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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发生以后，乡里交代严格保密，但还是慢慢地传了开来。别人再仿效这种要账办法就不灵了。刘臭蛋真的感激自己老婆。要不是老婆舍命相搏，这点钱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要过来。倒是那几个街上的痞烂杆子，让他认识了几个倒卖萤石砂的贩子，为他后来开萤石矿创造了机遇。
当刘臭蛋整天为自己欠钱发愁时，他哥刘继先上访告状越来越上劲儿了。
第58节 上瘾
上访告状这种营生，容易上瘾。这同去法院打官司一个道理，只要陷了进去，就会纠缠不休，不容易拔出来。刘继先自从那次带领刘继省等一帮人，告了村组干部以后，挨了一顿暴打，与刘庆典结下了不共戴天的冤仇，一肚子死血窝在心里，就走上了长年上访的道路。
他把自己整理的刘庆典十大罪状，写成了满满七页纸，到县城打印了几十份，送到信访局。信访局的领导热情接待了他，安排人听他反映问题。负责听情况的这位科员，比较年轻，也可能正在热恋季节，获得了无比的幸福，所以这一天心情特别好。接待他时，远不是人们常说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而是和颜悦色，还给他端了一杯开水，扔给了他一支烟卷儿，让他非常感激。
刘继先前三皇后五帝地讲述了刘庆典支书的所有错误，说刘庆典简直就是村霸，炮敲他十次都不亏。科员耐心地听完了他反映的问题以后，答应把他的上访材料转给有关部门，及时给予处理，让他回家等候消息。刘继先觉得上级机关就是比下级强得多，异想天开，天真地要和那个科员建立朋友关系，那个科员鄙夷地笑笑说：“这又何必呢，我们本来就是人民的朋友，专门给人民群众解决问题的。”刘继先头点得像鸡子叨麦子一样，连连说：“对，对，当官不给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碰上你这个领导，我算是碰上包青天了。回去后，我等候消息。若解决不了问题，我还会来找你。”
那时候，村级的集体经济全面弱化，全县三分之一的村班子处于瘫痪状态。县里领导对此十分重视，成立了后进村“治理整顿办公室”，让每个乡镇报上来三至五个行政村，进行治理整顿。县整顿办公室从县直抽调人员，组成工作队，派到这些地方。我们马寨村近几年来，各项工作处于落后状态，上缴统筹提留、安排种烟面积、落实节育措施等任务，没有一项唱“响戏”的，件件“拽蛋”扯后腿，乡领导十分恼火，就把我们寨子当做后进村报了上去。
这年头，各种名目的工作队，像“扶贫”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啦等，年年都要下派。这些工作队煞有介事，工作方案条理清晰，领导讲话头头是道，汇报工作扎扎实实，实际作用却微乎其微。因为大家都在埋头干自己的营生，对政治似乎不太关心，除非带着钱物下来，老百姓们并不欢迎他们。明智的工作队，“老公鸡屙屎——头橛子硬”，在开始务虚的一段，还能够住在村里大呼隆一阵子，应付上边检查，后来就蜻蜓点水，每次下来，到村干部家里吃一顿饭，喝一场酒，拔腿就走了。
可这次派到我们马寨的工作队就不是这样，工作非常认真。带队的是县农牧局一个退二线的老副局长，姓周，是一个党性原则非常强的老同志。本来，这老头对自己退了下来，不能发挥余热，经常牢骚满腹。这一次，局里抽调人员时，人手不足，就请他出山。老周得到重用后，革命热情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到了村里，无论刘庆典怎么请，也不到支书家里吃饭，坚持自己做饭吃，在其他队员肚子里骂他“大傻帽儿”，不识时务时，老周不为所动，严格地按照上级规划的步骤开展工作。没有几天就把刘庆典惹火了，和他吵了一架，说他：“老母狗坐花轿——不识抬举！”然后到乡里找领导大闹一场，扬言要驱逐这个“鸡巴工作队”。
