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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零一代的鸡零狗碎 作者:万一-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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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搭档,就是互相帮忙记笔记抄作业那种,还有幸一起散过几次步,我天真地以为爱情已经降临了,突然从某一天开始,她再也没来上过选修课。我两次去宿舍找她,都未遂,不久以后才知道,她已经当选“材料小姐”。这令我有点自惭形秽,敬而远之。保罗西蒙的那首著名的《斯卡堡集市》被我改了词:“你是否要去材料系宿舍,欧芹、鼠尾草、迷迭香和麝香草,请告诉新当选的材料小姐,她曾经是我暗恋的人。”军训的时候,材料系和我们分在一个营,我总在茫茫人群中寻找她飒爽英姿的身影,那一刻所有的疲劳和折磨都会烟消云散,而代之以青春的迷惘和甜蜜。
  毕业几年后,我们有一次在邮局偶遇,一开始我没有认出她来,后来在她的邮包上看见了她的名字,才隐约觉得有点像。她形容惨淡、服饰老旧,比实际年龄足足大十岁,我和她攀谈了几句。她说第一眼就认出了我,她已经结了婚,老公是个普通的公务员,单位分的房子。这件事让我感慨了很久,如果她一开始就跟了我,我绝对不会让她这么憔悴,另一种可能是,如果我跟了她,我现在也许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住着单位分的房子,把老婆整得像个欧巴桑。
  青春的故事大都这样有头没尾,回想起来,真是人生际遇往往不如人意,小时候被校花追,长大一点追校花,再大一点暗恋校花,最后连暗恋的勇气都没有了。这也许就是成长的代价吧。



我被生生地逼成了艺术家
  我认识一个有钱人,他说,下辈子什么人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穷人。我曾以此为座右铭。念叨了几年,似乎有点尴尬,为了聊以自慰,在没钱的时候我会搞搞理想,后来一直没钱,我就一直搞搞理想,最后,我就被生生地逼成了艺术家。
  其实我不是生来如此的,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七岁那年,我曾经挣了一大笔钱(未遂),所以照理说我应该是个商业天才。小学一年级,我爸为了鼓励我,设立了一项奖学金,就是每拿一个百分就给五分钱。学期末,我拿了作业本和试卷结算,数着数着,我爸就绷不住了,开始流汗、笑容勉强,半中道就逃掉了。转天,我去找他要钱,他突然翻脸,说,前两天给你买的那身衣服花了多少多少,还买吃的、买玩具、买书,你天天吃喝拉撒,你算算花了我多少钱。我很羞愧,我本不知道我一直欠我爸很多钱。但凡那时候理论水平高一点,我只要祭出四个字就能点了他的死穴:以德治国,你的行为符合以德治国吗?!
  我上大学是在九零年,当时正是全民经商刚起步,我报的志愿全部是外贸、经济、管理类的,最后我如愿以偿地进了一所大学学管理,我系的风气大抵是:万般皆下品,唯有挣钱高。刚入学没两天,我就给系主席一个下马威,一天傍晚,刚上任的系主席来我们宿舍,慰问了几句,然后问我们有谁想晚上去看录像,大家都不出声,我正好晚上闲得慌,有学生会组织看录像何乐不为呢,就说,我去我去。主席把票给了我,我不客气地收了。过了一会儿,主席一直站在原地,脸色有点不好看,憋了半天,说了一句:同学,你有零钱吗?我说,你要换零钱吗,我没有啊。这时候旁边的哥儿们冲我使眼色,我突然明白过来,原来主席是来卖录像票的。那是我有史以来碰见最尴尬的事儿,我怀疑因此断送了我在学生会的政治前途。
  但是,我很快就在轰轰烈烈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学会了游泳,一年级我卖过舞会的票,李志伟吉他音乐会我们宿舍是大学区票务总代理。很多年以后,我已经混迹娱乐圈,有次同学聚会,互相介绍自己的工作,我说公司最挣钱的业务就是带歌手参加商业演出。有个哥儿们立刻反应过来,说,哦,商业演出啊,不就是咱们在一年级搞的那个吗,没想到你这业务一直没扔下。真他妈没天理。
  二年级,我们的业务做成了跨省的规模,从河北白沟囤了一批书包卖给新生,三年级,我们不再从事直接的体力劳动,转做比较高级的家教代理。基本上体现了将管理学课程学以致用的精神。邓公南巡以后,商品经济热潮突然暴涨,当时的顺口溜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作为掌握先进的经济理论的专业人士,我很鄙夷当时还在包场电影、搞旅游、开舞会的同学,档次上不去,挣了钱都丢人。我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我已经从务实走向了务虚,从现货走向了期货。
  不知道从哪里起的头,我们系突然开始倒腾钢材和汽车,当时大发还是主流产品,夏利是高档货,一出去都牛比烘烘的,“兄弟,要钢材要夏利找我,给你抽成。”
  “上个月,好几车皮钢材砸手里了,你想要的话,给你一个八折。”
  “要夏利、大发,我有路子,我跟他们老总秘书的外甥铁磁,哦,什么,你就是那个外甥?”
