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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我觉得中国的家庭是太悠久、太完备了。如果从“仰韶文化”的后期和“大河村文化”的遗迹来看，她已经经历了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的“国家”一词，就
是把“国”和“家”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国”是个“大家”，“家”是个“小家”。“国”是由无数个“家”组成的。从中国的住房建筑和亲属的称呼，都可以看出家庭组织的严格和缜密的状况。祖父母必须住面南堂房，窑洞则是正面中间的窑洞，父辈居住在厢房，孙辈则住再靠下边的厦房和偏房。她总是呈现出一副“人参根须式”的图画。另外，称呼也是极为繁杂的：不但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还有外祖父、姑祖父、姨父、表姨父等不下几十种之多。还有一点有趣的是，中国农民没有死后要进“天堂”的观念，他们不相信另外有一个“天堂”，但他们却顽固地相信阴间有他另一个“家”。中国农民把自己住的房屋叫“阳宅”，把坟墓叫“阴宅”。坟墓也是“人参根须式”的辈数分明。在习俗中不但有“合葬”，还有结“鬼亲”的，为的是不让阴间的亲属独身鳏居。
我一直认为，“伦理是产生道德的基础”。长期以来，这些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构成了中国农民的道德观念。“不了解中国农民就无法了解中国。”如果用这个概念来推理和引申，那么可以说，研究中国农民家庭的形成和变化，是“认识中国的一把钥匙。”
二
在这本书里，我没有写“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式的家庭。我写了七户普遍的农民家庭。我解剖了这七个普遍的细胞。它代表了八亿中国农民的多数。这七个家庭，不是在安静的农村，过着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园生活。而是描写他们变成流浪汉以后的生活。他们的“家”被淹没了，他们被抛在死亡线上，但是他们对生的信念，对活的欲望，艰苦卓绝的吃苦精神，
团结互助的团聚力量，特别是在爱情、乡情、友情方面，都更加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这些光芒四射的品质和精神，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也使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伟大古老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支柱。
在描写他们这些优秀的道德品质的同时，我也描写了他们的因袭负担，描写了那些落后和愚昧的封建意识。这些精神枷锁，就像几十条绳索，沉重地套在他们身上。——无疑，这是我们国家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所以介绍这些过去的生活，当然不是为那个惨绝人寰的事件进行控诉，也不是为那个失掉生命的农民们唱挽歌。我只是想把中国农民的伦理道德和精神，重新放在历史的天平上再秤量一下。我要使人们看到这种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和团结互爱精神的分量。首先树立起对人类生存的信心，然后是对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信心。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坚定地相信我们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好，一定会比我们来到她的土地上时，变得更好一些。
三
我是在十四岁时，开始接触到黄泛区的难民流浪生活的。一九四二年，我作为一个流亡学生，随同大批黄泛区难民，由洛阳逃到西安。当时的陇海铁路线，是一条饥饿的走廊。成千上万的难民，向西边缓缓地移动着，他们推着小车，挑着破筐，挎着篮子，小车上放着锅碗，筐子里坐着孩子，篮子里放着拣来的草根树皮。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流民图”，但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恐怕
