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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演出场地却过于狭窄，听众随着节目的进行离舞台越来越近，在场的七名警察害怕出事，要求将节目减半。组织者照办之后，听众愤而掀翻了几张桌子，20名警察飞奔而至。9分钟的骚乱换来的是全美国对摇滚的又一场大攻势。
然而，“秩序”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者却是全世界第一部摇滚电影——《昼夜摇滚》。这部1956年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摄制的片子只有极少的情节，比尔·哈利、“彗星”、“本垒”、艾伦·弗雷德则在片中轮番上场，或唱或侃，76分钟的短短时间将摇滚乐现场演唱会气氛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部片子当年10月在美国上映，多数人只是抱怨其中鼓掌和跺脚的镜头太多。惟一的例外发生在明尼阿波利斯，那儿的一帮年轻人在看完电影之后过于激动，在影院之外脱衣起舞并打破了几家商店的玻璃，警察闻风而动将其驱散。从总体上说，美国人似乎是安静地接受了它。
然而，在保守主义的故乡英国，《昼夜摇滚》使得英国佬昼夜难以安宁。这部电影在英伦三岛引发了无数场“骚乱”，使难以计数的人遭到拘捕。从来不曾见识过摇滚乐现场演出架势的英国青年对该片趋之若鹜并为之疯狂。
伦敦是疯狂之飙的第一站。在当地的一家影院，银幕上刚刚响起第一首歌，观众便开始扭动身体。几个把银幕上的歌声称作“乱吼一气”的警察试图让观众安静下来，有两个年轻人却大加嘲笑。这两名青年成了最早被拘捕的人。在伦敦西区的一家影院，100多人因为随着片中音乐起舞而被逐出影院，于是他们在街上大喊大叫，警察赶到之后，数人被罚款。
“骚乱”在四处蔓延。在曼彻斯特，50名在影院中起舞的年轻人被警察拘留，电影中途停止放映，其他上映该片的城市也出现了类似情形，以至于女王伊丽莎白也震惊不已，她专门让人将拷贝送到她在苏格兰的庄园加以“研究”。
布莱克本市政当局被各地有关“骚乱”的报道吓懵了，他们成了第一个禁映该片的城市。随后，普雷斯顿、伯明翰、利物浦、贝尔法斯特、布雷斯托等地先后发布禁令禁映《昼夜摇滚》。
稍微安宁的摇滚世界再一次动荡不平是在两年之后。1958年5月3日，艾伦·弗雷德主持的“响亮节拍”巡回演唱会在波士顿剧场开始第一场操练，5000名观众齐聚一堂，20位警察坐阵监督。唱到精彩之处，但见数十青年扭动起舞，另一些则往座位上站。警察于是大开全场灯火试图阻止这一行为，弗雷德则不满地在台上说道：“看来波士顿的警察是不想让孩子们乐一乐了。”场内令人扫兴，场外更令人沮丧： 一共有15个人在附近遭到小流氓的洗劫和殴打。虽然波士顿剧场一带是远近闻名的是非之地，类似事情时有发生，但此次事件自然被算到了摇滚的头上。对摇滚的怒潮又一次铺天盖地而来。
两天之后，波士顿市长约翰·海因斯宣布，禁止再在公共场合举办类似音乐会。效仿者接踵而至，纽约禁止了弗雷德原定于5月6日的演出，纽黑文、纽瓦克也驳回了他对该地禁演令的上诉。在华盛顿特区也下达禁令之后，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威廉·弗莱明干脆提交了一份“可下达禁令的”乐队及个人的黑名单。
“秩序”的天然维护者——“权威”们则纷纷出马，用形形色色的理论和词汇为禁令辩护，向摇滚开火。加勒特·伯恩宣布，青年人的“骚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持人“在其频率上施放了感情ＴＮＴ”。精神病医生Ｊ·布雷斯兰则认为摇滚乐是“食人部落”的音乐，是一种“商业病”。
澳大利亚批评家萨姆·邓恩更是将摇滚称为“卖给学生和青少年的音乐大麻”，是“粗暴、野蛮、充满兽性的”，它会使人形成“粗鲁蛮横的感情”。
