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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一位高足，即厄内斯特·缪曼做了一件冯特认为是变节的事情，它抛弃了纯粹的研究，转而将心理学原理应用在教育之中。更坏的是，另外两位弟子还在商业界和公众面前叫卖自己的专业知识。1903年，西北大学的沃尔特·迪尔·斯科特还出版了一部论销售和广告心理学的著作。冯特的嫡传弟子雨果·曼斯特伯格1908年还出版了一本论法庭陈述心理学的书，1915年又出版了另一本论日常问题心理学的书。他被威廉·詹姆斯请来哈佛出任心理学实验室的主任。
曼斯特伯格尽管是一位典型的德国教授，其社会观也是反动的（他极力鼓吹，妇女的地位就是呆在家里），长相更是难看异常（装束简陋，鼻子扁平，尖尖的下巴，一脸卫兵络腮胡子），可是，他却成了美国心理界的名人。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身份好像还是犹豫不决。尽管他在书本和通俗杂志里，以及在众多听众面前极力鼓吹应用心理学，可是，他却通过大量卷秩浩繁、长篇累牍的心理学理论著作保持自己作为一位科学家的身份。他本可以不做这些工作的：他的应用心理学是他产生最大影响的地方，他的理论工作却毫无贡献。
许多心理学家都曾因曼斯特伯格极力鼓吹应用心理学而受尽侮辱，可是，公众却很喜欢这一点。影响更大的一面是，一些冒险的商人请曼斯特伯格和他的学生利用自己的心理学知识来改进工人的劳动效率，使广告更打动人，并帮助选择最能完成特定工作的人选。
比如，他为一家电话公司开发了一套测试办法，以找出最能适应交换机操作的妇女。为了试一试他的办法，这家公司悄悄地把好几名有特技的操作员夹在30名求职者中让他考。所幸的是，曼斯特伯格到底给这些有经验的操作员打了高分。
不幸的是，在一战开始时，曼斯特伯格发表了好几次亲德国的公开演讲，这使他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于1916年去世时，他曾担任过主席的美国心理学协会对此只字未提。
曼斯特伯格既想当应用心理学家，又希望保持理论家的努力，象征着一场延续了很长时间的有关知识价值的辩论。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知识本身是值得追求的，不需要考虑它是否有实用性；而大多数社会领袖人物和普通人都觉得，知识只有能够应用于实际时才值得追求。后者的观点在工业技术社会特别明显，因为这种价值观与它极为合拍；这是工业时代的黎明，因此，一位不怎么出名的英国诗人吉尔伯特·威士特写道：“好处在使用之中，而不是在其仅有的据有之中。”
因此，毫不奇怪，在20世纪的美国，应用心理学很快引起注意并快速发展起来。我们已经看到过好几种使基础研究和理论倾向于实验用途的途径，其中有：
——智力测试，两次世界大战中用来剔除不合格的兵员；
——智力及能力测试，全国许多学校用这种办法给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分班；
——将知觉原理运用在飞行员培训选手的测试中，是由二战中的陆军飞行队进行的。
——最高法院在著名的布朗诉教育部案例中引用心理学研究发现成果，以及因之而来的对公共学校的重整。
——由大众媒体和其它方法进行的父母教育，灌输一些儿童发育正常阶段和父母最能给每个阶段的孩子带来好处的知识和方法。
——当然还包括所有形式的心理治疗学，以及它们对美国人的心理卫生和行为产生的巨大影响。还有他们的生理卫生：一系列研究显示，经过心理卫生治疗后，经常看医生的人看医生的次数减少了三分之一。
这些还只是心理学知识在过去八十多年时间里得以应用的少数几个领域。最近几年，这个领域开始发芽了。临床及其它应用心理学家现在构成了美国心理学协会半数以上的会员，在非会员的心理学家中，这个数字可能也差不多，而美国社会已经受到心理学的深刻影响，其中有：
