选择上都经过了多次推翻重建，比如一开始想出一本小册子搭着我的唱片一起送，后来想写一本厚书，把唱片搭在里面送，再后来，接受别人的建议想做成图文的，为了更系统地体现七零一代的主题，我又单写了《七零一代备忘录》。花了很长时间找图片，有老照片，有网上找的资料，有在旧货市场拍的照片，也有回老家翻箱倒柜找出来的，我的父母为我搜罗了很多犄角旮旯的玩意儿，把亲戚朋友都惊动了，我怀疑在我的家族一定流传着我要写本考古书的流言。只是最终做设计的时候却摈弃了图文对照的手法，因为看起来过份怀旧，有点幼稚，设计师王焱采用了拼贴、政治波普等手段，很好地把握了七零一代的精神本质，时尚而且有冲击力，我们想表达的是：七零一代并非一个单纯怀旧的概念，它还代表了作为时代中坚的一代人，它是一股高歌猛进的势力。看这本书，你会发现文字的精彩度只占70％，而设计至少占了30％，嗨，又被抢了好多镜头。
我在大学学的是工科，毕业以后做过IT、干过唱片，文学对于我仅仅是玩意儿，既没有研究过理论，也不准备作为毕生的事业。我一直致力于写一些可以坐在马桶上看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达成的目标，古人常用“狗屁不通”来形容不好的文章，该种文章就显然不适合如厕时看，因为很可能会便秘，从这一点上来说，至少我有自信，我的文章是狗屁很通的。
如果死乞白赖非要让我在文学上有点追求的话，我希望就像令狐冲说的“坐着看，天下第二”。
那一道灰飞烟灭的眼神
生于七十年代是幸福的，十五岁做文学青年，十八岁组乐队，二十来岁住地下室，三十岁开始发福搞腐败。
我十五岁的时候已经号称看过几本书，其中包括很多年后流行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写小说快得像有证书的打字员，我爸老是埋怨我，别写太快了，家里的纸都不够用了。那会儿，我爸当然不知道十来年后在中国需要一大批美人作家，因此一个极具商业价值的美男作家便夭折了。
十八岁的时候组乐队，我的口号是，让技术见鬼去吧！一帮傻哥们是老五的崇拜者，死活非要先练技术，而且不让我碰他们的宝贝吉他，所以一个伟大的朋克吉他手也给生生地耽误了。
二十四岁的时候，我住在北京的地下室，像一个先锋艺术家，看盗版影碟，吃方便面，怨天尤人，和一些长发或者秃头男人过从甚密。
我的邻居小宁，是一个有理想、生活很纯粹的外地青年，在电影学院学过摄影，常年失业，有一顿没一顿的，他非常瘦，长发，眼神邪恶而绝望，据说每次去酒吧都有外国男人朝他抛媚眼。有一阵他天天在我家听打口CD，作为回报推荐我看一些很有品味的大师VCD。
我在那时候看了尼古拉斯凯奇的《两颗绝望的心》，并且立刻爱上了他那灰飞烟灭般绝望的眼神，这种眼神我在地下室经常可以看见，它来自各色不同的人，其中有三个导演，一个摄影师，三个酒吧歌手，一屋子同性恋，一个精神病患者，三个女学生，两个工程师，一个医生，以及若干个外地打工青年，一个流窜犯，几个浓妆艳抹的夜班女郎。
我那时候的理想是做一个地下音乐人，因此我深深地热爱着地下室的阴暗、混乱、边缘和绝望，我像尼古拉斯一样地沉溺并享受着绝望的堕落，像吸血鬼一样昼伏夜出，脸色惨白。
我和小宁一起看过两次《两颗绝望的心》，一回是我的屋子失窃之后。另一回是纪念他的第N次失业。每一次都看得直想乐，因为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然后我们互相比赛郁闷和愤怒，练习那一道灰飞烟灭的眼神，并发誓爱上出门以后碰见的第一个女人。
如果我在地下室多住一年，我会完成我的地下音乐专辑，它将有一个很酷的名字叫《WELE TO THE BASEMENT》。不过当地的片警毁了这张融合了电子、噪音、实验的伟大专辑。
地下室是片警格外关照的地方，每隔一周就会来搜查一遍，检查身份证、暂住证、婚育证，后来对我满屋子的碟片非常感兴趣，抄走了好多张有三级片嫌疑的VCD，并威胁我要进一步审查，我忘了《两颗绝望的心》是不是在其中，如果是，但愿警察朋友们没有看，因为他无疑会削弱警察队伍的战斗力。如果他们喜欢尼古拉斯，其实可以看《变脸》，向外国同行学学业务。
于是我离开地下室，住进了西四宽敞明亮的大平房，为将来的发福和搞腐败做准备。我和小宁一直有联系，因为他欠我的钱。他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开始做IT，变成了地下室阶级里的首富，在纳斯达克狂跌的日子里，他加盟了一个剧组去拍摄沙漠里的古城，俨然是一个事业有成者。
渐渐地，我变成了一个胆小而琐碎的男人，每次去闹市区，只要有穿西服不打领带、头发凌乱的外地男青年碰我一下，我就会下意识地摸一下钱包。又碰一下，我又摸一下。又碰一下，又摸一下。又碰一下，又摸一下。那个男青年突然回过头来：你摸什么摸，我还没动手呢！他的眼神宛若尼古拉斯一样灰飞烟灭。
生在娱乐圈
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家族在当地娱乐圈颇有声望，我的爷爷人称徐老板，我父亲已经成长为二线偏一线的艺人，姑姑是当家花旦，姑父是最有人气的笑星。我是徐老板的长孙，面如满月，目光深邃，我一岁的时候照了一张相当经典的照片，基本奠定了我将成为巨星的事实。徐老板对我爱不释手，天天捧着照片一边看一边乐（因为当时我们不住在一起），乐着乐着就过世了。令人欣慰的是，徐老板在最后的日子过得无比快乐。
