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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一胜利导致了伦敦监督处的诞生。这是英国的第一个专门进行骗敌活动的国家机关。
丘吉尔是伦敦监督处之父。它还有两个教父。一个是J ·C ·F ·霍兰少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近东和爱尔兰事件时在爱尔兰充当飞行员和工程师。
伦敦监督处的第二个教父是中东总司令奇博尔德·韦维尔将军。韦维尔出生在温切斯特，体格强壮，一只眼睛，是印度克莱夫式的人物，1939 年至1940 年冬，他实际上统治着英国在阿拉伯的广袤帝国。他只凭一个灵活的头脑和一个人数不多、而机动灵活的行政机构，以及几营精良的步兵。这些士兵忍受着酷热的策天气和风沙。他们有严格无比的纪律、伟大的传统、庄严的礼仪和高度的责任感。他们坚信，他们在那里不仅是在保卫帝国，而且是为了保护当地居民的利益，这一切使这支军队团结一致。
韦维尔在他给英国参谋长们的备忘录中建议，战区司令官们的掩饰和欺敌计划必须由伦敦的参谋长们来协调，为的是，“它们不仅应该在他们自己的战区获得最大效果，也应该同其它战区的总战役计划协调一致”。韦维尔在他的备忘录中写道，至于计划本身，“实际上，自从人追捕人的时代以来，战争的一切计谋和策略，都是人在他人身上用过的几种简单诡计的变种和发展”。他粗略地把这些诡计分为四类：“伪情报或伪装”；“以退为进”；“鼓励叛卖”和“削弱敌人的士气”。他说，“每一司令官应当经常考虑如何使对手误入歧途、如何利用他的恐惧和使他心慌意乱千百次。”他继续说，“一切欺骗的基本原则是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你想要它注意的地方去和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不要它注意你不想要它注意的地方。高明的魔术师就是用的这些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迫使敌人做些有利于我们的行动的事。例如，把它的后备队调到错误的地方，或不肯调到应该调去的地方……或诱使敌人浪费精力。”《备忘录》广泛地谈到欺敌的方法，即特殊手段，包括可以用于转移敌人注意力的视觉、听觉甚至嗅觉方面的计谋。《备忘录》还讨论了一个无比有效的策略——讯号欺骗。敌人能够从无线电通讯、电台的位置、不同环节所用的密码类型、和通讯量为推断部队实力的大小、性质和目的。《备忘录》接着巧妙他说明，怎样能故意地使无线电通讯保证做到：使敌人从它所截获的讯号所得的印象，同它从其它欺骗来源得到的印象是一致的。……如果讯号欺骗被忽略了，计划可能失败……
欺骗成功的另一基本因素是，它必须看起来是“可信的。除非透露给敌人的明显意图已经完全合情合理地包括在敌人的鉴别之内，即敌人将诈骗鉴别为可供英国司令官选择的行动方向之一，不这样，诈骗是达不到目的。”《备忘录》还强调了了解敌人司令官的心理状态的重要性。“情报工作人员应该时时大力追索这一级的情报。知道对方一个将军是非常容易激动，比知道他某年毕业于某参谋学院要有用得多。”《备忘录》最后着重说，使诈骗成功的辅助手段是保密。将诈骗掩藏起来不让敌人知道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倘若他看穿了虚构的事实，他就能够推断出真实情况。因此，知道诈骗计划的人愈少愈好——即令这意味着欺骗敌人也欺骗朋友。《备忘录》说，“在某种情况下，执行诈骗计划的司令官和部队……了解上级司令官的真正意图和诈骗计划的目的也许是重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他们的调动……完全是在欺骗敌人这件事，是不应当透露给有关部队的。”它是特殊地——甚至不幸地——运用在部队和特工人员以及抵抗组织中间的一种策略。这些特工人员和抵抗组织将参与未来的盟军掩饰和诈骗行动计划。
