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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麦看着这些小姑娘和小男孩，也不过和嫦娥一般大小。
她审视着几个小姑娘，想从他们中间找到自己的女儿嫦娥。可是她又算了算，嫦娥从家逃出来那年才十三岁，如果还活在人世，今年已经是二十一岁的大姑娘了。想到这里，她忍不住掉下两滴眼泪。
到了一个街口，李麦找了一个茶摊坐下。卖茶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婆，她用沙哑的嗓子问着李麦：“喝茶吧？大碗茶，二分一碗。”李麦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二分钱先交给她，端起茶来喝了一口，却是一股桑叶味道。李麦问：“大嫂，生意不错吧？”
“马马虎虎。弄好了能弄个半斤馍钱。”老婆婆说。
李麦又问：“大嫂，我向你打听个人。他也是从河南逃荒来的。姓徐叫徐秋斋，有七十来岁了。细高条，留把山羊胡子，听说他就在中正门这一带住。”
“他是干啥的？”老婆婆问。
李麦说：“他也没有啥正经职业，会算个卦，捏个八字，还能看个病。”
那个卖茶的老婆子想着说：“姓徐的？留把山羊胡子……不知道。这一片住着咱河南难民几万人呐。”正说话间，旁边一个卖香烟的胖女人说：“是不是那个徐老先生啊？他留把山羊胡子，前几年在大雁塔摆个卦摊，说话有点开封口音……”
“对，说话有点快，他现在在哪里？”
“你到东街找，前两年他在邮局门口摆一个‘代书’桌子，就是这半年不大见他了。”那女人说。
李麦问明了东大街的方向，向这两个女人道了谢以后，就到东大街去了。
西安的东大街是最长的一条街道。李麦在街上走着，逐户查看着，都是些布店、药房、照相馆、杂货行，却找不到邮政局。
她又问了问，人家告诉她再往前走，门口有个大邮筒，那就是邮政局。李麦又走了一阵，果然看见一扇绿色大门，门口有一个邮筒。就在邮筒旁边，放着一张破桌子，桌子旁边却没有人。她问旁边的一个卖丸子汤的女人：“大嫂，给人代写信的老先生是不是姓徐？”卖丸子汤的女人看了她一眼，“对。别人都叫他是徐老先生。”李麦的眼睛亮了，“他如今去哪里了？”“他刚走，可能回家了。”“他家在哪里？”那个女人摇了摇头。
李麦没有办法，又在别处看了看，只好回到火车站里，找了个墙角躺了下来。
第二天，李麦起得早，一想，大清早怕碰不上徐秋斋，便在东大街上慢慢转游着，等她走到那个邮局门口时，一眼就看见了破桌子边坐着一个瘦骨嶙峋的白头发老头。他戴着一副黄铜苏腿眼镜，伏在桌子上正在看一张旧报纸，桌子上放着一个破鲨鱼皮眼镜盒。李麦认得这个眼镜盒，知道这就是徐秋斋。可是他的头发全白了，连胡子也变白了，李麦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她快走了两步，走到桌子跟前喊道：
“徐大叔！……”
徐秋斋抬起头来，看着眼前站着这个花白头发的女人，有些面熟，却一时又认不出来，他说着：“你是？……”
“我是天亮他娘！我是李麦……徐大叔，你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她说着眼泪已经扑簌簌地滚落在衣服前襟上。
“啊呀，天亮他娘！啊呀，天亮他娘！……”徐秋斋直着嗓子大声喊着，用手紧紧地抓住李麦的手腕，两只昏花的老眼睛盯着她哽咽着说，“你……咋会来了？你从哪儿来？……”老头说着嗓子里发出“呵呵呵呵”的声音，也不知道是笑还是哭，两行泪水已经流到了嘴角。
李麦拿出篮子里的毛巾，替他擦擦脸上的眼泪，又提高嗓门对着他的耳朵说：“从咱老家来，出来已经半年了。都有谁在这儿？”
徐秋斋说：“嗨！都在这儿。晴，春义，还有小马庄姓冯的几家。”
“嫦娥不在西安？”李麦急切地问。
