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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彩霞。这个在过去很远时代曾被视为蛮荒绝域，在当代又曾受过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铁蹄践踏过的地方，如今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开始了她生命的新旅程。
海南岛战役，是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向国民党军队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性战役，是在我军毫无渡海作战经验，没有海空军支援，使用木帆船和少量机帆船的情况下，对拥有海空军，具有现代防御优势的敌人，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登陆作战，是我军建军以来第一次渡海登陆作战的成功战役，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这个战役，从1950 年3 月5 日第一批开渡起，至5 月1 日结束，战役持续了58 天， 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历史经验。
海南岛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和第十五兵团，分别进行了战役总结。其中，做好部队的政治工作，抓紧海练，是战役准备的关键。这一由谭政一贯倡导的经验，是所有经验中最基本最主要的一条经验。虽然谭政没有直接参加领导海南岛战役，整个战役是由叶剑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等组成的渡海作战指挥部直接指挥的，但作为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治委员兼干部管理部部长、中南局第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华南军区政治委员的谭政，对于中南地区和四野所辖第十五兵团的这一重大军事举措，不能不参与决策。事实上，在叶剑英、邓华等率领四野第十五兵团之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四十三军（军长李作鹏）和加农炮团、高射炮团及部分工兵、通信、防坦克分队共十万余人，自1949 年12 月下旬开赴雷州半岛集结、准备渡海起，无论是中央军委，还是包括谭政在内的四野领导、中南军区领导，都对海南战役的决策与组织起过重要作用。1950 年1 月27 日，在叶剑英、洪学智等参加的广东军区的党委会上，初步拟定了一个先搞两个团的偷渡方案。会后，叶剑英司令员让洪学智副司令员到武汉向包括谭政在内的四野领导汇报。四野领导同意了这个方案，但谭政特别强调，要格外加强渡海部队的战前训练，特别是要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四野领导并决定让洪学智到北京向中央军委汇报请示。洪学智到京后，中央军委领导朱德、聂荣臻亲自听取了洪学智的汇报。朱、聂听后，同意了这一方案，并特别强调：“注意做好准备，谨慎从事，总结好经验。”其中的思想、政治准备，自然是言中之意。洪学智从北京返回后，把军委的指示分别向四野和广东军区作了传达。
1950 年2 月1 日，第十五兵团在广州召开了海南岛战役作战会议。在广州军政委员会宽敞的会议室里，叶剑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李作鹏等领导同志和来自第四十军、四十三军、琼崖纵队的领导干部聚集一堂。会议由邓华主持。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和包括谭政在内四野领导的指示，一致通过了原定作战方案的同时，特别强调了谭政等所指出的渡海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为了贯彻中央军委和四野首长（包括谭政）反复强调的渡海准备政治工作，发扬谭政在四野一贯倡导的政治工作传统，第十五兵团所辖渡海部队各级领导与政工人员，开始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创造并积累了渡海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可以说，海南岛战役，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谭政反复强调、一贯倡导的军队政治工作的大比武，大竞赛，大表演，大总结，大汇报。