《纽约时报》则认为在19世纪的美国也出现过类似摇滚的局面。当时，试图用“复兴大会”将宗教带到新边疆的做法也曾导致了“大量摇头晃脑、拍拍打打、没完没了、节奏强烈的赞美诗”；而像摇滚这样的“现代疯狂”惟一的不同之处无非是可以用更多的传播媒介和广告手段以更快的速度在大众中扩散。
激情之旅：自我的废墟重炮轰击（2）
《音乐杂志》则耸人听闻地宣称： 西方文明将因摇滚的公然挑战而崩毁，因为这一音乐是奴隶、文盲和无道德者的音乐，听摇滚乐的青年“显然被丛林节奏推到了无法无天的境地，或是被极大地煽动起性与暴力的倾向（黑奴就曾经如此）；或是将其当作打破禁忌、无视规矩的借口，它本身就构成了对青少年道德的威胁，刺激他们做出越轨行为……我们可以断言，每一越轨行为都受到摇滚乐的影响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摇滚依然阔步向前。到60年代，年轻观众们依然成群结队地扰乱“秩序”并让“权威”们神经紧张，而且他们的队伍愈发壮大、声音更加洪亮、动作更加夸张。在人类当代史上，只有政治集会和体育活动曾在公共场合会聚起如此巨大的人群，引发如此剧烈的情绪。
在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观众对摇滚明星的巨大欢呼声响彻云霄，许多人担心屋顶将会倒塌，一边是越来越多的禁令，一边却是更多的演出，60年代的最后三年，虽然有18场准备就绪的现场演出被明令禁止，却依然有250万人出席了30场大型露天演出。
1963年，在“披头士”的格拉斯哥演唱会上，35000名观众损坏了100多张座椅，其跺脚蹦跳之举更是让整座音乐厅震颤不已。格拉斯哥市财政局长理查·布坎南于是将摇滚称为“无法容忍的野蛮玩意儿”。在议员们乱轰轰一阵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格拉斯哥市的摇滚迷们在接下来的数年中不得不到本市之外去过其“现场”瘾。
“滚石”更是“秩序”和“权威”的大敌。1964年在伦敦温布利体育场8000名观众发生“骚乱”，30名观众被捕。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年轻人们将舞台冲挤得轰然坍塌。而在新布赖顿有2000人瘫倒在地，50人因斗殴被驱逐出场。在缭绕着《蓝色多瑙河》优雅之声的乐城维也纳，154名狂热的“滚石”歌迷被当场拘留。在华沙文化宫，少数党政要人及其子女占据了为数不多的座位，2000名歌迷因此聚集门外，米克·贾格尔过意不去，向他们免费赠送唱片。这一善举使人群大乱，警察不得不动用了催泪瓦斯和高压水龙以驱散他们。
70年代已经进入青年期的摇滚依然因诸如此类的混乱而处于被禁、被打击的境地。1975年2月，“莱德·泽普林”的波士顿演唱会被该市市长凯文·怀特发令禁演，因为3000名平均年龄只有14岁的狂热歌迷给市体育馆造成了约3万美元的损失，并使随后将举行的冰球比赛被迫延期。而在纽约中心公园沃尔曼溜冰场连续举办了9年的“谢弗音乐节”在该年也被告之另寻宝地，公园负责人称该冰场年久失修，但又称该摇滚音乐节在过去几年里“造成了数百万美元的生态损失”。哈特福德市也于同年禁止了艾利斯·库柏的演唱会，因为许多狂热的听众没能买到票而在一座剧场的金属屋顶上打开了一个大洞以跳到天花板上，造成了数千美元的损失。
然而，这一切与1979年的辛辛那提悲剧相比都算不上什么重大损失。该年底在辛市河畔体育场举办的“何许人”演唱会安排在晚上8点开始，该体育场勿须对号入座，先来者自然可坐好位置。下午两点一刻，体育馆外已经排成了长龙，到6点一刻，8000名持票者已经在馆外聚集，推推搡搡、磕磕碰碰时有发生，虽然警察建议提前放观众入内，但体育馆及演唱会主办人坚持要到7点才开门。于是，在放人的一刻，蜂拥的人群拼命向中心舞台冲击；8000人的庞大人群却只有一个入口，终于造成了11人惨死的悲剧，其中4人为成年人，7人为青少年。伤者不计其数。而“何许人”和绝大多数观众直到演出结束还对此毫无所知。
虽然事后大多数人认为这一悲剧的发生与座位安排方式和入场时间安排关系更大，但摇滚却依然难逃其咎。自然，“何许人”随后的演出立即被禁。《纽约时报》则以“摇滚是否暴力音乐？”为题，巧妙地点出了主题；而约翰·Ｇ·富勒则以此为例在他的著作中称摇滚“可以引发对生活和建设的意愿造成巨大损害的心理和情感变化”。
