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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意外地得了最佳编剧奖，我替秋实上台领奖，由于没有思想准备，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夫妻店”是我和她刻意回避的一个话题，但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从1994年创作《赢家》开始，近十年里，我们合作了六部作品，其中《赢家》、《那山；那人；那狗》、《蓝色爱情》、《生活秀》、《暖》都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奖。也许因为她珍惜自己的工作，所以执意“业余”创作，因为“业余”创作时间和精力都有限，所以就成了只为我写剧本，这样一来，“夫妻店”就成了我们的标签。我们也不只一次地讨论过这种合作的利弊得失，分析过她工作与创作之间的矛盾与和谐，但是始终没有很清晰的结论。她似乎始终在进行着“艰难的选择”。
因为颁奖还在继续，我没有打电话把编剧获奖的消息告诉她。
2003年11月5日——北京——秋实：
直播比现场延时半小时，接到《大众电视》孙庆的电话的时候，电视里正在颁最佳音乐奖，孙庆说：“秋实，得奖了！”我问：“哪一项？”孙庆说：“你。”我说：“不会吧。”她说：“真的。”我问：“谁在领奖？”她说：“我冲出来给你打电话，不知道谁在领奖，我现在回去看看，一会儿再告诉你。”
得奖的消息令我意外和激动，但也伴随着尴尬。
从“思芜”到“秋实”，“地下工作者”苏小卫被苏叔阳老师一句话拎到了台前，很不习惯。出名不是我的初衷，当编剧也不是我的人生梦想，所以写《赢家》的时候随便起了个“思芜”（S、U=SU）；没想到得了华表奖的“最佳编剧”，只能接着用了，后来帮北影厂修改《九九艳阳天》、帮福建厂修改《荷香》遇到署名问题，又临时编了笔名“秋实”。《暖》上字幕的时候，正是我想从与霍建起的合作中“淡出”的时候，于是就署了秋实，没想到，“秋实”获得了“最佳编剧”，连霍建起都有些晕了，替我领奖的时候说：“感谢我的爱人……我来替她领这个奖。”倪萍后来说：“我们在下面都笑翻了，他替你领奖，他怎么感谢他自己？”
《暖》和《惊涛骇浪》并列获得了最佳故事片，这是对大家付出的努力的最大肯定。有人问，霍建起为什么老能得奖？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至少有这样三点：首先是同类型的影片相对较少，小题材，小人物，真情实感，唯美风格。其次是创作上的投入与认真，不将就，不偷懒，不放过任何一个修改的机会。还有就是完整，可能不辉煌，可能不奇特，但就像体操比赛里面难度不大的规定动作，因为完整而得到比较高的分数。
2003年11月9日——东京——霍建起：
九天的时间，就像一场长跑，从东京到嘉兴，从嘉兴又回到东京。终于接近了终点。我必须承认，我期待获奖，就像几天来捷报频传的女排一样，此时此刻，我们代表中国。虽然评奖的结果无法预测，但我对《暖》抱有信心，从电影节每天的观众打分结果上可以看出日本观众对影片的肯定。一个美国记者说，《暖》我看了五分钟之后就相信它一定获奖。还有那些流着眼泪向我讲述他们看片之后的感受的陌生人，那些因为没有位置而站在过道上看完电影的观众。我相信，人类真实感情的交流没有国界。
巩俐的脸上带着笑容，她向大家宣布：《暖》获得了最佳影片。我们几个拥抱在一起，驻日使馆的黄参赞、专程赶来参加闭幕式的电影局张局长和我们热烈握手表示祝贺。站在台上，我并没有感到非常激动，更多的是终于到达终点的轻松——我们来了，我们让大家看到了，我们成功了。接下来，作为对最佳影片的特殊礼遇，闭幕式上再一次放映了《暖》，香川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他的脸上带着孩子一样的傻笑，我被他的笑容所感动。
电影频道《世界电影之旅》报道组的记者向国内通报得奖的消息，我请他们在国内的同事转告苏小卫。
2003年11月9日——北京——秋实：
