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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两方面的安慰，将艾萨克从沮丧的深渊中拉了出来。一方面，艾萨克一直都将他的工作视为一种慰藉。许多人在经历了离婚打击后，尽管周一不得不去上班，但工作对他们来说已无足轻重了。艾萨克不是这种人，他放下电话后便可以全身心地投人到最新的创作项目，尽管这只是本笑话故事集。另一个出乎意料的安慰来自他的朋友珍尼特·杰弗逊。
在父亲的葬礼过后几天，艾萨克打电话给珍尼特，请她共进午餐。他们开车去了新英格兰，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妙的下午。他们在林中漫步，沐浴在八月的阳光里；参观了康科德镇周围的历史遗址，并到爱默生的坟上扫了墓。
这次旅行加深了他们的友谊，同时也大大缓解了丧亲之痛与婚姻巨变给艾萨克带来的双重压力。艾萨克发现珍尼特确实是个完美的伴侣：聪明、机智，对一切都充满了兴趣，小到生活中的琐事细节，大到政治、艺术、科学与文学。艾萨克觉得在过去的27年中，他娶错了人。
但是，当杰特鲁德和罗宾返回波士顿时，杰特鲁德与艾萨克却挽狂澜于既倒，短暂地挽救了他们的婚姻。
公平地说，当杰特鲁德发现艾萨克正承受着丧失慈父的巨大悲痛时，她的愤怒消融了。在余下的夏季、秋季及第二年的初春，他们的婚姻都很风平浪静，但仍潜伏着危机。1970年初，事态又开始恶化了。
新年简直就是个灾难。阿西莫夫在波士顿的出版社豪顿·米弗林为他举行了一个晚会，庆祝他50岁的生日。尽管全家人都去参加了这个聚会，但欢乐只是表面现象。
2月初，阿西莫夫参加“迪克·卡维特节目”的制作，对节目的另一位特邀嘉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演员说了些被视为在一套房子里，却数月几乎未说一句话。他受够了。他觉得住在波士顿犹如被囚在牢笼里，从21年前他与杰特鲁德搬到波士顿的那刻起，他就渴望着回到老家。与杰特鲁德分手，为他创造了搬回纽约的极好机会。他的律师建议，如果艾萨克搬到纽约，离婚会更容易些。这正是他所需要的借口。
1970年7月3B，搬运工从西纽顿的家中搬走了艾萨克的书架、桌子、书籍与文件。那到，距他与杰特鲁德的第28个结婚纪念日还有25天。他对妻子说了声再见，彻底离开了这所房子。而他的《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幽默宝库》业已于6月13日完成。
阿西莫夫半开玩笑地问这位年轻女人，制作完节目后有什么安排，电视台在转播节目时竟没有把这句话删掉——尽管阿西莫夫在发现自己失言之后曾特意要求把它抹掉。
杰特鲁德早已习惯了丈夫的油嘴滑舌，并与众人一样，深知这是他的一种秉性，但在晚会上与人调情与在人国数百万观众面前与女人稻情，显然有着天壤之别。
罗宾当时正在朋友的家中收看这个节目，她难堪极了，对父亲非常生气。杰特鲁德默默地承受着痛苦。挽救阿西莫夫夫妇婚姻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从那以后，夫妇两人互不理睬，艾萨克更深地投入了工作中，并开始为未来做打算。
他与朋友及斯坦利谈了此事，也与珍尼特探讨过他的婚姻问题，并试图制订出一个计划，以使他与杰特鲁德在离婚时，从头到尾都能将痛苦减少到最小。
1970年6月初，艾萨克做出了决定。他与妻子共同住
第十章 科学、上帝与一切
除《神奇的旅程》和少数几个短篇小说外，整个60年代，阿西莫夫都致力于非小说类作品的创作。在这10年结束前，他写的书竟奇迹般地达到并超过了100本，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发表于1960—1970年之间。
阿西莫夫并不真正相信写科幻小说的日子，他对创作科普丛书极富兴趣，从《圣经》分析到笑话故事，写出了大量题材各异的作品。
从许多方面来看，阿西莫大无意之中放弃科幻小说的创作是明智之举。60年代，科幻小说经历了全新的变化。机械的创作、对计算机与空间旅行的好奇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内省的写作方式，变得更加注重于探索人类的灵魂，揭示幻想毒品文化之间的联系，即更加注重于揭示内在深层的东西，而不仅仅停留在肤浅的表面。在这种大环境下，以哈兰·艾利森、雷·布莱德伯利、拉巴特、西尔沃伯格及菲利普·迪克为代表的一代科幻小说作家开始走红。在这种新形势下，阿西莫夫很可能将被新人的光辉淹没，甚至如恐龙般地消亡。