直到80年代，人群控制难题依然是摇滚屡屡挨禁的原因。1981年，美国俄亥俄州的纽瓦克便因此而禁止了拟在该市一家公园举办的演唱会。而在1983年加州迪瓦尔为期三天的美国音乐节上造成44人受伤，87人被拘留，一人因吸毒而死后，当地一位法官将这类地方称为“纯粹是动物园”。同年，在黛安娜·罗丝在纽约中央公园的演唱会上，由于一帮小青年公然抢劫财物而引发了一片混乱，纽约市府决定严禁在此举办类似演唱会。这一禁令直到1991年保罗·西蒙那场平安的演唱会时才被打破。
然而，保罗·西蒙演唱会的平安并不意味着90年代的摇滚乐演唱会已经归化为圣诞夜弥撒。虽然“骚乱”再也不像过去那样频繁，但其激烈程度依然不减当年。1992年10月，当“枪炮与玫瑰”、“金属”与“背信”乐队联手进行24城市巡回演唱时，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因“金属”乐队的主唱赫特菲尔特被舞台装饰柱爆炸烧伤而送往医院，“枪炮与玫瑰”主唱阿克斯尔·罗斯情急之下嗓子嘶哑，难以为继，演出匆匆结束。狂热的歌迷将未能在演唱会上尽情发泄的满腹不满倾泻到了警察和路边的汽车、商店之上。其结果是十数名观众和3名警察受伤，12人被拘留。摇滚乐又一次陷入了同样疯狂的火网之中，曾经因粗暴对待“滚石”歌迷而臭名昭著的该市警察更是咬牙切齿，对所有摇滚乐队大加诅咒。一家地方报纸则干脆将“惹事的”几支乐队称为“四处乱窜、无事生非的半疯”。
而在90年代初的中国，刚刚起步的摇滚乐队一度被当作“不安定因素”而被迫处于地下状态： 即使在他们偶尔露面的今天，在每一次难得的演唱会上，我们便会看到那些比一般观众“疯”一点的青年总是会很快受到警告或者干脆被带离现场。可能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摇滚乐演唱会还从未引发过“骚乱”。但任何一个到过崔健或“唐朝”等乐队演唱现场的人都会对中国观众也会爆发出那种近乎疯狂的情绪没世难忘。在1990年的“亚运之光”演唱会上，正是这种并未导致“骚乱”的“疯狂”本身就已经使“唐朝”在出场一次之后便被禁演（这是几乎每一支中国摇滚乐队都曾有过的经历）。中国人以歌迷的“不过瘾”为代价成功地维护了演唱会的秩序。但即便如此，对摇滚乐引发“疯狂”表示难以容忍和理解者依然大有人在，许多人据此而将摇滚乐理解为“飞沙走石、昏天黑地，能使人疯狂”。1993年初，当美国一支三流乐队“南方派”为北京申办奥运而义演一场时，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到场之后“频频颔首”自然就成了新闻。由此，在《中国青年报》上，对摇滚乐作“能使人疯狂”观便成了“一种可笑的偏见”。
激情之旅：自我的废墟“群众的反叛”（1）
然而，从摇滚乐纷乱的“骚乱”历史而言，那种理解却并不为过，大可不必文过饰非。“南方派”毕竟代表不了摇滚。值得探究的恰恰是“骚乱”及其压制者拳脚来往之间的丰富意蕴。在“秩序”的大旗之下跃马压制真正“群众的反叛”的，无非是权威们以理性铁律攥成的铁拳，而“群众”赖以反叛的基石则是在一切“骚乱”中皆可窥见的集体激情。在摇滚的“骚乱”及其压制之间，又都隐藏着双方各自未能觉察的悖论。这一悖论可以最简单地表达为： 以自我的发现成就了自我的消亡。
在世界近代史上，“群众的反叛”催生出的恰恰是被称作“个人主义”的东西。这一点虽然出乎伯克的意料，但却是托克维尔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对上帝和国王的摧枯拉朽的一击（起码是对其“合法性”的怀疑），所谓“自主”从根本上就难以产生。这就是为什么哈耶克坚持真正的个人主义始于洛克的原因之所在。
然而曾几何时，“自主”变成了“自制”。这首先是因为个人主义并非像中国人常常望文生义对其所作的理解一样，是个人的为所欲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