——每年，一百多万高中生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都由他们在SAT测试中的得分而决定（学术敏捷度测试），这种测试是由教育心理学家设计的，许多学校不考虑接受一些分数不过关的新生。
——成百万人就职的问题，工作性质从流水线作业到管理层不等，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在智力测试、敏捷度测试和性格测试中的得分所决定的。
——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通过各种各样的培训促进劳动操作水平和运动水平的提高，以及人际关系的改善，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以心理学发现为基础的。
——数十亿美元的电视和无线电商业广告及印刷广告的洪水在极大地影响我们的品味、购买行为、日常行为和投票的选择。这类的交流有很大一部分使用了心理学咨询者（或者，按照时下的应用心理学教科书对他们的热门称呼，可以把他们称作“承诺职业者”）提出的说服技巧。
所有这些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应用心理学是在利用科学知识改善人类的状况，还是在误用它，以谋取自私的目标，或者给其目标造成相当大的代价？
当然，它两者兼而有之。所有的科学知识都可以用于好的目的，也可以用于坏的目的，而且经常是在同一时间内。每个社会的标准和结构，都会确定哪一种选择或者各种选择的混合会盛行起来。比如美国社会，通过极大地奖励治愈患者和推迟死亡，它已经刺激了像人工呼吸装置和保持营养及水作用的装置这样一些措施的发展，可是，由于没有能够修改其传统及法律，只得使医生们延长绝无生还希望的病人、永久进入无意识和完全无望地挣扎在痛苦中的病人的生命。
因此，在心理学中亦是如此。在它的许多应用之中，有些能改善个人和集体的生活，而另外一些却会使行医者得益，使接受者受害。知识，这次又是一样，不能从我们的集体意识中擦去，我们也不想这样做，可是，作为一个社会，我们目前还没有学会既鼓励心理学的使用，同时又能看出并限制甚或防止其误用。
改善人类知识的利用
心理学的许多应用使人类开始更有效，更益于健康地利用自己的能力和反应。其中有：
健康心理学：这样的一些应用有一些可以改善或者治愈与心理因素有关的一些心理和生理疾病。当然，心理治疗学是最主要的一个例子。其它一些还包括诊断过程和情景性或者社会性的介入。这里有几个例子：
——A型行为模式（TABP）有些人具有异乎寻常的雄心，而且特别有进攻性，他们很紧张，喜欢快速地讲话，快速地行动，很容易生气，容易产生敌对情绪，而且好像是冠心病的起因。要防止这种病症的发生，首先要通过性格测试和面谈辨别其模式。虽然TABP好像是一种天生的性格倾向，可是，应激减低培训可以极大地减轻其症状。另外，引起这种症状的情景因素也可以减至最低或者避免。比如，知道这种情况的父母就可以有意识地放松他们对孩子取得成就的强调，他们还可以选择一些不强调竞争的学校。有TABP模式的成人可以改换至不那么竞争的环境，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换一个不太竞争的工作。
——社会心理学家和流行病学家发现，因为一些像移民、离婚或者死亡而引起的社会关系或者网络的中断与一系列生理和心理疾病之间有一种统计学上的关系。比如，抑郁及伴发的免疫反应减弱，在离异和鳏寡人群中更为常见。心理学家开出的治病药方就是一种社会支持，所幸的是，许多种支持团体最近在全国各地出现了。有专门为老人、伤残人员、有不良嗜好的家庭和癌症患者（特别是经过乳房切除术之后的妇女）服务的团体，还有一些专门为末期病人及其家人服务的安养活动。
——因为高龄而出现的记忆力正常下降常常是严重压抑、自信心下降、抑郁和退出社会生活的因由。最近几年，许多大学和其它中心的临床诊所，都开始提供助记术和其它交际技巧的培训项目，以弥补这个不足。一项著名的临床报告称，经过两星期的培训后，中年及老年人可以见人面就想得起名字来了，甚至比他们年轻的时候记得还好些。