要数这一次。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次大迁徙，但人数最多，区域最广的，也要算这一次。就是在这样流亡的生活中，他们顽强地保持着他们的生活习俗，保持着他们的道德精神。在沿铁路小站，他们搭起了临时居住的席棚中，也要分开长幼的次序，哪怕是煮一碗菜汤，他们总要捧到全家的老人面前。我曾经看到一个农民，因为自己儿子偷人家一根胡萝卜，而悔恨地打自己的脸。我又曾看到过一个青年妇女，为了救活快要饿死的丈夫，自卖自身，换一点粮食留给丈夫吃，特别是在临行时，她脱掉身上一件布衫，换了两个烧饼，又塞在丈夫手里。这些事情深刻地刻印在我的脑子里。就是在那时，我开始认识我们苦难的祖国，开始认识了我们伟大的人民。
一九四九年，我作为一个农村银行信贷工作者，第二次到了黄泛区。我去给这些返回家的农民，发放麦种和农具。在那里，我又看到一些惨不忍睹的景象。在一所倒塌的茅屋里，我看见了一家大小五口人骨骸堆在一起。他们是大水来的时候，抱在一起死了。这一个家庭，就是这样“同归于尽”的。
当时黄泛区已经解放，我们公布了土地改革政策．大批流浪在外的农民回到了故乡。他们披荆斩棘，重新建立家园。农民重新获得土地时，表现出来的感情是催人泪下的。他们躺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打滚，翻跟斗，奔走呼号，点燃着篝火狂欢，彻夜不眠。很多被卖到外地的妇女也跑回来了。这些妇女有些当了妓女，有些当了外乡地主的小老婆，还有的被卖到外省当了穷苦单身汉的妻子，每天都能看到“夫妻相会”，“母女相会”的抱头痛哭的场面。农民中传统的贞操观念被打破了。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这些被卖在外边的妇女，不管在外边干过什么职业，现在回到故乡，任何人不准歧视，一律欢迎她们热情归来。
有一个农民逃荒在陕西省时，把自己的妻子卖掉了。当时他声称这个女人是他的妹妹，让儿子管她叫“姑姑”，平常他带着儿子到“姑姑”家里去。这位“姑姑”总是暗暗把馒头藏在口袋里交给他们。解放后，他的妻子回来了，儿子还管自己的妈妈叫“姑姑”，惹得大家暗暗擦泪。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对全国作家进行了疯狂迫害，我被打作“黑帮”，于一九六九年，被赶到黄泛区农村，实行监督劳动。我在黄泛区农村整整住了三年。初开始，因为我是属于监督劳动改造，农民们不敢和我讲话。后来时间长了，他们发现我并不是个坏人，他们觉得我很家常，也很平易近人。慢慢和我在一起劳动，休息时也喜欢和我在一起。后来他们知道我有文化，村子里死了老人，就来找我写“祭文”。这种“祭文”通常是把死者的一生经历和善行德事写出来，在祭奠时当众宣读。请我写第一篇“祭文”的是三兄弟。他们的大哥死了，他们弟兄三人穿着白色孝服来到我住的茅屋。见面时，先跪在地下叩了个头（这是当地办丧事的习俗），接着就眼泪汪汪地向我讲他哥哥的一生经历。
这位大哥在逃难时，父母都被黄水淹死了，他领着三个弟弟逃难到陕西省，他给人扛长工，帮人宰牛，在流浪生活中，把三个弟弟养活。他一生没有舍得讨老婆，却给三个弟弟娶了妻子。有一次，他的老二被国民党抓壮丁抓去，因为逃跑被抓回后，要执行枪决。这位大哥赶来了，他向执行的军官跪下求情，情愿自己替弟弟服刑被处死，换回自己弟弟。军官问他为什么要替他弟弟死，他说他刚给弟弟娶了妻子，他们家就这一个女人，家里还要靠他传宗接代。自己是个光身汉，死了没有挂碍。这个军官居然被这种古老的人道精神感动了，释放了他的弟弟。
由于我有一点写小说的功力，这篇“祭文”写得很成功。宣读时，全村的人都哭了，连吹唢呐的乐队也哭了。后来一村传一村，都知道有个“老李”善写祭文。在那几年中，我写了几十篇“祭文”，也系统地了解了黄泛区难民们的“家史”，《黄河东流去》这七户农民的流浪史，就是根据这些“家史”的素材提炼而成的。
四
除了写“祭文”以外，我还交了许多朋友。他们都是难民。他们的流浪生活也不完全是眼泪，还有很多充满着浪漫色彩的机智幽默故事。现在谈起来仍然有些留恋和怀念，这些人中包括我写的王跑和四圈。他们现在还以自己穿过牛皮底鞋，戴过城市人戴的礼帽而自豪。
我喜欢这些故事，他们都体现了中原一带的“侉”味，一般人管河南农民叫“侉子”，“侉”是什么东西？我理解是既浑厚善良，又机智狡黠，看去外表笨拙，内里却精明幽默，小事吝啬，大事却非常豪爽。我想这大约是黄河给予他们的性格。