谭政往日对部队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据时任四十军一一八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回忆，变成了三把钥匙开了一把锁教育，三个纪念章教育等。1950 年初春。广东雷州半岛。第十五兵团驻地。爽爽的海风，轻轻掠过，和煦而温柔的阳光，正沐浴着刚获新生的祖国大陆。第十五兵团十万余健儿，正在祖国大陆的最南部——三面环海（南海、琼州海峡、北部湾）的雷州半岛，展开了准备渡海作战的海上大练兵，思想大整训。在海练前，干部战士面对茫茫的大海，思潮起伏，顾虑重重。
辽阔的海洋，一望无际，巨浪滚滚，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一丈。即使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那波浪也从烟波浩渺的天际，奔腾着，追逐着，向着岸边的礁石，恶狠狠地扑过来，迸发出沉雷般的巨响。在狂风呼啸的日子里，那狂涛更是气势磅磷，犹如草原上千万匹烈马在奔腾咆哮，势不可挡，像要把整个世界吞进海底。与海南岛相隔的琼州海峡，宽达百余里，最近距离也有六七十里。大海对于不习水性的东北部队（四野）指战员来说，并不像一些天真浪漫的舒情诗所描绘的那样，是浅蓝色的胸脯，洁白的浪花。它那汹涌澎湃的浪涛，如虎似雷的咆哮，可使人产生望而生畏、听而怯步之感。何况天上有敌机，海上有敌舰，岛上有顽敌！当时，在进军雷州半岛之前，我十二兵团一些指战员的思想状况是：战争观念逐渐下降，和平观念逐渐上升，吃苦、牺牲观念逐渐下降，享乐、保命观念不断上升，认为大陆已经基本解放，我们从此已经没有大仗可打。有的人认为，现在已经打到了中国的“南极”，革命已经到底。再加上部队自入关南下以来，连续行军作战比较疲劳，又正值新年春节来到，所以，当时和平享乐保命思想相当严重，在行动上也作各种个人打算，买表、买笔、买花枕头等等，未作执行战斗任务，尤其是渡海作战任务的准备。向雷州半岛挺进之后，上级便提出了准备执行打海南岛的作战任务。这一任务的提出，与当时部队的思想状况，对有些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事与愿违的。同时，由于没有深入进行思想动员，就开始准备渡海作战的海练活动，因而海练伊始，上上下下曾一度产生过较大的思想波动。
其主要思想问题是：第一，牢骚满腹，消极对抗。一部分指战员错误认为，上级分配任务不公，“四野其他部队休整了，为什么还叫我们打呢？”认为自己“倒霉”，“命苦”，“南下进军在前边，结束战争在后边”，“老部队，倒老霉！”因为四十军、四十三军在解放东北战争中，是有名的“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的光荣的参加部队之一；平津战役后，又是先期南下的先遣兵团的基干部队，执行了横渡长江的艰巨任务。此次，两军又共同受命攻打海南岛，所以，有的同志便说：“咱们两个军是患难弟兄！”这样，便在海练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消极对抗情绪。海练不用心，不刻苦，命令不服也时有发生。第二，盲目恐惧，无穷顾虑。许多东北籍和非沿海地区的战士，看到海水茫茫，天海相连，海浪好像层层的屋脊和座座山峰，心里就恐惧，发慌，产生无穷的顾虑。有的战士，夜间站岗，听到海潮哗拉哗拉的冲击声，便吓得跑回营地。不少战士说道：“革命到底，现在要到海底啦！”
也有的认为，渡海作战就是“九死一生”，“有去无回”。甚至个别相当级别的干部也说：“听天由命”。第三，幻想等待，侥幸依赖。面对艰巨的任务，有的同志不是立足于自己的苦练、实干与将来的硬拼，而是产生了幻想等待、侥幸依赖等心理。他们或是认为：“上级一定有办法，一定会派飞机、军舰来配合！”或是认为：“兄弟部队可能来换我们的防，我们先练着！”
也有的根据北平、湖南和平解放的经验，盼望“海南岛上的敌人最好自己投降、起义或跑掉！”上述各种思想顾虑，其核心或焦点，集中在生死问题上。
