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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味沧桑 作者:郝树声-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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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高楼乡在县城东部,自然属于植烟区。本来我们乡就是一个农业大乡,经济小乡,工业弱乡,财政穷乡,只有抓烟叶种植,才是来钱最好最快的办法。这是因为烟叶特产税很高,领导们常说的一句口号是: “党政军民一齐抓,一切为了三十八”,“三十八”指的就是烟叶的特产税率为百分之三十八。有这么大甜头在里边,你要是当乡里的一把手,不狠狠地抓烟叶种植,才是“信 ”一个。(“信 ”是我们那里的土话,和“二蛋”一样,意思是傻瓜。)  
  我们那里,早年并没有大面积种烟叶的习惯。七太爷在世的时候,吸的烟片儿,是那些爱吸烟的人,在一小片生荒地上种那么一点点儿,摘下来的烟叶,晒干了,揉碎了,就能抽了。这是生烟,不是炕烟,抽起来较“暴”,呛喉咙。为了增强味道,使烟味柔和一些,吸烟的瘾君子们,想出了不少办法,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往揉碎的烟片里边,拌少许的香油,吸起来,有一股香油味道。发旺哥说过:“吸了这号烟,放屁油裤裆。” 
  到了80年代,上级号召种烟,高楼乡的领导们,才从“烟叶王国”河南省襄县引进了种烟叶的技术。 
  种烟叶的主要技术是育苗、打畦儿,等烟叶上的烟筋发白了,就是成熟了,采摘下来,这个过程叫“打烟”。整架子车的青烟叶拉到火炕边上时,烟农们把青烟叶放在一根竹竿上,用麻经子编成一绺儿,叫做“上烟”。然后,烟农把上好的烟竿一竿竿、一层层地排在火炕里,进行烘烤,青叶子变成金黄的颜色,这个过程就是 “炕烟”。 
  炕烟才是烟草种植中最为核心的技术。一开始,我们那里谁也不知道怎样种烟叶,怎样建火炕,上级就从襄县那边请来烟师,指导我的乡亲们烧烟炕。经过一年的努力,炕烟的技术大家基本上掌握了,烟师们就不再来赚我们这里的技术费了。 
  啥东西都不能赶浪头。市场是个怪物,我们老百姓的土脑袋瓜子捉摸不透。那年月,有一些人养长毛兔,很赚钱,大家一窝蜂一样,买了他们价格很贵的兔娃儿,养起了长毛兔,到了只能卖兔毛时,就不赚钱了。有人又引进了美国牛蛙、荷兰鼠等,谁占了先机,赚的都是昂贵的种钱,跟着闻风而上的人,最后的结局都像养长毛兔一样。 
  种烟叶也是如此,开始的两年,确实是赚钱的。第一年赚回了建炕烟楼的本钱,第二年就有了效益,烟叶种植从此在我们这里扎下了根儿。全省到处都改种烟草,面积放大了数倍,种了几年以后,卷烟厂的烟叶积压了,烟草公司收购烟叶的积极性明显降低,要不是上级硬逼他们保护农民的利益,他们不停止收购才怪。虽说没有停止收购,但压级压价,群众很有意见。你想,从育苗开始,到大田移栽,施肥、打药,采摘、编绺儿上烟,装炕、烧火,在炎热的夏日里进到二三百摄氏度高温的火炕里出炕,放在外边,让新出的焦烟叶上点潮气,再到后来,还要分级拣选,打包出售。这一系列工序,非常繁杂,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忙了几个月,蜕了一层皮,没有赚到钱,白搭工夫,叫谁也不会愿意再种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乡亲们想不通,连支书刘庆典他们几个村干部也想不通。经过副乡长刘继昆反复做工作,刘庆典动了真劲儿,把已经成为马寨小学校长的堂弟刘庆立叫来,要他们组织宣传。刘庆立安排教师们,把各家各户墙上原来的标语铲掉,重新写上号召种烟的标语。刘乡长对刘庆立说:“庆立叔,治慢病要用猛药,你看能不能把声势再搞大一点?”刘庆立说: “乡长放心,没问题!” 
  果然,乡亲们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场面,学校的老师们带着学生,敲锣打鼓,举着彩色三角旗,到寨子各个角落游行示威,高呼着口号: 
  热烈响应上级号召,坚决完成种烟任务! 
  抵制种烟,死路一条! 
