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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味沧桑 作者:郝树声-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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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的小姑娘马玉花肯嫁给孙二孬,完全是因为马玉花及其父母看中这小子有志气。一个半大小伙子,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妹妹,日子过得艰难而且感人。马玉花在那些年中,曾经背着爹妈来偷偷地看过孙二孬兄妹,起初是因为两个人是老同学,一半是感情,一半是出于同情,后来就朦朦胧胧地产生了爱情。 
  马玉花的父母年纪大了,有三个男孩子一个宝贝女儿,正应了“仨娃儿六个蛋,比着不管饭”那句老话,把三个媳妇娶进来以后,都不够孝顺,一个个都闹分家。分开后,儿子们连一挑水也不给父母担了。 
  老两口见养儿子没有用处,就把养老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他们对女儿将来嫁什么人极其挑剔,又很尊重马玉花的意见。当他们张罗着为马玉花找一个合意的婆家时,马玉花向二老说出了自己的心事,两个老人到我们马寨孙二孬的家里看了看,除了家里穷一点以外,没有什么其他毛病。 
  孙二孬在生活的重压下,造就得比同龄人成熟。若把隐私抖搂出来,这小子具有杂种优势,长得很帅气。况且已经没有了爹妈的拖累,最合乎马玉花爹妈的择婿标准。所以,两下里私自商量好以后,孙二孬又央着元叔公开保媒,亲事如同闪电一般地定了下来。 
  马玉花爹妈看出两个年轻人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什么也不要,把女儿嫁了过来,果然没有失眼。直到后来,孙二孬在唐都市做大生意,整天在酒场和欢场里泡得纸醉金迷时,却始终对马玉花的父母孝敬得无微不至,都是因为有这么最初的原因。孙二孬报恩一样地为两个老人,做完了他们的三个儿子所不能办到的一切,这是我们这一带有口皆碑的事实。高楼乡计生办的人员,一旦向群众宣传,一定把孙二孬和马玉花的故事,当做典型例证,说生儿子不如生女儿。这种宣传,让马玉花的三个哥哥和嫂子们很有意见,但孙二孬有的是钱,经常接济他们,他们还是能够忍气吞声的。马玉花的大嫂公平地说:“咱家的小花太孝顺了,轮不到我们,表扬他们我们应当感到光荣。”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个最时髦的词是“乡镇企业”,“大力发展”的高调唱了许多年。上级和乡亲们一样,都是想快速致富,他们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反复说,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乡镇企业是农业走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是县域经济的半壁河山,是解决农民离土不离乡的有效途径。为了加快发展步伐,层层下达了高指标,乡镇企业的产值数字,年年都有重大突破,不管有没有利税,考核领导政绩靠的就是产值。县里带领各乡镇的领导,到外地考察了一遍又一遍,还搞过多次乡镇企业产品展览。 
  最早一点办展览的那一年,是在县城东关的大街上,搞了一次产品展示活动。县里出高额的奖金颁发给优秀乡镇、优质产品和优秀组织工作者,把全县各级的积极性大幅度地调动起来。各个乡镇领导使尽了浑身解数,想尽了千方百计,力图在这场“临潼斗宝”一样的盛会上夺魁,各种产品琳琅满目,摆满了一街两行。 