刘庆典在支书的位置上，干了将近三十年了，属于资深的那一茬老支部书记，历届领导都很尊重他。偏偏遇上这一位新来的书记，年轻有为，想干一番大事业。而且没有同苏凤仙好上，没有牵挂。他和老周一样，成为刘庆典的克星。这位书记上任以来，部署的工作任务，只要不合刘庆典的心意，他就带头硬顶，书记打心眼里讨厌他倚老卖老，本来就想抓把柄把他捋下来。这一次，借助这股东风，从清财入手，挖出了不少问题。老周把问题集中上来以后，乡党委经过研究，撤销了刘庆典的职务，并且通过对全寨子十几个党员认真考察一遍，发现了人才，把那个会念“幺拐洞”的退伍军人刘庆河扶到了支部书记的位置上。
这一切内幕，刘继先并不知道。自从工作队进村的那一天起，他就以为是他那七张稿纸起了作用。把刘庆典扳倒后，刘继先在自己门前放了一挂很长的鞭炮，庆贺自己上访告状的胜利。
刘庆河一上台，刘庆典就想串通一部分人，找新任支部书记的碴子，但没有几个人肯听他的。群众对刘庆河十分拥护，安排工作，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再加上刘庆河很会办事儿，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历数了刘庆典执政期间的一些群众公认的政绩，让刘庆典有了面子，从此对刘庆河不再抱有严重的抵触情绪，我们马寨又由大乱走上大治，一度成了高楼乡的先进村。
有一天，刘继先到新任支部书记刘庆河家，对刘庆河说：“六叔，我终于扳倒了刘庆典！”话里边很有点表功的意味儿。刘庆河却不吃这一套，虎着脸说：“继先，以后再不能当二流子赖汉了，你要是再聚众赌博，看我不收拾你！”刘继先一听这话，脑门子蹿火，再一次走上了上访的道路。
俗话说，行行出状元。一个人无论干什么事情，只要潜心钻研，就能够钻出名堂来。刘继先自从迷上上访以后，再也没有工夫参与赌博，只是偶尔手中没有了吃饭钱，就到车站附近翻“黑环儿”，糊弄几个钱花花。他把主要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告状上面，访了几年以后，颇有收获，颇有心得。
一开始，他从翻案的角度出发，为自己鸣冤叫屈。他对信访部门和纠正冤假错案办公室的领导反映，自己“不仅不在帮派体系，而且同老支部书记一道，坚决地同极左路线进行了斗争”，要求上级为他平反，恢复他的党籍和职务，补偿他受劳动教养的损失。有关部门认真审查了他的档案材料，知道他劣迹斑斑，拿出他自己按着红指头印子的供词，驳得他只剩下狡辩，没有证据说出能够平反的理由。
后来，刘继先发现，其他的告状人，都是以揭露腐败为主要内容，往往成效不小。他本来就对刘庆河越来越不满，于是，不再纠缠自己的陈年旧账，开始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乡、村两级干部。他开始从报纸上搜集了许多上级文件，粘贴了满满的几大本子，从各个方面抨击现在的乡、村领导，抨击腐败现象，抨击强迫种植烟叶等。那时候，各级领导的这些毛病是很容易找到的，刘继先猛烈地展开抨击，大有一点美国“在野党”的味道。
渐渐地，刘继先觉得自己孤掌难鸣。他想，“老子为你们打抱不平，你们当缩头乌龟不行，要干大家就一块儿干”。于是，开始鼓动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一块儿上访告状。别人不愿意参加，又觉得他是为自己出气的，就有人给他凑份子，给他提供一些赞助。吃到甜头以后，他又抓住一批人的不满心理，怂恿大家告状。后来，在我们马寨行不通了，他就到其他村串联。这年头，人们的生活好了以后，“拿起筷子吃肉，放下饭碗骂娘”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老百姓对各种集资、摊派、罚款心怀不满，恨不能找机会出出气，愿意出钱让刘继先为民请命，慢慢地形成了一种势头，刘继先又成了我们这一带响当当的上访代表。
有一次，他组织了几个村的群众，开着手扶拖拉机，拉了百十个人，为了抵制上缴农林特产税，到县政府去闹。政府有人出面，要求去几个群众代表直接对话，大家就把他当做群众代表推了上去。领导逐个问了代表们的情况后，了解到他不是这几个村的人，说他没有代表性，把他赶了出去。他一走，几个代表没有了头领，其他人拙嘴笨舌的，说不出个道道儿来，这场群访来势凶猛，一泡尿就给浇灭了。事后，上访的群众抱怨他临阵脱逃，他反过来骂这些人是天生的笨蛋，双方闹得很不愉快。这件失败的上访活动，让他的形象大打折扣，从此再也没有人跟着他跑了。