我记事的时候，正是娱乐界最鼎盛的时期，刚刚粉碎四人帮，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来临，没有电视，没有盗版，大家排队进剧院看Living Show，盛况基本和看F4演唱会类似，在节假日，一天要演两三场，场场爆满，买票很困难，有时候要托人走后门。当地的地方戏曲叫赣剧，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剧种，风格古朴平实，乾隆年间徽班进京就有赣剧，京剧吸收了其中的易阳腔。我的最爱是神话剧和武打戏，比如《济公传》、《八仙飘海》、孙悟空系列剧，其中《三打白骨精》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剧中，我的爸爸是孙悟空，姑姑是白骨精，姑父是猪八戒，一家人在台上打得不可开交，令我幼小纯洁的心灵很长时间都蒙上阴影，我第一次开始思考善恶是非和残酷人生。
我的童年一直生活在这座大剧院里，和当地娱乐圈的名流终日厮混，享受着看戏不要票的优越感。因为离得太近，知道明星也会打嗝放屁，龌龊猥琐的事儿一件都不少干，所以在未来的日子，当我的同龄人纷纷成为超级Fans的时候，我能够特立独行、横眉冷对。其实那时候的Fans和现在的差不多狂热，只是不如现在的那么花样繁多，我记得有一个超级女Fans，每场戏都不落，所有的演员都认识，后来一门心思要加入娱乐圈，三天两头到剧团来，要求成为签约艺人，如此坚持了好几年，直到剧团解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跟丫挺的死磕了。大人们说，那姑娘有点精神不正常。而一帮没心没肺的小伙子老拿她找乐，茶余饭后，就派其中一个假扮团长，在院子里现场考试，大家围着看热闹。
当时新型娱乐业——类似流行音乐、电视、电影、电子游戏等——正在萌芽的状态，完全掀不起风浪，更有甚者，还被主流娱乐业恶意歪曲，比如很长时间我都认为《天涯歌女》是靡靡之音、流氓歌曲，和邓丽君一样，所有和我差不多大的流氓都会唱这首歌，后来长大一些才知道，其实这首歌反映的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纯洁美好的爱情。第一次听邓丽君仿佛多年后偷看毛片的情景，借来的板砖录音机，一盘不知道翻录了多少次的磁带，窗帘要拉严实，门口布置一个放哨的。听完以后，每个人脸色潮红、心神荡漾。那时候我还小，屁事不懂，一句话就道破了真相：不好听，和《军港之夜》差不多。
我们是一个大家族，号称娱乐世家（我的一个表哥和表姐后来相继加入娱乐圈），过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办春节联欢晚会，每个人都要出节目，有了三用机（早期的组合音响，具备收音、录、放三种功能）以后，还要把现场录下来，在家族里内部发行。我最早的舞台就在这里，据说当时我已经有了很强烈的文艺青年倾向，唱歌几乎不走调，而且会设计现场的小噱头，比如，“下面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双截棍》，隔壁的包子铺烟雾弥漫……”我爸大喝一声：“stop！来人，给我叉出去，饿他两顿饭，看他还胡说八道。”下次，我就学乖了，“下面我为大家表演一段诗朗诵，名字叫《亚非拉的兄弟，用双截棍武装起来》。”
我家当时唯一的家电是一个半导体话匣子，蝴蝶牌的，我最早的文学启蒙教育就从长篇评书连播开始，刘兰芳、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是我心目中的“四大天王”，他们的《岳飞传》、《杨家将》、《隋唐演义》、《三侠五义》、《明英烈》、《三国演义》成为时代的经典。相比之下，《小喇叭》、《星星火炬》我就不太喜欢，因为很装丫的。后来添了一个电唱机，有五斗柜那么大，是专门请木匠做的，我爸经常托文化站的一个朋友买内部的塑胶唱片，所以从那会儿开始我已经是站在时代前端的时尚少年，涉略广泛，国内外歌曲、古典流行、越剧黄梅戏、相声曲艺全不在话下。我爸每次对我感到万分失望的时候就说：“这孩子以后实在没出息的话就做个乐评人吧。”
我第一次看电视是公审四人帮，团长家新买的九寸的黑白电视机，乌秧秧围了一院子人，看里面几个小人说着大家不太懂的话，没完没了光念白，没唱腔，大家都特别失望，说团长是个烧包，白花钱买了个没用的摆设。
谁都没想到，就是这个没用的大匣子导致了传统娱乐界的大崩盘，八十年代初期，剧团的生意急转直下，苟延残喘了一阵，终于解散。我爸改行成为法律工作者，姑姑提前退休，经常加入私人组织的剧团去偏远农村演出。
一个时代结束了。
我的江湖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英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江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英雄。
四岁的时候，我的英雄是我爸，那时我随父习武，按照通俗说法叫童子功，意思就是小时候练过功。习武的初衷是为了强身健体，因为我体弱多病，长得像根黄豆芽，处境和一开始的霍元甲差不多，但是结局和霍元甲差多了。练武其实极其枯燥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