  看着娃娃们的举动,听着他们喊着吓人的口号,寨子里的群众笑嘻嘻的,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只觉得有点可笑。  
第54节 种烟叶(下)  
  我的乡亲们不愿意种烟叶,问题的关键,是出在收购环节上。 
  烟叶收购是烟草公司的经营行为,他们与政府和烟农不一条心。政府虽然没法干预,他们也不敢在明里得罪各级领导,但他们对老百姓就可以任意苛刻,刁难我们这些可怜巴巴的烟农。各个烟叶收购站点,天天都有烟农与收购人员吵架打架的事情发生。 
  刘继县的脾气本来就倔,加上年轻气盛,他去卖烟叶,分明是“中二”的烟叶,硬是叫女验质员判为“下一”,差了两个等级,一斤少卖一块多钱,脑门子上开始蹿火星子,与验质员吵了一架。那个女验质员对他耐心地解释说,今年的等级普遍提高了,我没有办法。在场的其他卖烟叶的人,也纷纷抱怨自己的烟叶被压了等级。这虽然不是给那个小妮帮腔儿,竟让刘继县的心情稍微平衡了一些。 
  在他去过磅时,那个男过磅员要扣他百分之十三的水分,再一次把他惹火了,粗鲁地说:“日他妈,扣这么多水分,老子不卖了!”那个过磅员也不是好说话的,冷冷地说:“你愿意卖了卖个 ,不愿意卖了去个!”刘继县就把三十多斤烟叶从磅上拽下来,掏出打火机把烟点了,边点边说:“我让你看看,这烟叶的水分到底大不大!”烟叶本来是冒烟的,点着了,竟然比干柴火着得厉害,火苗子蹿了很高。其余卖烟的群众,同样十分生气,立即与刘继县一道,同这个过磅员吵了起来。烟站站长亲自出面维持秩序,一看这阵势,感到众怒难犯,连忙把这个过磅员撤了,另换了一个过磅员,扣的水分和杂质少了一些,这才平息了事态。 
  邻近的县,收购烟叶比我们宽松。他们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让他们的烟站,收购烟叶的级别比我们这里低,收购价格却比我们这里高,这就有了利润空间。到了收购季节,烟贩子们开始活跃起来。他们走村串户,把群众刚刚拣好的烟叶,用与我们烟站差不多的价格收购。种烟的人家乐意这么做,尽管没有卖上好价钱,毕竟少跑了一趟路。 
  烟贩们翻山越岭,不辞劳苦,到邻县去赚差价。连高恩典他们几个收购破烂的小贩,也临时加入了烟贩子的行列。也有的人因为自己种的烟多,值得跑出去卖,就亲自把拣好的烟叶打包,运出境去。到了那里,卖烟人很受欢迎,烟叶能够卖上价钱不说,人家当地政府专门安排人员接待他们,管茶喝,管饭吃。我的乡亲们始终弄不明白,同是一个阳光照,同是一个党领导,为啥人家那里比我们这里收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不愿意把辛苦得到的成果卖个高价钱?所以,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乡,我们这里所有离外县近的村子,大量的烟叶外流,再也没有人到高楼街上的烟站去卖烟了。 
  这情况被乡领导知道后,引起了高度重视。这还了得,跑掉了一捆烟,就等于几十块钱的烟税白白损失了!于是,乡领导快速反应,赶紧抽调精兵强将,组织了十几个小分队,同这些烟贩子展开了一场游击战争。 
  刘继昆乡长包的是东管理区,自然责无旁贷,他带了几十个乡机关工作人员,分兵几路,把守在各个要道口,见到烟贩子,把他们所背的烟叶一律没收。没收到的烟叶,给小分队成员百分之二十提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家逮烟贩子的积极性非常高。可是,烟贩子们与小分队就好像动画片《猫和老鼠》一样,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躲法,在青纱帐里与小分队捉起了迷藏。他们昼伏夜出,神出鬼没,看见小分队的人员,立刻机警地躲在苞谷棵里、高粱地里,迂回前进。到了山上,专拣没有路的地方走。小分队的人员了解到这个动向后,也赶紧改变战术,放开大路,占领两厢。那些狡猾的烟贩子,反而大摇大摆地从较好的路上向外飞奔,出了县界,你小分队就无可奈何了。可惜那个时候还没有传呼机、手机这些玩意儿,要是有这些,烟贩子们更能够如虎添翼,坚壁清野反扫荡,让你根本捉不到他们。就这样,能够让小分队逮住的烟贩子虽然不少,没收的烟叶也不少,到底没有流失的多,一季子下来,乡里少说也要损失百十万元的烟税。 
