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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安。我们想卖出一、二九、八五五单位的沙伯林纳海外基金。请以传真或电报告知我们应采取哪些手续以配合贵处之作业，谢谢。
老鼠们已经开始出现弃船的动作了。我真想用下面这种方式来回覆：“各位早安，拿着你们的一、二九、八五五单位基金，把它们塞到你们的臭嘴巴里，这就是我要请你们配合的事。”但是我没有力气去回这封传真。
第一次住院
当天早上稍晚，我们又到哈克曼的诊所去看病。坏消息是我的感冒已经发展成肺炎了，而且两个肺叶中都有积水。好消息则是哈克曼动用了一些关系帮我弄到一间私人病房。我们在下午一点钟到达医院，但是却又多花了三个钟头才拿到住院许可。真要好好感谢蓝十字会、健保以及医疗给付制度，医院可以规定一大堆他们认为必要的检验来决定你是否可以住院，并且从中再捞一票。我因此必须做全套的心电图测试、血液检定以及X光照射。在此同时我的体温已经高达华氏一三·三度。我真的病得很厉害，但却只能在一个吵嚷不堪的房间里独自躺着，拉开衣服、卷起袖子，等着轮到我做检验。真是荒谬到了极点！
终于我可以住进那间单人房了。奥黛莉雇用了全天候的私人护士。他们要价每天七五美元，但在那种情况下，我才不在乎呢！我知道得要有人仔细地照顾我，我需要那种专为帮我战胜病魔的人。通常这个人会是奥黛莉，但奥黛莉没办法整天寸步不离地守着我。她得在家里陪着孩子们。
现在我终于住进了病房，一大堆的医生和护士川流不息地在我的房间里进进出出，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注射针筒，他们开始不停地在我身上抽血、抽血、再抽血。他们在我身旁放了一个架子，以便我如果病情好转想起床时可以支撑，可惜我的病情根本没有好转。我一直问医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他们只是一再漠视。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我是不是冠军操盘手，在这里我只不过是他们另一个病人。真要感谢我的私人看护依莎·斐德利克森（Esther Frederriksen）。依莎从来不会让那些医生不看我一眼就走开，她在了解医生要采行什么样的医疗程序前也不会让他们碰我一下。她也不停地看着我的心电图、检视医疗仪器、仔细地向医生询问、对付那些护士，并且持续问我感觉怎么样。
医生和护士们一直都在我身边来来去去，打针、打针、再打针。依莎告诉我他们之所以要抽这么多血，是因为要确定造成这次生病的病因是细菌还是病毒。纽约市立医院传染性疾病科的主任亲自检验我的病例。依莎说这位主任之所以这么开心，是因为他在过去四个月中，已经在医院里看过四个相同的病患，这四个病例都是病毒性感染。“舒华兹先生，”依莎向我解释：“如果你的病因是细菌性感染，他们可以利用抗生素来治疗。但如果是病毒感染的话，他们就只能任由病毒自由地发展下去了。”
“那，他们准备怎么做呢？”我说。
“他们就会开始由静脉注射红霉素，那是一种用来治疗呼吸道感染的抗生素，另外他们也会帮你注射头孢菌霉素，那是一种用来治疗支气管和喉咙感染的抗生素，还有……”好了，好了，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在依莎向我说明完毕前，我的手臂上已经多了几支针筒。
药物的作用终于展现了。整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早晨，它们开始击退病魔。到了九日星期五的下午，我已经觉得好些了。二点四十五分，依莎还没推我到楼下去照X光之前，我打电话给芝加哥的经纪商艾维·高费德。因为当时的利率水准很低，所以我相当看多，而我也随身带着Metiplex随身型报价机，这个像呼叫器一样的小东西，可以提供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期货报价，所以我知道目前的市场状况如何。“艾维，”我尖声说着，试图以平常的音调来说话：“帮我用市价买进四百口十二月的契约。”我刚刚买进了四百口三十年美国政府公债期货契约。根据报价机上所显示的价格，我的进场价可能会在“九二二四”，这表示价格是九二又三二分之二四，或者可以说契约总值为九二、七五美元。