一个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的周末，晴朗的初冬。一早接到《世界电影之旅》于南的电话，他说今晚9点40分还有东京电影节的报道，如果获奖，会在画面上滚动字幕。我很轻松，因为比赛终于接近了终点，更因为我现在只是一个观众。近十天来，《暖》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引出了不少关于国产电影的话题，诸如：在电影走向产业化的今天，我们到底应该生产什么样的电影？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是否矛盾？为什么总有一些片子“叫好不叫座”？等等。我也在与别人的交流中整理着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暖》首先是一部按照产业化运做方式生产的影片，制作公司对影片有一个清晰的商业策划：莫言的小说＋霍建起式的艺术片=国内文化观众和日本市场。如果说这个策划有对日本市场的针对性，就是在“为日本观众拍片”那就片面了，美国电影不是也有针对中国市场的策划吗？策划是必须的，是否成功需要市场的检验。其次，《暖》是一部与中国观众贴得很近的影片。它所表达的内容既不边缘也不另类，用莫言的话说，它触动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暖远走高飞的梦想与对爱情的渴望一起滋生，林井河满腔热情化作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哑巴的字典里没有“自卑”这个词，他最终得到了他一生最爱的人。我相信，他们在观众中可以找到同类。另外，《暖》是美丽的，画面有油画般的质感，音乐舒缓深情，风格清新含蓄。
傍晚，接到《世界电影之旅》制片人沈健的电话，他说，咱们得“金麒麟”了！
第四章小说是我儿子，电影是我孙子
莫言、丁一岚
自张艺谋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获奖起，莫言的小说就引起了影视界的重视。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导演霍建起发掘出来一部莫言早期的短篇小说改编成电影。日前，记者访问了这位处世相当低调的作家。
“作家不要老往电影圈里凑”
霍建起在评价和莫言的合作时说，莫言是个很开明的作家，他很平和，从不限制改编的空间，也从不对改编者指手画脚。霍导说，也许正如莫言自己所说：小说是他儿子，电影是他孙子，相隔较远的东西还是宽容一些好。
丁：您怎么看待小说和改编后的电影的关系？
莫：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后跟作者其实就没什么关系了。我是80年代中期跟电影界合作比较早的作家，比如《红高粱》，后来又有刘恒、余华他们。文学是艺术的基础，文学之中小说更直接，小说为导演提供思维的材料，由此也会激发导演的一些记忆与灵感。但是无论如何原创都不应抬得太高，像我的作品我觉得愿意怎么改都可以。因为我不是巴金、鲁迅这些文学大师。
丁：《白狗秋千架》在您早期作品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莫：《白狗秋千架》是我很早的一部短篇小说，这里面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也是写完这部小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的文学地在这里。后来我一系列的作品都是围绕高密展开的。只是一个短篇小说要把它撑成电影是需要很多东西的，有些东西在小说里能表现，在电影里未必可以。而《暖》在这方面做了许多非常好的改动。写《白狗秋千架》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那是我文学的起点，所以导演来找我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非常识货。
丁：现在有很多作家在进军影视界，除了编剧还有当导演的，其中不乏在文学界有一定地位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想过当导演吗？
莫：我一想当导演，管理人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我觉得作家不要老往影视圈里凑，我一般不编剧，顶多是参与一下。我觉得一个作家任务就是踏踏实实地写小说，一个作家不能一辈子写了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了，就永远靠这个活着。而且隔行如隔山，我只能去做我能做好的事情。
丁：这部小说在被改编之初，你有没有想过由谁来演比较合适？
莫：这部小说写完已经很多年了，我对这个人物形象其实有些模糊了。但我想女演员是不能艳丽的，应该有一种朴实的美。影片中的演员选得不错，演出了那种前后巨大的反差。
“我们心里都有最柔软的部分期待被触摸”