在这部小说中，我写了六七个青年妇女的命运。特别是她们坚贞不屈，舍死忘生的爱情生活。爱情是最能表现一个人的个性和品德的镜子。她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她们把生命和爱情同时高高擎在手中，作为她们做一个真正的人的旗帜。黄泛区的妇女们，在流浪中跑遍了半个中国。她们在斗争中扔掉了封建桎梏，她们有走南闯北的豪爽性格，她们还有坚强的谋生能力。同时，她们还保留着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高贵品格。用她们的话说，“人必须有情有义。”
就是这些妇女们，她们在这场浩劫中活了下来。而且在困
苦万难中，把儿女带大养活。也是她们执斧操犁，把荒芜的几千万亩土地开垦播种，重新建立起自已的家园。
她们通过自己的苦难经历，学会了选择；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淮海战役’’中，就是这些妇女，用当年逃荒的小车，把自己的粮食推向前线，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
对这些可歌可泣的事实，当时曾经引起我的浮想：“中国人民在那一次浩劫中，坚强地度过了，那么，在‘四人帮’这次浩劫中，中国人民能覆灭吗？”回答只是一个字：“不！”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伟大的潜在的生命力。我写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意图，就在于这一点。
最后还要提一句，本书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承蒙很多朋友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承蒙北京出版社吴光华等同志的热情支持——他们提了不少很好的意见，并且帮助作了增删校正。数年辛勤，非同寻常。在此深深致谢。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九日
大悲歌中的民族灵魂
——读《黄河东流去》
孙 荪
在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榜首列着一部大著《黄河东流去》。
这不是一部轻易得来的书，而是作家李准呕心沥血之作。它脱胎于电影《大河奔流》，却又是独立的艺术创造。全书五十五万字，原来分为上下两卷。1979年出版上卷，而下卷直到1984年才和读者见面。其间历时七八年，先后大改两次，最后合为一卷。即使不算长期酝酿琢磨的岁月，仅写作时间，也足可看出作家的惨淡经营了。
不过，要是你细读了作品，你就会从心里说，作家的辛苦是值得的。中国文坛给予这部作品以最高荣誉和极高的估价，是应当的。
史诗式的作品
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在黄河中下游变界的中原地带，发生了一桩中外震惊的大事：蒋介石以阻挡气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为理由，演出了一幕“以水代兵”的惨剧，炸开黄河花园口，致使黄水泛滥，中原腹地河南、安徽、江苏四十余县沦为泽国泛区，百万人死亡，千余万人流离失所，四出逃难，生灵涂炭，酿成
了历史上罕见的一场浩劫。这是一幅巨型的惊心动魄的流民画卷，一部中原人民的苦难历史．一曲中华民族的大悲歌。
作家李准敏锐地意识到，历史提供了这一史诗题材，它为作家的大笔纵横驰骋回环往复准备了极其广阔的艺术空间。他说：“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流民图’，但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恐怕要数这一次。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大迁徙，但人数最多、区域最广的，也要算这一次。”黄泛区人民的苦难史是旧中国人民苦难历史的典型缩影，是历史最惨烈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在这种历史大灾难大动乱中数以千百万计的黄泛区人民的大迁徙，本身又是史诗性的。黄泛区人民以自己的坚韧、智慧和血肉谱写了一曲悲壮的可歌可泣的生命之歌。这曲歌，既是黄泛区难民的，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既是特定时代特定背景下的，也是整个历史的。
李准深刻地领悟和把握了这个史诗性题材所包含的复杂丰富的内涵，机智地利用了这场大浩劫、大迁徙所涉及的十分广阔的地域空间和多种多样的人物，构筑了一部长篇巨制的宏伟格局和结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