“马提，你确定吗？”艾维说。“你不是应该正在休息当中吗？”
“是啊，我很确定。事实上，帮我改成买进六百口吧！”
“马提，你这个白痴！你不是已经住院了吗？你在搞什么鬼啊？嘿，你最不需要的东西就是额外的压力。”通常，我会对艾维大吼一顿然后叫他照我的话做，但是现在我已经虚弱到没有力气和他争论了。
“好吧，那只要帮我买进四百口就好了。可是我要你马上就给我买进。”
在整个周末里，我的身体状况不断改善，当我的体温下降到华氏九九·八度时，公债期货的价格也上涨到九三一了。当市场在十二日星期一开盘时，我卖出了那四百口期货契约并且赚进十一万二千五百美元的利润。果然，卖出了那些债券期货让我脸上恢复了血色，我告诉哈克曼医生我希望回家。又有另外两个沙伯林纳海外基金的投资人通知我要赎回资金了，因为新的资金分配（五％投入期货市场，五％投入股票市场）对他们来说风险太高。我得开始想办法赚一些真正的大钱。
哈克曼同意让我出院，所以奥黛莉就在十三日星期二的早晨到医院接我回家。那天我一直从下午工作到晚上，补画技术图形、计算技术指标，试着让一切回复到我能控制的状态下。我在大约十点时上床就寝，并且马上进入梦乡，但是在星期三的凌晨一点半时，却因胸口剧痛从睡梦中醒来。这种疼痛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阵强烈的刺痛从我的心脏穿刺而过，我不认为是心脏病发作，但是每呼吸一次，就会引起一阵阵深入脊髓的疼痛。奥黛莉开始为我按摩胸部，试着减轻我的痛苦，但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我们打电话给哈克曼诊所里的服务人员。医生总算在凌晨四点的时候回电，奥黛莉向他详细叙述我的情况。“先让他吃两颗止痛药减轻疼痛，再吃两颗镇静剂帮助他入睡，拿一张电热毯放在他的胸口保温，我明天一早再打电话给你们。”我终于入睡，然后在早晨七点半醒来，全身都被汗水浸透。
再度住院
到了九点，哈克曼打电话来。“马提，我不希望你四处走动。”他说：“我已经安排好在十点四十五分时，由克利斯多杜罗医师为你做心电图，这位医师的办公室就在你住的那幢大楼里。我们那四个被病毒感染的病人，最后都验出来有心包炎（Pericardities）的反应。”
回声心动描记法检验证实了我们最害怕的事。我得了心包炎。在我的心包中开始大量积水，在心脏四周包围着膜状囊组织，而这些积水压迫到心脏，引起我强烈的疼痛。所以我又住回医院去了。
再一次哈克曼动用了一些关系帮我弄到一间私人病房。而奥黛莉也再度请依莎来当我的全天私人看护，而那些如潮水般进进出出的医生和护士再度穿梭在我的房间中，每个人都拿着针头在我身上抽血。上一次住院时，我很介意这些事。但是现在我简直吓坏了。之前有毛病的是我的肺，现在有问题的是我的心脏。
我的体温一直往上窜升。从华氏一零三、一零九到华氏一一六度。我的身上插满了各种注射针管，其中一条插在右手臂上注射着加入红霉素的生理食盐水，另一条插在左手臂上则注射着头孢菌霉素。第三条插在身上的针管是一支导尿管，它只是用来收集我膀胱中的尿液，但却是我最痛恨的一条针管。
高德医师是胸腔外科的医师，他过来向我解释目前可以选择的治疗方式。“舒华兹先生，”他说：“我们准备要试用抗生素来控制你体内的感染状况，但你知道的，如果你的心脏四周还是继续积水的话，就必须动外科手术加以治疗。”这是我最不想选择的方案。