  到了秋末,又一轮落实烟叶面积时,乡村干部遇到了更大的阻力。乡领导们开了几道会议,研究促使农民种烟的有效办法。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经过数次研究后,书记、乡长下了最大决心,想出了高招儿、奇招儿和妙招儿,要求各村跟群众签订种烟合同。分配给谁家的烟叶面积,如果不种,过罢年按亩产量折算成烟税,当做“违约金”上缴。书记向机关干部和村干部解释说:“实行区域化种植,调整种植业结构,是上级的明确要求。我们处在烟叶生产区,强调群众种烟是理所应当的。再说,乡里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如果放弃了种烟,干部、职工、教师的工资从哪里来?我们必须痛下决心,背水一战,坚决把种烟面积落到实处,实在不行,也要按面积把烟税收缴上来。”  
  乡里印制了几十捆合同,分给各行政村,让村里对准千家万户签订。合同上注明,如果不种烟,应当上缴多少“种烟违约金”。这个办法,用现在的话说,显然是“霸王条款”,乡里和村里的干部本来就是霸王,让群众签这种合同,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命令一下,多数群众已经对种烟叶非常厌倦,乖乖地把“违约金”违心地缴了。谁知就在收缴到一多半时,有些烟农从中央文件中找到了依据,坚决顶着,不签合同,也不缴“违约金”。这事儿一直拖到了第二年春上育苗的时候,村里把这些群众逼急了,他们开着小拖拉机,拉上好多人,到乡政府去闹。政府领导吓唬他们,振振有词地说:“让你们签合同你们不签,是违背了区域化种植的政策。签了合同,合同是什么?合同是法律,不落实种烟面积,就是违法行为。违背了政策,违了法,还要聚众闹事儿,更是‘文革’遗风,是无政府主义表现!” 
  烟农们不吃这一套,你不给解决问题,我们向上闹。于是又和其他村的烟农组成了几百人上访团,开进了县城,围住了县政府的大门。这其中,就有我们村的下台干部刘继先。 
  县里领导出面,安抚了群众,让他们回去,等候处理结果。随后,县里的领导们狠狠地批评了我们乡领导的做法,责成他们尽快解决矛盾,稳定大局。 
  已经缴过钱的群众听说官司打赢了,也纷纷找大队干部,要求退钱。村干部说,这钱都上缴了,我们上哪里去退?群众就到乡里要钱,乡里已经把这一笔钱,在年终时给干部、职工和教师们发了工资。吃过饭、拉过屎的事情,乡里又没有印票子机器,窑里倒不出柴火。这事情从此拖了下来,乡亲们知道,闹也是白闹,就没有继续鼓劲儿上访。但是,到了麦季,在村组收缴统筹提留款时,群众以此为理由,顶着不缴,留下了很高的工作茬子。乡干部们明显感到,从此以后,他们推行任何工作,都会遇上强大的阻力。现在的老百姓越来越不听话了,越来越难以管理了。乡村两级干部们,都盼望深化农村改革,强化“统”的功能,重新回到大集体的那个年代。 
  大集体的回归显然是不可能了,孙丙豪夫妇却从台湾回归大陆了。  
第55节 回归  
  孙丙豪夫妇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时,心情激动得没法形容。涂有青天白日标志和“中华民国”字样的大型客机,是不可能直飞祖国大陆的,而是飞向了香港启德机场。为了转机,两口子不得不在香港,整整逗留了十六个钟头四十七分钟五十一秒,通过了第二次烦琐的验关手续,终于坐在了香港通往郑州的客机上。这架飞机悠悠地转到跑道上,调顺了身子,突然动劲儿,发出了嗡嗡的轰鸣声,机翼闪动着,强力加速,直插蓝天。就在离地的那一刻,孙丙豪看了看手腕上的那块瑞士表,就是上边说的那个时间。 
  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啊,打扮得像个小姑娘一样,看不出实际年龄的夫人,用小牛角梳子,一遍遍地为孙丙豪梳理着稀疏花白的头发,把孙丙豪抚弄得心情更加亢奋,脑海中一直浮现出当年小妹妹孙转抱着他的腿不让他走的场景,那是多么叫人难割难舍的一幕。人家毛泽东主席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回归故园用了三十二年时间。孙丙豪为了这一天,所用的时间更长,算起来,整整用了四十一年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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