当时部队提出许多怕，这些怕除了经验不足的原因外，主要是怕死。有的战士怕过海打仗，认为这次渡不好就到海底了。有的战士吃饭的时候，用筷子指着盘中的鱼说道：“鱼呀！鱼呀！今天我吃你，明天轮到你吃我了！”三八一团一连有一个排长说：“我是二八”，即二成活，八成死。连长讲：“我是三七”，即三成活，七成死。副连长说：“我不是二八，也不是三七，我是把死放在心头里！”根据渡海部队的这种思想状况，根据四野谭政先前的多次指示和经他亲手培育起来的四野各级军政领导政治工作的成功经验与优良传统，参加渡海作战各军各级，首先进行了二十余天专门的政治工作、政治动员与阶级教育。其方法是先干部后战士，先党员后群众，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和连排干部会议，然后在全军开展普遍教育，分析和充分肯定渡海作战的诸多有利条件，提高渡海作战必胜的信心，认识渡海作战的光荣和重大意义，研究渡海作战的方案和各种应急措施，充分发动广大指战员，让其既明确渡海作战的光荣，又让其做到心中有数，一旦出海，能做到临阵不乱，临危不惧，英勇顽强，一往直前。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解决存在的思想问题，部队各级政工领导的普遍作法，主要是采取“三把钥匙开一把锁”教育。
第一把钥匙，是形势任务教育。在十余天时间里，参战部队全体指战员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大、小会议，进行形势教育，认真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和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两个军都召开了有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进行短期集训。师一级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团集训连排干部。一般是五至七天。在这些会议，主要是查准备：思想准备、物资准备。
联系党性和责任心检查：你对这次任务是否采取积极负责的态度？问题暴露之后，就展开分析：这些思想对执行任务、对党、对己有什么危害？最后表示自己的态度。各级党委作出执行渡海作战任务而练兵的决议，每个干部作出个人的思想鉴定，并把个人的决心计划交给党委审查备案。这些会议和轮训班，一般是在思想教育和解决战术问题结合起来，收效比较大。根据当时部队思想状况与时间状况，想彻底解决一切个人主义思想问题是困难的。讲明道理，提高觉悟，首先把思想集中在完成任务上，则是必须解决与可能解决的问题。在使部队认识了解放海南岛的一般意义和条件以后，各部队都联系了历史上的一些惨痛教训（如李闯王），有系统地批判了“半途而废”思想。同时，启发部队认识：“海南岛不打行不行？”“不行，否则敌人要卷土重来。”“不行，怎么办？”“要打！”“你不打，我不打，叫谁去打呢？”
这样，通过逐步启发部队的求战情绪，再说明：“现在全国人民还过着艰苦的生活，我们要享受，应该不应该？”“中国的南大门不在我们手里，胜利果实保不住，你想休息享福，行不行？”这样，从个人前途、人民利益、国家命运关系等方面，深入浅出、具体实际地进行教育，启发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激发对敌仇恨心，从而使部队很自然地打开了偏狭的想法，自觉地树立了执行任务的正确思想。通过检查责任心不强的问题，许多干部感到惭愧，以致痛哭流涕，特别是回想起党对自己的培养，烈士的英勇奋斗和自己所担负的责任时，更加内疚。通过典型人物介绍，树立“阶级硬骨头”的战斗作风，使部队有具体的学习目标。各师都选择了一些能表现这种作风和高度阶级觉悟的戏剧组织演出，其中以《刘胡兰》给部队的教育最为深刻。演出后，组织座谈：“刘胡兰为什么这样英勇顽强？”大家一致承认：“刘胡兰有为人民服务忠贞不屈的精神！”有的战士说：“刘胡兰是个女同志都能这样，我们打海南岛更不能装孬种！”纷纷表示：“死要死个有价值。”大多数立功决心书上都写着：“打下海南岛，为刘胡兰同志报仇！”有的连在上党课时，还讲了人民英雄董存瑞的故事，用英雄人物的事例教育广大党员。
通过宣传、学习英雄人物，使广大指战员自觉地克服个人主义打算，服从人民与党的最大利益。第四十三军指战员，还专门进行了“评生死”活动，说明有几种生，几种死。经过这一教育，广大指战员更加坚定了执行渡海作战任务的决心。第二把钥匙，是诉苦教育。广大参战部队，发扬谭政以前在四野倡导的诉苦教育政治思想工作的好方法，结合新的任务，运用不同形式对部队进行诉苦的阶级教育，启发广大指战员忆苦，比苦，加深部队指战员对解放海南岛人民的阶级感情。各部队还组织指战员访贫问苦，开展了军民同诉苦的活动。通过这种形式，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诉苦，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义愤，纷纷表示：“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誓死飞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解放全中国！”第三把钥匙，是立功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