韦维尔的意见并没有什么新奇。对敌人施诡计的历史同战争的历史同样悠久。但是，当丘吉尔按照他的建议行动时，他不但在军事方面，而且在国家机构方面也都把诈骗形成了制度，这是惊人新奇的地方。在适当的时间里，他所创立的伦敦监督处这个小组终将变成一个庞大的、完全致力于制定策略的组织。伦敦监督处的存在像原子弹试验一样受到精心保护。的确，核裂变的秘密公开之后很久了，但在伦敦和华盛顿，掩饰和诈骗的理论却仍然是一项国家机密。直到1975 年，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一个文件透露了在反对第三帝国的秘密战争中所使用的特殊手段。文件是1945 年5 月14 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它把掩饰和诈骗行动说成是一种“独特的战争”，它的武器包括韦维尔的所有诡计和其他更多的诡计。1940年，意大利人从利比亚进攻英国人从而展开了他们的非洲战役。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的部队于9 月13 日沿着海岸窄狭前线进入埃及。英国人退却了，而且韦维尔似乎不大可能在英国的大海军基地亚历山大港郊区以西较远的地方阻止格拉齐亚尼的前进。从英国开来增援韦维尔的小小军队正在途中——打退德国的入侵，增援部队是必不可少的，或者当时那些没有参与“超级机密”的人看来似乎是这样——但是，就韦维尔的军事实力，对意大利进行欺骗是绝对必要的。
在克拉克的领导下，许多英国小分队被指定做这项工作。他们假造了一支强大的军队：用数百个橡皮做的巡逻坦克，它们能够装进板球袋里，然后取出，像气球那样打气进去；野炮可装进饼干盒内；两吨重的载重卡车，放掉空气后还没有弹药箱大。在这次初级战术诈骗中，克拉克的工程兵修建了假公路和坦克履带痕迹，一直修到西迪巴拉尼以南。然后，他们领来成群的带着骆驼和马的阿拉伯人，后面拖着耙形装置，掀起漫天云状灰尘，从空中观察像移动中的庞大坦克纵队。意大利人的飞机飞来在空中摄影。但高射炮使他们不能低飞，这样就阻止了他们侦察出地面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照片冲洗出来后，格拉齐亚尼得到证据，在他的右翼像是有强大的坦克和大炮队形——比他自己的坦克和大炮要多得多。有了这一证据，而且也有情报说，增援部队正在途中，格拉齐亚尼害怕侧翼受击和被坦克部队切断，就命令他的部队沿着亚力山大公路掘壕防守和修筑防御阵地。
韦维尔和克拉克持续采用这些战术，使英国军队有足够时间集中兵力发动进攻，并接受从英国来的增援部队。韦维尔极其秘密地调动部队，然后于1940 年12 月9 日出击。格拉齐亚尼的军队仍然处于绝对优势。不过，这次进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胆的战役之一。意大利人全面退却，韦维尔的军队前进六百五十英里进入利比亚。到1941 月7 日，已经俘获十三万战俘，四百辆坦克和一千二百九十门大炮，虽然韦维尔从来都不曾有超过两师的“沙漠耗子”——这是沙漠中英国军队的称号。韦维尔的损失是五百人死亡、一千四百人受伤、五十五人失踪和被认为当了战俘。同时，在意属东非的小部队，以一百三十五人死亡、三百一十人受伤和五十二人失踪的代价，在另一次大胆进攻中，俘获了阿奥斯塔公爵军队的五万战俘。意大利的军队垮台了，他们在非洲建立帝国的美梦也随之破灭了。
英国的这些胜利有很大的影响。意大利人从此未能恢复他们的士气，于是德国人被迫来援救他们，战争有了新的发展。战略和战术诈骗证明有其特殊价值。参谋长委员会于1941 年4 月证明丘吉尔诈骗有其特别价值。参谋长委员会于1941 年4 月在丘吉尔的总部设立了以尊敬的奥利弗·斯坦利上校为主席的伦敦监督处。斯坦利上校是保守党的一名重要部长，出身贵族。从今以后，在世界各地，一切英国的（后来美国的）战争计划参谋部都有一个诈骗小组——一个“特种战委员会”——直接隶属于伦敦监督处。虽然每一个这样的秘书处是小型的，但它们的权力和影响却非常大。一切情报都要送交它们。它们要在作战的范围、时间和方向问题上影响盟军司令官。如若某些作战计划看来会危及其它的、较大、较重要的作战计划，它们甚至会阻止这些作战计划的执行。德国人虽说是狡猾的和机灵的，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与此相比，而伦敦监督处和它的有关机构对胜利却作出可观的、甚至是决定性的贡献。