——许多保健组织和医疗诊所利用从激励心理学中得出的方法，让病人吃他们推荐的药物，并进行建议的活动。这种方法包括：让病人看到无可争辩的益处的证据；认他们看到，有名望的权威人士都支持这些步骤；给病人以奖励，特别是那些进行减肥食疗的病人，给他们以鼓励、赞许，并用图表指示他们的进步情况。
教育心理学：到60年代，心理学家和教育者都已经收集到了大量证据，证明落后生在认知条件和文化准备上都不及正常学龄儿童，这是他们年复一年总是落在后面的原因。“从头开始”是一项大型实验活动，从60年代开始，是“约翰逊总统向贫困开战”活动的一部分。它旨在通过给他们提供特别教育，以掌握他们在学校取得成功必需的技能和背景知识，从而克服贫困孩子的学习困难。
可是，因为政治原因，“从头开始”活动匆匆开始，并没有制订出评估其成果的合适办法。这项活动进行了好几年之后，国会才要求对它进行评估。接着，研究者们就对参加了和没有参加该项目的一、二、三年级学生进行对比，比较发现，令人失望的是，参加了“从头开始”活动的学生在学校的表现并不比其它人强。这项发现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赞成该项目的人说，这两个组并非真正对等的——“从头开始”项目吸引的是那些最需要它的人，没有这个项目的帮助，他们可能做得更糟。不赞成这个项目的人说，这些活动证明，补偿性的特别教育并不能产生长期效果，而这些孩子的糟糕环境却一点也得不到改善。
然而，后来，其它由研究者而不是由社会活动者设计，并使用了合适的控制组的项目却得出了一些更有希望的数据。1975年，11项设计良好的早期强化活动研究的结果汇集起来了，研究者们集体进行了一项纵向追踪研究。在几年时间内，他们寻找、测试并随访8－18岁参加过6O年代学龄前儿童强化项目的学生，并收集了有关其学校操行的数据。1982年，研究者协会报告说，参加了该项目的孩子学习成绩比可比较的控制组学生好些，好多年以后，其智商和成就测试分数更高，谈起自己的时候也会因为取得了成绩而自豪（比如在工作或者学校活动中取得的成绩）。
心理学还在其它许多方面，在许多规模大得多的方面应用于教育中，达几十年之久。我们已经看到了大多数例子，因此可以跳过这一部分而看看今天的成果：在全国范围内，成千上万的学校心理学家对学生进行测试和评估，并提供短期治疗，2000多教育心理学家使用学习理论和研究数据设计有效的教学方法，并向师范学院的学生灌输这些理论。
人性工程：本世纪初期，一些设计机械、汽车、电器和其它机械装置的工程师们偶尔也突发奇想，他们想让那些控制钮和表阀更适合自然的人类知觉及运动能力。比如，哪怕在早期的汽车上，方向盘与前轮的连接就已经是这样的，如果想向左转，司机就把方向盘向左转。这看上去可能是一种最明显不过的事情，可是，最早期的汽车是通过舵杆转向的，如果要向左转，司机得把舵杆向右拨，反过来也一样。同样的，有些设计者也试着在直觉的基础上将收音机、动力工具和工厂机器上的转盘以自然的方式操纵。
虽说这些都是工程师们操心的事——直到二战以前情形一直如此——可是，大量的设备上面有一些转盘和控制钮是很难解释，不容易精调的。有些需要不自然或者不必要地复杂的人类动作，这经常会造成错误甚至事故。有一个例子就是“英国蚊子”，这是二战时期制造的一种战斗轰炸机，当时心理学家尚没有参与此事。风门在飞行员的左边，着陆控制杆在右边。结果，起飞的时候，飞行员只得从风门上腾出手来用左手把住转向轮，这样，他才能用右手去提升着陆杆，不过，当他松开手的时候，风门就会自己向回退，因而减少动力，而这时候恰好需要最大的动力。
战争期间，有大量新型复杂军事装备在不断开发之中，军事服务机构及其合同签订方开始雇用心理学家，以协助使产品更符合人性的知觉及反应。这就是所谓人性工程的开始，后来也叫工程心理学。心理学家重新设计一些设备，以提高其仪表盘的易读性，使控制钮的精调轻松易行，使必须进行的动作自然协调等等。
杰克·邓拉普是一位负责射击培训研究的海军军官，他曾是福汉姆大学的心理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