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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么？”她问。
早晨
尴尬的孩子（2）
“感到尴尬。因为你，你的衣服，或者 …… 你的情况。”
“我的情况？”
她用水把沾着香波的手冲洗干净，然后接着冲洗罗丝的头发。
“一个因为母亲而感到羞愧的孩子，只不过是个没有长大的孩子罢了，”她说。
隔壁的房间里，有一个布谷鸟钟，微弱的钟摆声和齿轮转动的声音，打破了屋子里的静寂。妈妈开始用梳子和剪刀给罗丝剪头发。
电话铃响了。
“查理，亲爱的，”罗丝说，“能帮我接一下电话吗？”
我走到隔壁房间，顺着铃声，找到了挂在厨房门外墙壁上的电话。
“喂，”我拿起话筒。
形势突变。
“查尔斯·贝奈特？”
话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叫喊声。
“查尔斯·贝奈特！能听到我吗？查尔斯？”
我整个人呆住了。
“查尔斯？我知道你听着呢！查尔斯！我们发现了一起交通事故！说话啊！”
我双手颤抖，把电话挂上。
“好了，罗丝，”我回到洗衣房，听到妈妈说，“再过半个小时，你就会变得很漂亮了。”
“亲爱的，是谁的电话？”罗丝问我。
我几乎无法摇头。我的手指在发抖。
“查理？”妈妈问我，“你没事吧？”
“没，没……”我艰难的回答道，“电话接起来没有人。”
“可能是推销员，”罗丝接口说。“他们常一听到男人接电话的声音，就把电话挂了。他们只喜欢和像我这样的老太太说话。”
我坐下。我突然感到精疲力竭，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了。刚才发生了什么？电话上的那个声音是什么人？怎么会有人知道我在这里，还不来抓我？我越想，越觉得头昏脑胀。
“你累了吗，查理？”妈妈问。
“让我，让我……静一静。”
我闭上眼睛。
“睡吧，”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但我分不清是妈妈说的，还是罗丝说的。是的，我已经不清醒到了那种地步。
早晨
罗丝道别
我和妈妈走出罗丝家的时候，太阳光更强了。罗丝一直送我们到门廊的尽头，她站在那里，拐杖靠在铝制的门框上。
“好了，再见了，亲爱的罗丝，”妈妈说。
“谢谢你，亲爱的，”她说，“希望很快再见到你。”
“当然会。”
妈妈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亲。我必须承认，妈妈的手艺真是不错。罗丝的头发现在又整齐又有型，她好像比我刚看到她的时候，年轻了好几岁。
“你看起来真不错，”我告诉她。
“谢谢你，查理。我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要去呢。”
她调整了一下扶拐杖的姿势。
“什么地方？”
“我要去见我的丈夫。”
我没敢追问她的丈夫在哪里，怕答案是老人院，或者医院这种地方。所以，我敷衍道：“哦，是吗？那可不错。”
“是啊，”她轻柔的说。
妈妈从自己的衣服上拉下一个散落的线头，然后看看我，笑了。罗丝往后退了几步，这样，她就可以把门关上了。
妈妈扶着我的胳膊，小心走下台阶。我们走到街边，她向左指了指，我们便转弯向左。这时候，太阳已经直直的照在我们身上了。
“我们回去吃午饭，怎么样，查理？”她说。
我几乎笑出声来。
“怎么了？”
“没什么。好呀，吃午饭。”这听起来是很有道理。
“你现在感觉好一点了吧？——刚才你在罗丝家打了一个小盹呢。”
我耸耸肩，“可能吧。”
她慈爱的拍了拍我的手。
“她快要死了，你知道吗？”
“谁，罗丝？”
“嗯。”
她对着太阳眯起眼睛。
“我不懂，她看着挺好的。”
“她今天晚上就要死了。”
“今晚？”
“对。”
“但她不是说要去见她丈夫吗？”
“她是要去的。”
我停下了脚步。
“妈妈，”我问，“你怎么知道？”
她脸上露出了微笑。
“因为，我已经帮她准备好了。”
《一日重生》中午
鸡仔上大学
我猜想，妈妈生命中最快乐的那一天，是我去上大学的那天。至少，在那一天开始的时候，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的专长，大学给了我一笔棒球奖学金，相当于一半的学费。妈妈告诉亲朋好友的时候，只说我拿到了“奖学金”，她喜欢这个词，虽然大学招收我，更多的可能是为了让我给校队打棒球，而不是为了让我读书。