人们以为，刘继先从此不会再上访了，其实不然，刘继先上了瘾，他已经和县里领导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混得飞熟，领导机关大院附近的小饭馆都对他很熟悉，有油水的残汤剩饭没有少免费让他吃。他去县里上访，就像是去上班、串门一样，混迹在各种上访队伍中，天天可以见到他的身影。
刘继先不停地上访，在寨子里混成了臭狗屎，没有人肯搭理他。好在他一直在外边跑，寨子里很少见到他，人们以为他可有可无，连他的两个弟弟刘臭蛋和刘继宗都差点忘掉了他。刘臭蛋正在为自己的小饭铺关张后要不回来钱闹心，他们的三弟、刘家老十五刘继宗的病一直治不好，成了村里最贫困的一户人家。
第59节 空壳
刘庆河当上支部书记后，就开始作难。刘庆典不愿意交出来的是权力，愿意交出来的是一个烂摊子。
刘庆河第一次召开村“两委班子”会议时，计生专干兰秀娟率先向他发难。兰秀娟话里有话地说：“庆河，兵有头，将有主，庆典哥不当支部书记了，俺拥护你。你年轻有为，相信你一定能够带领大家脱贫致富奔小康。我代表大家提一条要求，就是请你先把我们这两年的工资清了，现在当干部是干拉磨不吃麸子，君买臣心，你总得有所表示不是？”兰秀娟这么一说，大家随声附和。
刘庆河皱了皱眉头，问村主任胡顺盛，真的两年没有发工资了？胡顺盛说，真的。刘庆河又问村文书刘继山，年年都收村提留，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刘继山说，那一点钱根本不够打发要账的。刘庆河问，村里到底欠多少外债？刘继山说，不多，就十来万块钱。刘庆河火了，十来万块钱，你还说不多。刘继山辩解说，真的不多嘛，有的村欠外债几十万。刘庆河问，咋会欠那么多外债？胡顺盛说：“零碎吃瓦碴儿，打总儿屙砖头，日积月累，债务就上去了。”至于具体是因为啥，大家都碍于刘庆典的虎威，谁也不肯说出来。
会议下来，刘庆河与胡顺盛和刘继山等人逐个座谈，才初步澄清了底子。
原来，自从分田到户后，村组两级的财产分光了，大队的那个染坊曾经保留过一段，后来没有人染布了，就倒闭了。村里的一切开支，全靠收统筹提留过日子。统筹费是要上缴乡政府的，村提留用于村办事业，主要给村干部发工资。村民组长们没有工资，每月只有十块钱的补助费。前几年，干部们的工资标准定得很低，也就是二三十块钱，收上来的提留，还可以发下去。到了后来，逐年上升，按说向村民收的人头费也增加了，维持下去，也不成问题。恰在这个时候毛病就出来了。
上级号召大办乡镇企业，要求各村上项目。这事情说起来容易，办起来挺难。究竟上什么项目，让村里几个干部们研究来研究去，拿不出主意来。正在打瞌睡时，有人送来了枕头。
当大家被上级逼得发愁时，副乡长刘继昆给村里引来了两个外乡人，推广一种织袜子、手套的项目。那两个精明的外乡人，在刘庆典他们热情的招待下，一场酒下来，就和刘庆典称兄道弟。他们谈的条件很优惠，由他们向村里的群众提供织机，每台织机原价一千八百块钱，先预收一千二百块钱。其余的钱，靠收上来的成品袜子、手套抵账。当然，也不是一下子抵完，每双袜子、每副手套给村里提一毛钱，给群众发一毛钱。抵完以后，各户落下一台织机，到那时候，人家专门来收购成品袜子和手套。当然，原料钱由群众负担，那种棉纱线其实要不了几个钱。刘庆典很兴奋，和文书在一起算了一笔账，一家一台织机，全村可以安排三百四十多台，村里每个月从一台织机上提十块钱，就是三千多块。一年下来，村里可以收入三四万元，同时可以带动千家万户致富。
由于设备和销路都不成问题，刘庆典支书通过召开“两委班子”会、村组干部会和群众大会，认真组织动员，这个项目就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但是，乡亲们说，一户交一千二百块钱，要卖两头大猪才能凑够，有一些人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