和莫言聊天最大的享受就是他的语言用得都很仔细，但是当听他说出“我们心里都有最柔软的部分期待着被触摸”时，于是明白在《白狗秋千架》背后，有些感受可能是莫言十几年来希望被触摸的。
丁：问《白狗秋千架》中，您想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与情感？
莫：我想那就是包含了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游子还乡。走出家乡的人返回故乡时与故乡人的心灵碰撞，这种碰撞也许没有急风暴雨，但是一一浮现的往事总会带着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出去的人会带来一种全新的文化，当他回到那个死水一般的乡村时，他们会有一个碰撞与契合、矛盾与统一的过程，它会在生活的表面荡起一圈圈的波纹，我的小说就是想表现其中的那些涟漪。
丁：通过小说中的暖，你想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莫：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由许多偶然性被改变的，暖就是这样，如果她不从秋千架上摔下来，她的命运就不会是后来的样子。一个人的命运最打动我，也是我最想展示的部分。
丁：影片最终改名为《暖》，您喜欢这个名字吗？
莫：不错。暖既是片中的人名同时又能给人一种暖意，虽然讲的是一段很忧伤的故事，但是导演最后处理得很温情，不像我的小说那么残酷。
丁：作为原著作者您满意这部电影吗？
莫：应该说，小说中包含的东西都传达出来了，但也有一些改动。比如小说中暖的三个孩子都是哑巴，而电影中是个健康的小女孩儿；小说中暖从秋千上摔下来眼睛瞎了，而电影中是腿瘸了。这些改动现在看来都很成功，也更贴近现实。尤其是结尾，小说中是暖想和井河有一个会说话的孩子，而影片中的结尾则让我感受到暖的丈夫——一个哑巴心灵深处极其美好的东西，揭示了人性深处的东西，触摸到了我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部分。真的，毫不夸张地说，我看完之后都掉眼泪了。同时，改编后的电影也使男主人公的心理变得更有层次了，他的内心深处埋藏了许多珍贵的东西，只是因为时间埋藏了那些美好，可是不经意间的一个人就会把往事翻出来。这部影片在风光、人物上都有比较唯美的东西，蕴藏着一种让你慢慢感动的情绪，它一点点地感染你，然后你会在不知不觉间被打动。
第四章霍建起，正常人
受访者：霍建起、采访者：一鹤
这是一个可爱的发现，霍建起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正常的导演。他没有激情澎湃的力量，没有神经质，说话没有味精，他的电影无一例外地说着真善美。此外，他具备这个圈内人少有的礼貌。从东京回国的飞机上（11月5日，他赴嘉兴参加金鸡奖），在洗手间门口遭遇的时候，他甚至连推带搡地让我先上，嘴里连说“一样，一样”。他的成功再次告诉了我们一个朴素的真理，电影是做出来的，不是秀出来的。在离上海还有1个小时的机程上，飞机出现了严重的颠簸，霍建起的脸色有些发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回答，“这是气流。”那一刻，他比我们正常。
在东京《暖》把许多观众给看哭了，莫言说他也看哭了，那么你看原著小说或自己的电影时，有没有这种感动呢？
霍建起：每一次拍片都要经历一种心灵上的触动，每次我都先在黑屋里感动一遍。在特别黑的环境很能表达这种感情，要是在平时人们会很含蓄，不愿流露。我的电影，每一部都是自己最先受到触动，我想我感动的地方也就是观众容易感动的地方。
最后哑巴让井河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带走，我的一个朋友认为这不太真实，带走孩子是可以理解的，能改变孩子的命运，但把自己的妻子也给别人，你想没想到这个合理性的问题？
霍建起：我觉得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缺少合理性。《暖》前面有一个铺垫嘛，哑巴觉得这件事情他有责任，虽然这个责任可能是一种误解，但是他觉得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有点失态，这种表达有很大的冲击力。这次东京电影节的美国评委就主动找我。他说，整部影片非常美，非常好，演员和故事都很好，最后让他特别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