我还记得妈妈开车带我去大学的那一天。天还没有亮，她就起床了，等我下楼的时候，餐桌上已经有满满一桌子好吃的在等着我了，煎饼，培根，鸡蛋——就算家里有六个人，也吃不了那么多。吕贝塔想和我们一起去，但我的回答是绝对不行——我的意思是，有妈妈陪我去，已经够让人尴尬的了——所以她只好用撒满糖浆的法式土司安慰自己。我们出发前，先把吕贝塔托付给一户邻居照顾，然后，开始了我们四个小时的车程。
因为这对妈妈来说是件大事，所以她穿得很隆重：紫色的套装，一条围巾，高跟鞋和太阳眼镜。她坚持要我穿衬衫，打领带。“你是去上大学，不是去钓鱼，”她说。我们两个穿成这样，在镇上就很引人注目了，更不要说是在六十年代的大学校园里。那时候，越是嬉皮的打扮越入流。所以，当我们终于开车到了大学校园，走出我们的雪佛兰车的时候，发现周围的女孩都穿着凉鞋和乡村风格的长裙，而男生们都套着汗衫，头发留得长长的，遮住了耳朵。我和妈妈站在那里，领带和紫色套装，我再一次感到，妈妈所招引来的目光，连带落在了我身上，让我感到无比难堪。
妈妈问了一个路人，学校的图书馆在哪里。我们走进图书馆大厅的时候，她激动地对我说：“查理，看看，都是书啊。你就是把大学四年的时间都花在这里，也看不完一个角落啊。”
她不停的指指点点 ——“看，那是书桌，你可以在这里看书”，“看，那是餐厅的桌子，你可以在那里吃饭”——
我忍受着，盼着她快快离开。我们穿过草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涂着白色唇膏，嚼着口香糖，留着前刘海的漂亮女孩。我的肌肉顿时绷紧了，说不准她会成为我大学里的第一个女朋友，谁知道呢？但就在那一刻，妈妈在边上问：“你没有忘记带上盥洗用品吧？”
这问题该怎么回答呢？有？没有？或者“上帝啊，妈妈！”女孩从我们身边走过，好像听到了妈妈的问题，忍不住要掩口而笑；或许，那可能只是我的想象。其实，我和她的世界还完全不搭界。我看着她袅娜地走近横躺在一棵大树下的两个男子。她嘴对嘴吻了其中一个，然后在他们旁边躺了下来，而我还在妈妈边上，接受她关于盥洗用品的询问。
一个小时后，我把行李箱提到了宿舍的楼梯口。妈妈替我拿着两个棒球棍，它们是我的幸运棍，我靠着这两根球棒打出了不少本垒打，赢得了椒谷县的比赛。
“给我吧，”我伸出手说，“我来拿吧。”
“我和你一起上去。”
“算了，不用了吧。”
“但我想看看你的宿舍。”
“妈妈。”
“怎么了？”
“算了吧。”
“为什么？”
“你明白的，算了吧。”
我实在想不出应该怎么说，才能不伤害她的感情，所以我只是把手伸得更长一些。妈妈的脸沉了下来。那个时候，我已经比妈妈足足高了六英寸。她把球棍递给我。我把棍子放在箱子上面。
“查理，那给妈妈一个吻吧，”妈妈说。她的声音一下子温和了许多，听起来和往常不同。
我把箱子放下，箱子着地时发出轻轻的“咚”一声。我朝她靠了过去。就在这时，两个年长的学生正好从楼梯上下来，他们边走边大声说笑着。我条件反射似的往后退去，和妈妈保持一定的距离。
“借过，”两个学生中的一个说，从我们身旁绕了出去。
等他们走开后，我再次向妈妈靠去，我想在妈妈的脸颊上轻轻啄一口，但她用双臂抱住了我的脖子，把我搂得很近很近。我可以闻到她的香水、发蜡、润肤露、以及其他各种为了这个特殊的日子而使用的化妆品的味道。
我从她的怀里挣扎出来，提起箱子，转过身，走上楼去，留下妈妈独自一人站在楼梯口。就在那个楼梯口，妈妈站在了这辈子离大学殿堂最近的地方。
《一日重生》中午
那天中午
“凯瑟琳怎么样？”
我们又会回到妈妈的厨房，按她的建议，一起吃午饭。自从我一个人过日子以来，我基本上都是在酒吧，或者快餐店解决就餐问题的。但妈妈一直不喜欢到外面去吃饭。“我们干嘛要付钱去吃那些难吃的东西呢？”她总这么说。我知道，自打爸爸离开我们以后，是否外出吃饭成了一个需要仔细斟酌的问题。我们总是在家吃饭的原因是我们负担不起。
“亲爱的，查理？”她又重复了一遍她的问题，“凯瑟琳怎么样了？”
“她还不错，”我在说谎。我根本不知道凯瑟琳现在怎么样了。
“你说玛丽亚因为有你这样一个爸爸而感到羞愧，是怎么回事？凯瑟琳是怎么说的？”