“嫦娥……在宝鸡。咳！说来话长，回去再说。”老头这时神志清醒过来了。他对李麦说着：“你坐着。”说罢，像个小孩似地一路小跑，跑到一个卖水煎包小摊前，买了一大盘水煎包子。又一路小跑着端回来。因为他跑得太快，包子掉在地上一个，他都没有发现。
李麦喊着：“包子掉了。”他扭头一看，只见一个要饭的小孩．已经捡起来塞进了嘴里。
包子放在桌子上，他豪爽地说：“你吃吧！”李麦说：“你是给我买的呀？我刚吃了饭。”徐秋斋却执意地命令说：“你吃！别叫凉了。”
李麦知道这老人的心意，先拣了个焦脆的递给他，接着自己也拣了个吃起来。她吃着苦笑说：“徐大叔，咱们这还是老习惯，见面先塞块馍，好像咱黄泛区的人，整天都背着饥布袋似的。”徐秋斋侃快地说：“这就是咱乡下人的民情厚道。‘人是铁，饭是钢。’人不吃东西哪有力气？连哭都哭不动！”接着他又爽朗地笑着说：“城里客人到家，左一杯水，右一杯茶。肚子里本来就咕咕噜噜唱洋戏了，再灌一肚子水，哪里比得了拿个热馍吃一吃？叫我说，咱农村人最诚实了。”
徐秋斋收拾起笔砚纸墨，领着李麦回窝棚里去。这时徐秋斋的窝棚已经变成两间了。墙是秫秸搭的，还抹上泥巴，房顶也换作麦秸，严严实实，倒也像个住家户的样子。院子里还种了些扁豆和丝瓜。这时正是扁豆结荚时候，只见满架藤蔓横爬，绿叶掩映，在一串串白花紫花的茎项上，挂满了一嘟噜一嘟噜的嫩豆荚。
徐秋斋是个爱干净的人，不管住在什么破地方，也要收拾得整整齐齐。哪怕是半块砖头，也要摆得方方正正。用他的话说是：“家贫常扫地，人贫多梳头。”这两间小茅屋，窗格上糊着白纸，墙上糊着从邮局捡来的报纸，特别是那扇木板钉的门上，还恭恭正正地贴了一副对联。这对联是：
一畦春雨菰儿菜，
满架秋风扁豆花。
李麦看了这个“家”的样子，感动地说：“大叔，你还是这么矜持啊，这屋子收拾得多干净。”徐秋斋自负地说：“人不是畜生，就是猪圈狗窝，我也叫它像个人住的样子。”接着他又指着隔壁的小屋说：“晴就住在那个小屋里。她原来在毛毯厂当工人。后来毛毯厂关门了，她就在车站口摆个做活篮子，给人家上袜底。”
李麦问起嫦娥的情况，徐秋斋叹了口气：“嫦娥来西安的第二年，考上了宝鸡一个‘工业合作社’当工人去了。才去时学织毛巾，后来听说又学做油墨。这闺女走时太小了，她不会写信。
去年我去宝鸡找了一趟，人家说她们的工厂在双石铺。有一百多里地，还没有车，我只得回来了。”他说着叹了口气说：“唉，天亮他娘，就是这件事，我觉得对不起你。孩子们跟着我出来，我却把她失落了。不过听说这个‘工业合作社’，是孙中山的太太宋庆龄办的，她是一国之母，想着也不会把孩子们流落了。”
李麦这时才清楚嫦娥的下落。她有点伤心，千行百里来在西安，女儿是见不到了。不过后来她听说宝鸡离西安并不远，就准备到宝鸡去找她。她对徐秋斋说：“徐大叔，我不埋怨你，这样的大灾大难，谁能顾上谁？上月我在渭南裴合那里，我们算了算，咱赤杨岗二百多户人家，哪一家不是父南子北，妻离子散？
光是现在知道已经满门死绝的，就有一百多家。裴合家十七口人现在死剩了九口：他弟兄三个带着孩子逃出来了。他爹他妈留在老家。他妈是个瞎子，就在咱们逃到寻母口以后，他爹把他家堂屋的檩条拆了两根，到渡口换了两个烧饼，回来让他妈吃。他妈还说：‘咱俩一人吃一个。’老头说：‘你吃吧’瞎老婆把两个烧饼吃了，老头一下子把老婆推到河里了。当时有人要跳下河去救，老头喊着说：‘你们谁救上来谁养活她，这样死了少受点罪。’就在这天夜里，老头吊死在他家的老槐树上了……”她接着叹息地说：“人，真是连一根柴禾棒都不如。就拿咱后街这十来户人家说，海老清饿死了，运来婶子淹死了，裴合他爹他妈死了，裴旺叫抓兵抓走了，媳妇也没有下落，长松家两个大闺女都卖了。申奶奶在逃荒的第二年就跳河死了，死前还朝咱赤杨岗的方向磕了几个头……”
徐秋斋眼里涌出了几颗浑浊的泪珠，“唉！大劫大难啊！天亮他娘！你知道吗？蓝五也死了。他是上吊死的……”