  现在的人回到那个时代仔细看看,肯定觉得滑稽可笑。大家都把自己封为“中州名镇”、“工矿之乡”,高音喇叭不停地哇哇叫着,宣传着自己乡镇的成果。其实,那么多展台上摆着的东西,没有什么高精尖的产品,不过是过去常见的东西。多数乡镇,把自己农修厂的铁匠炉、木匠铺做的商品摆了出来,有犁面、犁铧、耩地用的耧,还有油漆得明亮的捷克式立柜,装上一面能够照着全身的穿衣镜,让一些即将出阁的女孩子流口水。有些乡镇的产品简直拿不出手,把已经没有人穿的布鞋、花鞋垫儿,做饭用的莛子“锅拍”(锅盖)、蒸馍用的箅子,下雨时穿的木泥屐儿,小孩子冬天打的“皮牛儿”,都当做手工造的工艺品摆在颇为显眼的地方。更多的是一些食品,说是农副产品深加工,有粉条、粉皮、豆腐筋,用塑料袋子包装起来。有个乡镇,干脆在展台的后边办了一个饭铺,让观众边尝边看不要钱,煮出来、炒出来的都是乡镇企业产品。   
  还有一个乡镇,用麦秸火、杀猪锅,炕了十几个四五十斤重的大锅盔,一溜儿排开,威风八面。这种大锅盔,是我们那里的特产,已经没有了水分,类似于压缩饼干,是古代供应战场上浴血奋战将士们的食品,现在成了乡镇企业的产品,居然获奖。这种大锅盔,看上去像个锅盖,纹路上焦黄发黑,走到跟前,发出诱人的烤麦香味。展览快要结束的时候,工作人员就把它分吃了,边吃边说,“呸,呸”,这么大的“扑土味儿”。 
  孙二孬和元叔合伙开豆腐坊的时候,上级还没有提倡发展乡镇企业,但他们干了两年,从此垫着了家底儿。元叔开小杂货铺后,孙二孬看准乡亲们即将兴起盖房热,就搞了一个砖瓦窑场,当然,他的产品也被乡里征集上来,拿到县里展览,高楼乡的个别工作人员一开始不知道这是展品,把那些青砖都用来支了桌子,只把小青瓦摆在了台上。 
  等乡亲们差不多都把自己的草房换成了青砖、青瓦房后,孙二孬觉得做这种活太累,还有好些老陈账不好讨要,就把它转让给了别人。几乎与刘臭蛋开萤石矿的同时,孙二孬到山上开起了金矿。我们周围的山上,确实有零零星星的“鸡窝矿”,有一些古采洞,有力地证明着金矿的存在。活该孙二孬有福,搞了下去不久,找到了一窝子金矿石,是一些一摸下去一手红的石头。把这些矿石,放在碗里研磨一下,用清水漂漂,在阳光下,可以看到闪闪发亮的金子,品位相当高。开了几吨矿石后,再挖下去,就断了线,再也找不到了,让兴奋如狂的孙二孬很泄气。其他人听说孙二孬开出了金矿,纷纷仿效,一下子冒出了十多家开金矿的。 
  从那时起,南河和北河的河床边上,支起了十几盘红汞碾,这种碾不是石碾,是用生铁铸成的,周围圈着铁槽子,下边马达带动着铁磙子,装进矿石,加上水银 ——这玩意儿吸附金子,红汞碾不停地用水管子注入清水,金子和汞亲热地欢聚在底部,其他杂质被碾碎后,和浑水一道流了出去。两岸缺水的河流,流下去的是红颜色的水。发旺哥说:“这就像妇女们流出的血水一样,又脏又臭。”刘继先扬言要告这一帮子金矿迷,说他们严重污染了环境,这几家开金矿的人聚在一块儿商量了一下,知道他是借上访之名“敲竹杠”的,为了不影响经营,给他对了一点钱,封住了他的嘴巴,他就没有上访告状。 
  孙二孬到底搞了多少金子,财不露白,谁也说不清楚,我说他搞了一百多万元,大家都不会相信。有的说不止这些,应该有三百多万;有的说,也不过六七十万元。反正大家都知道,孙二孬炼金子的时间,全部是在深夜里进行的。在这种时候,没有一个人在他身边,人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用的是什么设备,只听到,一个小电动鼓风机一股劲儿响了几个月。这期间,他白天出来时,眼睛珠儿红得像吃了死孩子。他还雇用了两个年轻人,几个月不离他的宅子,出门时不离他的身子,防范严密。后来,他把这两个年轻人一直留在身边,这两个年轻人对他十分忠诚。人们只要见到这两个年轻人有工夫和大家玩了,那一定是他已经把浮财转移了。人们非常佩服孙二孬的机警与聪明。最让人佩服的,是他能够急流勇退,见好即收,当高楼乡派出所的警车来我们马寨宣传,要治理整顿金矿秩序时,他就金盆洗手,不再干了。 
  他用孙丙豪给他的钱,等他妹妹孙丫丫医科大学毕业后,他托人把妹妹安排到市里最高级的医院上班。接着,又给妹妹在唐都市买了一套房子,装修好以后,交给了孙丫丫,让她一个人住在一套豪华房子里。孙丫丫的富足,惹得单位的同事们非常羡慕,说她有个好哥哥。这个好哥哥停止开金矿以后,先到县城干了一气房地产开发,再一次发了财。也在唐都市买了一套更大一点的房子,然后把丈人、丈母都接去,一家老少过起了城市生活。他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兴旺发达,他能够把市里的大领导,哄得围着他团团转,这自然是后话。不过,孙二孬从来没有忘本,他有空经常回到马寨去。他在马寨的那套楼房,让他父亲孙满仓的一个较为老实的堂弟居住,说是看门,其实明眼人都知道,等于白白地送给了人家。尤其是每年春节,孙二孬和珠光宝气的马玉花总要回到村里,办上两桌酒席,请一些亲友,把元叔总是请在第一席的上座。但是,刘庆典一直到死,都没有吸过孙二孬一支烟卷。  