  后来就卖乱了,至少把半个学校都卷了进来,谁都号称手里有货,而且一嘴的专业术语,特能唬人,搞得市场一片繁荣的样子,但临了谁也没卖出一根钢条、一个轱辘去。
  我决定另辟蹊径,向无辜的老区人民下手,我给我爸、我姐发了英雄帖,让他们在当地给我联系业务,并郑重地叮嘱他们要当作一件事业来做,我们家的未来就指着这个了。
  没多久,我爸就有了反馈,说把县城里的铁匠铺都联系了一圈,估计要个百十斤的铁没问题。当时就把我给气坏了,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我义正词严地告诉他,不论斤卖,我们论车皮卖。
  后来,有一次老乡聚会,我搂着一个漂亮的女老乡翩翩起舞,意乱情迷,正考虑是否要有实质性行动的时候,女老乡突然抬头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同学,钢材要吗,夏利要吗?
  我反省了一下自己的商品经济生涯,其实我从商业活动中的获利微乎其微,搞商业演出的时候连自己的票钱都没挣回来;乱贴广告被罚过款;卖的书包根本就是假冒伪劣,要是被告到校卫队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做家教中介推荐的净是老乡和同学,不仅不给中介费还要请他们吃饭……而当时最稳定的收入其实是稿费,因为我姐在一家报社,老给我假公济私。于是我对自己的商业才华有了一些怀疑,对自己的艺术才华有了更多的肯定。
  晚上,熄灯,大家开始卧谈会,在探讨了经济形势、业务状况和未来走向以后,有位兄弟长叹了一声:“如果可以挑选一种死法,我希望是被钱砸死的,”并强调了一句,“我说的是美元。”而我的理想却突然发生了质的升华:“与其被美元砸死,还不如做个艺术家被饿死。”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的同学们继续倒腾车皮、走私汽车、石油换食品、食品换核潜艇、跨国结婚、拆分微软、重建世贸大厦……
  而我默默地做了三张伟大的唱片,最后一张《拉链门事件》终于可以公开发行,著名乐评人说我是中国最早的电子音乐艺术家,既然是艺术家,所以当然还是没钱,还只能拿理想说事儿。
  老天有眼,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还是被钱砸死算了。



  文艺青年的花样年华
  作为娱乐世家,我们一家都深爱着文艺,我爸热爱样板戏,我妈最爱黄梅戏和越剧,我姐爱听流行歌,只有我是个例外,我小时候对文艺基本上没兴趣,偶尔听听相声和评书。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学习成绩好就什么都优秀,所以我虽然骨瘦如柴、体弱多病,却兼任了班长、体育委员、文艺委员、数学课代表等多项职务,而且屡屡被迫代表我班我年级参加学校歌咏比赛、联欢会,仗着我的家学渊源,在六个班干部里我走调走得最近,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天生丽质难自弃,金子在哪里都是闪光的。
  一来二去,我像所有的孩子一样爱上了流行歌曲,当时买一盘原版磁带是很奢侈的,我们一般用空白磁带翻录,听过了抹掉再录,一直到磁粉掉得差不多为止,谁家有一个双卡录音机那就牛大发了,串一盘带子能收五毛钱,生意还很不错。后来,我以学英语的名义让家里买了一台三用机,从此走向音乐新时代。除了磁带,另一个重要的传播手段是手抄歌本,我姐是这方面的专家,她的歌本不仅资讯新,而且制作精美、排版讲究,有大量从报纸杂志上剪的明星图片做插图,所以后来我姐从事媒体工作。我通过抄歌本学会了读谱子,后来为了和我姐竞争,我尝试着把听过的歌扒下来,很多年以后,我成了一个音乐人。