当天晚间七点，奥黛莉来看我。在说完孩子们的事后，她提醒我金克劳德（Jean…C1aude）今天打了一整天电话找我。金克劳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寄生虫，他是另一个专门介绍欧洲有钱人和热门基金经理人接触的掮客。和威利（在苏黎世帮我找客户的另一个掮客）不同的是，金克劳德的办公地点位于纽约市的世贸中心。如此一来，他可以随时留意与他合作的基金经理人的动态，而他那个在瑞士当银行家的哥哥金皮耶（Jean…Pierre）则在欧洲帮他挖掘客户。在过去的十个月当中，金克劳德简直就是一个令我讨厌到极点的头痛人物。他总是不断打电话给我，在我做交易的时候打扰我，多嘴多舌地跟我说要怎么样才能让基金操作得更好。“马提，马提，你要好好操作，你的基金比起别的基金表现较差，你的绩效得更好才行！”
金克劳德告诉奥黛莉他得立刻和我谈一谈。当奥黛莉告诉他我再度住院时，他希望知道我住的是哪一家医院。他说要来看我，但金克劳德担心的可绝对不会是我，他担心的是他的钱。当奥黛莉不愿意告诉他我住在哪个医院时，他开始有点发火了。“如果马提在本周结束前没有和我连络的话，我就要把我客户的钱，转到另一个愿意回我电话的人那里去。”
我告诉奥黛莉回家去，不要理会金克劳德。我因为药效发作而头昏得没法子和奥黛莉多说什么，而且胸口也痛得没有心思去担心像金克劳德那样的瑞士黄鼠狼。奥黛莉离开后我试着要睡一下，但是大约在晚间九点时，我突然觉得眼前一阵天旋地转。“依莎，救命啊！”我尖声叫着：“我快要死了！”接下来我只知道一部急救推车推进了我的房间。
依莎按下了紧急求助铃。那些药对我而言都没有效果，我心包里的积水已经急速增加到直接压迫心脏的地步。我的脸色发青，血压降到只剩下四、五的状况。在几分钟之内，一整个急救小组已经围绕在我床边。我的头旁边有一位麻醉师，一位胸腔外科医师伏在我的身体上，床脚则有一位心脏专家监看着心电图，甚至有一位医生连电击器都准备好了。我身边的人不停地大声说话，喊叫着仪器上的读数，并且下达指令。“血压六—八，还在下降中。”“给我五CC。”“血压五五—七。”“心跳一六，非常急促而微弱。”“血压四—五，我们快要失去他了。”搞什么！失去我？“救我，救我，请不要让我死！”我气若游丝地说着。脑海中浮起女儿和小儿子的脸孔。“求你，求你，不要让我死。”医生开始将我的血压稳定下来，但双腿却因为医生将一些冰冷的液体打入我体内而开始剧烈颤抖。我再度昏厥。
我在一张推往加护病房途中的担架床上醒来，身上满是连接管子的注射筒。一根导管从我脖子上切开的一个口子中接出来，在外面摇晃着。很幸运地，高德医师也是一个工作狂。他刚刚才动完一个开心手术，一直忙到深夜，然后睡在医院里。当我看到他时，他只说了一句：“我们马上动手吧！”
高德医师通知奥黛莉，准备马上为我动手术，但是奥黛莉必须照顾孩子们无法抽身，只好打电话给她姊姊琳达，把她从睡梦中挖起来，等着她到我们家来。在此同时，我可能已经开始动手术，并且可能再也看不到她了。就在我要被推进手术室之前，一个非常美丽的护士对我说：“舒华兹先生，很抱歉，但是我们必须把你的结婚戒指拿下来，你不能戴着戒指进开刀房。”
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平常总是随身戴着结婚戒指。就算有某些特殊状况不得不拿下来时，心里还是觉得我戴着它，由于我在婚后体重一路上升，手指上已经留下明显的戒痕。我试着把戒指拿下来，但是没有办法。我被注射了太多的液体，而且臂膀和手指都因为吃药而有些浮肿。那位护士用一些肥皂和水，很温柔地把戒指从我手指上拿下来。我强忍着泪水，对她说：“拜托你把我的结婚戒指拿给我太太，并且告诉她，我希望她能够有机会把戒指再戴回我的手上。”
凌晨四点半，他们把我推进手术室。我平躺着看着手术台上的灯光逐渐放亮，心里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再看见阳光。他们把我从活动病床上移到一个小小的不锈钢手术台上。我硕大的身躯几乎没有办法配合它的大小。他们注射了另外一个针管到我左手背下面的静脉里。一位麻醉师开始用一种低沉、自信而平稳的语调在我耳边说：“马提，我们现在要把你的手包起来。”我的右手臂被包裹起来并且固定在床单上，左臂也被包裹住然后放在我身边。“现在我们要把一个支架放在你的背部下方，这样就可以让高德医生看清楚下刀的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