阿西莫夫本人几乎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早地意识到，科幻小说界正进行着彻底的变革。尽管60年代初，他已不怎么写科幻小说了，但仍继续参加在离他家较近的地方举行的科幻小说界聚会，而且他的许多朋友都是科幻小说界成功的作家。
他对新形势的感受如此深刻，以至他经常谦虚地对好友们宣称，他根本不敢再提笔尝试科幻小说创作了，因为他已感到自己落后了。他曾说过：“我已跟不上潮流了，我不想证明这个事实。”①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欢乐永存》第417页，纽约双日出版社1980年版。
《神奇的旅程》获得成功后，1976年，哈兰·艾利森曾劝他给自己正在编写的一部诗集《危险的幻象》写篇稿，但阿西莫夫拒绝了，说自己的风格与艾利森及这部作品定的格调不相符。
对于自己的赶不上趟，阿西莫夫似乎不是很难过。可能他从未真正承认这个事实，也可能他已意识到，如许多创造领域一样，写作的流行模式也是经常轮换的。最后，是作家兼出版商拉斯特．戴尔雷的第一任妻子艾弗林·戴尔雷，最终让阿西莫夫打起了精神。她问阿西莫夫为什么不再写科幻小说了呢，他答道他觉得自己已赶不上潮流。对此她说：“艾萨克，你写，你就是潮流。”
尽管这些评论让阿西莫夫感觉良好，但除了一些短篇神奇故事外，当他开始创作一部新的科幻小说《诸神》时，已是4年之后的事了。
自然，阿西莫夫的非小说类作品创作生涯是以科学丛书为开端的，其中第一部作品是那本失败的生物化学课本《生物化学与人类新陈代谢》。该书于1952年出版，是与威廉·波依德和伯恩汉姆·沃克共同合作写成的。两年之后出版的《生命的化学元素》是他的第一部非小说科普作品。
最初，他的非小说作品大都是由豪顿·米弗林与阿巴拉德·斯楚曼出版社出版的，其中包括《数字王国》与《我们赖以生存的时钟》（均在1959年出版）。阿西莫夫创作了大量诸如此类的作品。通常，在合同签定后的数周内，他便能迅速交稿。他以此种方式赚到了很多笔酬金，只是数目相对较小（在1，000美元以内），但一年下来，收人也颇丰。
自然，随着创作量越来越多，他不仅名声越来越大，还能从日益增多的书中得到版税收入。
阿西莫夫在50年代初创作的科幻小说，销路一直不错，每年都能一次性地为他带来大笔的收入。1969年夏，仅从双日出版社那里，他就获得了4万美元的版税收益。
《数字王国》是阿西莫夫非小说作品创作的速度之最，从开始动笔到最后定稿，仅用了13天，仿佛东西都在他的脑子里，他只是动动笔把它们记在纸上。
当他将写作题材拓展到生物化学以外的领域并开始随心所欲地创作成人作品时，他的速度慢了下来，他经常查阅各类书籍，包括《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科学与医学辞典、天文学图册、各类目录表、地图和外语词典等。尽管已写过几部较有把握的非小说作品，但他承认在认真创作第一部涉及自己专业以外题材的非小说作品时，他还是有些诚惶诚恐。
不算第一本非常基础的《数字王国》，天文学题材是他在自己专业知识以外首次尝试的领域。他之所以选择天文学领域，是因为他觉得这方面的知识与科幻小说关系最密切，并且自己也很感兴趣。这时，他已是名专业作家，不再是学者，可以冒险，就一个自己没有专业知识的题材写一部作品。他的第一部有关天文知识的书便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时钟》，这部书获得了很大成功。
在这一成功的鼓励下，阿西莫夫一鼓作气创作了系列科普作品。这不仅使他被视为是位才华横溢的多面手，同时也为他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阿西莫夫对任何知识领域都兴趣盎然。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自己缺乏经济方面的才能，并且他的数学水平也只停留在微积分与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需的数学上。除此之外，其他知识领域都是他的乐园。