她端来一个盘子，上面有一个粗粮面包做的三明治，里面夹着烤牛肉，番茄和芥末酱。她用刀把三明治对角切开。我已经记不得上一次看到对角切开的三明治是什么时候了。
“妈妈，”我说，“老实告诉你吧……我和凯瑟琳已经分开了。”
她停下了切三明治的刀，像在思考什么问题。
“你听到我的话了吗？”
“嗯，”她回答，轻轻的，没有抬头看我。“是的，查理。我听到了。”
“不是她的原因。是我不好。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过日子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
我还要说些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自杀的原因？她把盘子推到我面前。
“妈妈……”我的声音有点哽咽。我又放下三明治。“我们已经埋葬了你。你已经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的眼睛盯着那块对角切开的三明治，嘴里小声说：“现在情况都变了。”
她伸过手，摸摸我的脸颊，勉强露出一个笑容。她看起来好像很痛。
“有些事情，是可以解决的，”她说。
《一日重生》中午
泰尔玛小姐（1）
妈妈说她接下来要去的人家在镇上的平房区。那里住的大多是穷人，房子一家连着一家。我很肯定我们一定得开车才能到得了，但我还没有来得及问，门铃就响了。
“去看看是谁，查理，好吗？”妈妈一边说，一边把碟子放进水槽。
我有些犹豫。我不想去开门，也不想接电话。但妈妈又催促起来：“查理？能帮我去开一下门吗？”我只得站起来，慢慢向门口走去。
我告诉自己，不会有事的。去开门吧。但就在手摸到门把手的那一刻，我感到背后有一个瞬间的爆炸，一道光，一个男人的声音，和我在罗丝家的电话上听到的是同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在喊叫。
“查尔斯·贝奈特！我是警察！”
那声音感觉像暴风，离我那么近，好像几乎可以碰到。
“能听见我吗，查尔斯？我是警察！”
我踉跄退后几步，用手捂住脸。那道光不见了。风停了。我只听到自己粗粗的喘气声。我转头看了一眼妈妈。她还在水槽边上站着；我刚才所经历的一切，或许只是我头脑里的幻想。
我愣了几秒，长长吸了三口气，然后小心翼翼的转动了门把手。我低下头，以为站在门口的会是一个朝我喊叫的警察。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想象中，来抓我的会是个年轻的警察。
但当我抬眼看时，看到的却是一个戴眼镜的黑人老太太。她的眼镜上拴着链子，头发乱糟糟的，手里还有一支没有吸完的香烟。
“是你吗？鸡仔仔，”她说。“哇，看看你，长得有多大了。”
那时候，我们都叫她泰尔玛小姐。她是帮我们打扫屋子的。她瘦瘦的，肩膀窄窄的，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性格直爽。她的头发染成了棕红色。她总是在吸烟。她把“幸运”牌香烟放在她胸前的口袋里，像男人一样。虽然在阿尔巴马出生长大，她不知怎么就到了椒谷镇。那是五十年代末期，住的镇上这一边的人家都雇佣像她这样的人。人们或是叫她们“做家政”的，或是更直接一点，称呼她们为“女佣”。我爸爸总是在星期六早上，到哈德特咖啡馆边上的公共汽车站去接她。送她到家后，他会先把工钱给她。钱总是被折起来，垂着手从屁股的部位悄悄塞给她，好像两个人都不应该提及钞票这回事情。然后，爸爸就领着我们去打棒球，而她就在家里干上一整天家务活。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的房间总是已经一尘不染，尽管我并不喜欢那样。
我妈妈坚持要求我们叫她“泰尔玛小姐。”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还有，我们小孩子是不允许进入她刚刚吸完尘的房间的。我还记得，她曾经陪我在后院玩过掷球的游戏，她的掷球和我一样有力。
她还在不经意间创造了我的绰号。爸爸曾经试图叫我查可（但妈妈不喜欢这个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