  十几年的光景中,我们马寨的贫富差距确实拉开了,刘继宗、孙松寅等几家乡亲还在最低的温饱线上挣扎。  
第62节 扶贫  
  有几年时间,孙乃社常常写一副老得掉牙的对联: 
  春前有雨花开早, 
  秋后无霜叶落迟。 
  这几年,因为天气应不了景,他不再这样写了。春天常常没雨,花不会开得早了。不过,这花儿该开还开,节令这东西不饶人,也不饶花朵。就好像政策不适应时,照样有投机倒把,政策适应了,有的人更加富得快一个道理。 
  当孙二孬、刘臭蛋等几个人率先富起来以后,大多数农户并没有暴富,只是日子比起过去好多了。连续几年的大旱天,以及后来出现的“拉尼娜现象”,发生洪涝灾害,并没有闹饥荒,家家户户照样是大囤满、小囤流的。只有在1984年,由于小麦种子没有选对头,这种麦的子粒没有熟化期,在即将收割前,一连下了几天雾细雨,空气湿热,麦粒在穗子上发了芽,让人们吃了一年多出芽麦面,这种面很黏,很不好吃。 
  到了这时候,栾二哥等几个老年人好回忆旧社会。他们说起“三十年年成”时(民国纪元,公元1941年),也是大旱天,饿殍遍野,人们没有吃的,只有逃荒要饭的份儿。要到了麦收时节,家家户户打下的粮食,不够交租子。人们把希望寄托到秋天。谁知这年的秋天,又来了一场蝗灾。突然有一天,无数飞蝗发出巨大的嗡嗡声,遮天盖日地飞了过来,大白天变成了昏黄的颜色,人们惊恐地发现,自己又一次陷入了灭顶之灾,妇女们齐哭乱叫。几个钟头过去,凡是带一点青颜色的植物,被啃了个精光,玉米秆啃得只剩下一个出来地面的小橛橛儿。那家伙太厉害了,人站在地上,蝗虫能够埋着人腿半尺深。蝗虫飞走以后,家里的水缸里、脸盆里,地里的水沟里、河坑里,淹死了成堆成堆的蚂蚱。有人用麦糠火烧这些死虫时,到处飘散着一股烧肉的腥香味儿。没有多久,地里又生出了一层蝗虫的幼虫,叫做“蹦蹦儿”,也是见啥吃啥,刚刚发出的植物嫩芽,就立刻被啃到根部。到即将入冬的时候,这些害虫冻死了,人们赶紧补种了晚茬子荞麦,这东西耐寒,生长周期短,是大荒年最救急的植物。凡是种了荞麦的农户,才免得一年颗粒无收。 
  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人们不缺吃的,只是缺钱花。卖“打账鸭娃儿”的人来了,把他们认为都是母鸭的小鸭娃儿,赊给了各户。买鸭娃儿的妇女问,你啥时候来收账啊?卖鸭娃儿的人说,大嫂,不用急,到红薯干一块钱一斤时我再来。这话真的应验了,不到一年,红薯干就涨价到一块多,比小麦还要贵。孩子们看到别人吃花卷儿馍时,觉得一定好吃,回家就闹大人也做这种好看的馍,弄得大人哭笑不得。 
  这一年春天,一口气干旱了一百五十多天。偶尔滴过几滴雨,还不如蛤蟆尿多。开始时,上级组织群众抗旱,车拉人担,给庄稼浇保命水。后来,群众的吃水发生了严重困难,吃一担水要到四五里以外的一个山沟里去挑,还是一些浑浊的泥汁子。偏偏在这个时候,孙松寅家的房子失了火。由于没有水浇,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房子着得卧了下去。幸亏他家住在寨子以外,周围没有其他民房,况且风向正好朝寨子外的方向吹,才没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孙松寅的小孩子玩火造成的。孙松寅顾不得女人跺着脚大哭,冒着生命危险,蹿进屋子,抢出了一些衣服,头发眉毛全部烧焦了。别人拉着他,说啥也不让他再进去了。他又蹿到了离房屋最近的猪圈,打开了猪圈门,两头即将长成的大猪,被烈火熏烤得十分难受,号叫着蹿了出来,撞倒了一大群人,跑了个无影无踪。后来,外村的好心人听说了他家的遭遇,不忍心昧良心,把捡到的猪又给他赶了回来。 
  玩火的这个孩子,还没有起正经名字,叫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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