有些人指责说，只要出版社肯给钱，即使一无所知的题材他也写，并且是随心所欲地瞎写。对此，阿西莫夫很不谦虚地充耳不闻。有时他竟然在没有得到出版社任何承约的情况下，也写出整本整本的书来。
由于写作欲望过于强烈，阿西莫夫经常是在约定的时限之前写完书，为此常常把自己弄得神经很紧张。他痛恨延期交稿，宁愿昼夜不停地写，也不愿违约。而且，他能像魔术师变戏法似的同时写几部书，并视之为一种享受。
尽管他自己有时也在写作中犯点小错误，并且不得不改正一些细心读者指出的问题，但他仍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的人。他喜欢自己编写索引，因此对出版社不顾他的意愿为他雇请的专业索引编写者极为苛求，永远都要挑他们的毛病。在他成名后，他坚决要求自己编写索引了。
阿西莫夫在非小说创作方面的精湛技艺，很快便声名远扬。早在1961年，一位书评家，蜚声国际的古生物学家乔治·盖罗得·辛普森，就曾赞誉阿西莫夫是“国家的奇迹与自然的资源”。阿西莫夫对此非常自豪。
奇怪的是，埃德加·胡佛竟然也看起了阿西莫夫的书。尽管阿西莫夫本人对此一无所知。但在1960年，联邦调查局就已为他设立了一份档案。事情是这样的，一位读者在看了阿西莫夫的《原子之内》（1956年）后，对作者的一段描述愤愤不平，因为作者竟然也认同前苏联比美国更早拥有核电站这一观点。这位不知名的读者将书寄给了联邦调查局，同时还附带一封信，指出阿西莫夫出生在前苏联。按照《信息自由法案》规定于1993年解密的文件表明，胡佛同意对阿西莫夫的家进行电子监视并窃听他的电话。从监视中收集的材料至今仍属机密，不能透露。直到阿西莫夫去世后，那份档案才被公开，珍尼特收到了一份复件。她认为，整件事是个笑话。
1965年，联邦调查局在共产党的一份名单中发现了阿西莫夫的名字。阿西莫夫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被他们视为可疑分子。
实际上，阿西莫夫对政治没什么真正的兴趣，对共产主义也无半点同情心。从这一事件能看出来，当时阿西莫夫的知名度有多高！
60年代阿西莫夫最成功的非小说作品是《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1959年5月，基础丛书出版社的雷昂·斯沃斯基请阿西莫夫写这本书。在50年代晚期，阿西莫夫已被视为科学界的全能者，这一名声不断扩大。斯沃斯基到他在纽顿街的家中找他，建议他为既聪明又有兴趣的门外汉写一本科普读物。阿西莫夫认为这是个野心勃勃的想法，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喜欢迎接这个挑战。阿西莫夫从来就是个喜欢别人拍马屁的人，斯沃斯基深知这一点并已做好了准备。他极尽奉承之能事，吹捧阿西莫夫本人及其取得的众多科学成就，并表明全美国只有他一人能胜任此项工作。斯沃斯基为这本书预付了1，500美元——这是到那时为止，阿西莫夫收到的数目最大的一笔预定金。最终，还是钱起了作用。
会面后没几天，合同就寄来了。就在阿西莫夫刚在上面签字然后给斯沃斯基寄回去的片刻，他突然对在一部书中要解释如此众多的科学科目感到了紧张和不安，几乎要终止了整个计划。最后，他又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鼓起足够的勇气签了合同。
非常重要的是，这次阿西莫夫找到了珍尼特商量是否接这部书。7月，他给她打了电话，告诉她这笔交易并解释了自己惶恐的原因。珍尼特告诉他，她认为这个构想听起来不错，他肯定有能力写这本书。挂上电话后，不一会儿他就在合同上签上了字。那个周末，这份合同就回到了基础丛书版社。
早些时候，这部书的书名一直是争论焦点，斯沃斯基之所以以它为名，是因为它让他想起了萧伯纳的《聪明女士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指南》。阿西莫夫认为《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专门写给优秀人物看的，将会影响到销售，因此建议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