  我姐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城市上学,咨讯比较发达,每次回家都给我灌输很多港台的先进文化,我的第一盒卡带是她给我的生日礼物,正版的,歌手是杨庆煌,制作人是谭健常,第二盒是杨俊荣(没错,就是很多年以后周杰伦签约公司阿尔发的老板)。我姐为了显示她的优越感,经常给我传播一些骇人听闻的内幕消息,比如一个奇丑无比的老男人赵传打败了人见人爱的小虎队,张雨生其实是男的,潘美辰才是女的,齐秦曾经是个少年犯等等。
  直到她后来教我学会用短波收听敌台,我才知道她的消息来源。我家乡在南方,离福建很近,所以能听到杂音很大的台湾音乐节目。我最早的流行音乐教育就来自那里,我爸经常吓唬我,说没准哪天就被派出所当特务给抓走了。为了隐秘起见,我用耳机听,是那种一个耳朵的半导体耳机,我在外面还加一个冬天用的护耳套,搞得像一个真正的谍报人员。
  上大学的时候,我加入了学校的一个报社,开始以文艺青年自居,文艺青年的所有缺点我都学会了,比如,不修边幅、恃才放旷、藐视权威、不和普通群众为伍等等,我和几个进步青年结成了小团伙,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喝酒抽烟,畅谈文学和爱情,俨然是魏晋名士。我的强项是写小美文和针砭时弊的小杂文,当时给我影响最大的是米兰昆德拉和王朔,我在给别人总结我的文学生涯的时候经常说,王朔是我的形式,米兰昆德拉是我的内涵,翻译成正式的说法就是可读性和思想性并重。所以,一方面我得到了同行的尊重,另一方面又赢得了很好的票房。我的文章在报纸上刊出后,立刻名声大噪,走在路上,经常被女青年指指点点。二年级我就成为执行主编,在报社成立五周年的时候,我编了一期报纸,成为后来报社的标准教材。
  可惜好景不长,我们的主编比我还不修边幅、恃才放旷、藐视领导,对学生会诸多领导完全不放在眼里,搞得他们特别没面子,结果被主席摆了一道,报社撤销原来的编制,并入秘书处,指派秘书长做主编,纳入了校会强有力的监控下。我一气之下,带领所有骨干人员退出了报社。
  我的文艺生涯从此转移到了北洋艺术团,我在合唱团唱男低声部,同时担任艺术团的秘书长、团刊《北洋潮》的主编、话剧队队长。我们的指挥姓任,他热情洋溢,指挥的风格基本上可以用张牙舞爪来形容,每次演出他都占去了很多戏份,因此他成为当时学校的三大名人之一。另外两个名人,一个是外教胖玛丽,她因为身材极胖成为校园里的一道风景,一个是公共澡堂的播音员,每到澡堂快打烊的时候,校园里就会回荡着他苍老磁性、有板有眼的嗓音:各房间洗澡人员请注意了,还有十分钟就要停水停电了,请大家抓紧时间,尤其是来得晚的和洗得慢的,更要抓紧时间。很多年后,同学聚会,大家居然异口同声一字不漏地把这段话背了出来。
  我们的合唱团在高校里赫赫有名,号称梦之队。有一次参加市里的大学生合唱比赛,隔壁一个学校自我感觉很牛比,还特地从电影厂借了全套的红军军装,准备靠一首《大渡桥横铁索寒》问鼎冠军。比赛之前,我们合唱团上台试音,大家走了一个“1,3,5,1”的和声,立刻,全场寂静,都听傻了,因为在大家的观念里,合唱只是群众歌曲大齐唱,根本不知道合唱是这样的。该校领队一看形势不对,赶紧给学生打气:“同学们,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发挥正常,一定可以保三争二的。”
  我在合唱团里是个异类,因为我喜欢摇滚乐,而且积极推动合唱的现代化进程,我认为要让年轻人接受合唱,必须创作和演唱新的作品,我曾经把罗大佑的《水上花》改编成四声部的合唱,那份谱子交到指挥手里就再无后文了。我对合唱事业的兴趣仅此而已,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我的理想永远在别处。
  毕业以后我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我的领导是“红十字”乐队和“虹”乐队的前贝斯手,他经常向我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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