在考文垂惨剧发生后几个星期内，一些事件证明丘吉尔关于承受一切风险去保护“超级机密”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超级机密”透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希特勒放弃了他的入侵英国的计划，正把他最精锐部队、坦克和空军中队从法国调往巴尔干和调回波兰。当他打算在东方展开战役的证据不断增多时，丘吉尔和英国才能松口气了。虽然不存在英国利用希特勒在法国的地位被削弱而重渡海峡的可能性。然而，这一情报使他们将特别强调制造防御性武器的工业方案改变为着重制造进攻性武器。这是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超级机密”的另一重大贡献。
1941 年3 月中旬，“超级机密”又提供了有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第一次舰艇战斗胜利的情报：马塔潘角之战。国林机破译了德国空军和意大利舰队的“哑谜”密码电讯。图林机透露，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计划对在地中海航行的英国船队进行大规模的袭击。它甚至透露了进攻的日期：1941 年3 月27 日。停泊在亚历山大港的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安德鲁·坎宁安爵士得到“超级机密”的警告之后，命令那里的英国分舰队——三艘战列舰、一艘航空母舰和九艘驱逐舰——生火待发。为了不使可能在滨水区的轴心国特务发觉舰队的意图，坎宁安身穿便服，带着他的高尔夫球棒上了岸。天一黑他就秘密地、未举行仪式回到舰上。然后，他派一架森德兰水上飞机去侦察意大利舰队的维托里奥·维内托旗舰，使意大利人相信，英国人是从空中侦察不是靠破译密码，而觉察到它们从那不勒斯出港。
坎宁安扬帆开航。28 日，四艘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同它的分舰队会合。
英国舰队在马塔潘角外同意大利人交战。德国空军没有来帮助它的同盟者，大部分意大利舰队被击沉或被严重击伤。“超级机密”再一次向英国人提供了一次重要的战略优势。正如丘吉尔所写：“马塔潘角外这一及时的和值得欢迎的胜利，在这一严重时刻在东地中海排除了对英国海军制海权的一切挑战。”波涛汹涌的大洋现在变成了广大的战场。但是，在那场战斗中，“超级机密”起初并没有起作用。其原因不太清楚。图林机在截取德国海军的“哑谜”密码讯号时运转不灵。或者，如若运转正常，那就是海军部没有根据“超级机密”讯事情采取行动。温特博瑟姆曾说，“海军部的混乱”要对这个时期“超级机密”的失败负责。但这一说法并没有支持者。不管混乱不混乱，所有各军兵种都大胆地被用来改进布莱奇利所知道的、德国海军使用的“哑谜”和这个密码系统。
自从海军部的头头们于1939 年9 月3 日火速把“战报”发给所有战舰和挂着英国旗帜的商船以来，他们打算俘获一艘德国潜艇，以便得到这些协同攻击的德国潜艇群的通讯、战术和技术程序。捕获的时机终于到来，而后果是深远的。1941年5 月初，三十八艘商船组成的一个英国船队，载着军队、大炮和坦克到埃及去，并载着大量的威士忌的普通货物到美国去，开进赫布里底群岛以北的大西洋。启航时平平静静，商船三行并列前进，由驱逐舰和花型护卫舰组成的护航舰队护航。但在5 月7 日，平静被打破了。一艘德国潜艇已经找到了这个船队的踪迹。它是一只德国海军最新的和最精良的“U —110 ”潜艇，由最勇敢、最大胆的舰长之一弗里茨·尤利乌斯·伦普海军上尉指挥。伦普在战争的第一天击沉了“阿塞尼亚”号，使一百一十二名乘客和船员丧生，其中有二十八个美国人。
伦普在他的第一次进攻击中了两艘船只。两天后，当英国船队通过能看见格陵兰海岸的水域时，他再次攻击，又击中两艘商船。伦普停留在能用潜望镜观察的深度来看攻击的结果。他的好奇心决定了他的命运。一艘小型护卫舰看见了他的潜望镜，用十枚深水炸弹组成的爆炸网轰击了这个水域。不一会，这艘U —110 潜艇浮出水面，它的船身、炮塔台被驱逐舰和小型护卫舰射击，弹痕累累。舰长约翰·贝克—克雷斯韦尔在他的“猎犬式”驱逐舰上，正要撞击潜艇，但他注意到潜艇上船员正向水中跳。这是大西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