李麦很激动：“咱逃出来的人，没有一家人是全的。过去老人们常说。‘在劫者难逃，老天爷要收哪一方人，你想逃也逃不脱’，黄河水才冲下来时，我也有点相信。可是后来我才醒悟过来，什么天灾？屁！全是人祸！汤恩伯军队在咱河南住了五六年，派粮，派差，派款。连枪都是老百姓花钱给他们买的。可是日本鬼子还没有来，几十万队伍全放羊跑了。要这种队伍干什么？……”李麦说着，恨得头发几乎都要竖起来。徐秋斋这时却眯着眼从容地说：“天亮他娘，这些我都想过。我在西安住了七年，光是替人家写信，就写过几千封。什么样的苦，什么样的难，我都见过。老天爷有没有？我不敢说。孔夫子说是‘敬神如神在’，你不敬他也就没有了。可是我相信朱夫子讲的话，‘天者理也’，这‘天理’确实是万古不变的道理。孔夫子也有老师。他的老师就是老子，他曾说‘问礼于老子’嘛。老子说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其实天上哪有一张大网？不过说是说作恶作得多了，‘恶贯满盈’，自然会得到天的惩罚。其实这个惩罚也不是天对他的惩罚，而是人对他们的惩罚。‘天心即民心’嘛！老蒋行这个事，太叫人寒心。拿咱黄泛区的人来说，几百万口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还不是为了抗战。他们抗的什么战？贪污成风，贿赂公行，不管文官武官，没有一个手上是干净的。难民们吃树皮，吃草根，吃‘观音土’，他们每天在大馆子里，吃喝玩乐，连抬出来的泔水里都漂着海参、鱿鱼，这能长远吗？要这样都能长远，那就叫‘誓无天理’了！”徐秋斋说到这里，眼睛里露出两条冷峻而自信的光芒：“别看小百姓都不敢吭声，都只会叹气、流眼泪，古人说过‘千人所指，无疾而亡’，别看眼泪是一泡水，流得多了，也能淹死他们这群龟孙，‘天下没有不倒的捻捻转’，总有一天，要叫老蒋这个杂种知道知道老百姓是不能得罪的！”他说着捋着自己的胡子，表现出无限愤慨和鄙视。
屋里沉默了好一阵子。徐秋斋才转了话题问：
“天亮在家干什么？”
李麦说：“徐大叔，他也不是外人，”她放小声音，“他参加新四军已经五六年了。和八路军一样，也是共产党的部队。如今就在咱黄泛区。”
“哦！”徐秋斋脸上顿时出现一种兴奋的表情。他说：“咱们黄泛区的难民，逃荒到甘泉、延安、保安一带去的人不少，都说八路军的政策好。这新四军到底怎么样？”
李麦说：“不赖。心里有咱老百姓，公买公卖，一到就给老百姓发麦种，发镢头、耙子，让老百姓开荒种地。看见女孩子。也规规矩矩，自己搭草庵住，从来不进老百姓的家。”接着她又把秦云飞带领的那个营，在红柳集一带活动的情况说了说。徐秋斋感叹地说：“要是这样，这一家行的是‘王道’。他们要是能在咱黄泛区住稳，将来咱们这日子还有个盼头。”他说着又兴奋地说：
“回家，好在路快通了。路通了咱就回老家！……”
吃罢午饭，李麦到梁晴住的小茅屋里休息。她看了看梁晴盖的那床被子，还是七年前从老家逃难出来时，背的那条印花被面，已经补了几个补丁，洗得倒还干净。床边放了个破木箱，箱子里放着几件换洗衣服。大约是徐秋斋每天教她写字，木箱盖上放了一个瓦砚和一支毛笔。墙上挂着一厚叠旧报纸，报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河南省”、“大华县”和“海天亮”的名字。
李麦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觉。她急切地想看到梁晴，想看到这个漂泊在外已经七八年的苦命闺女。她想到火车站离这里不远，自己下车时又走过这条路，就悄悄披上衣服到车站去了。
车站候车室门口南边有几棵槐树，树下有几十个妇女摆着一排做活的篮子。这些妇女专门给过往客商们上袜底、补袜子。
每个人都坐在一个小凳上，做活计的篮子摆在脚前。篮子里放着袜板、袜底和针钱，这已经成为难民妇女们一种职业了。
李麦逐个儿看着这些妇女。有的二十多岁，有的三十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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