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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立当上民办教师最早，转正却最晚。民办教师是时代的产物，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在生育过剩、生源过剩，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时产生的怪胎。这一大批民办教师，都是从回乡知识青年或乡里多多少少识一些字的人中，由生产大队安排、公社教育部门备案安插进来的。当然，能够当上一个民办教师，没有头脸儿的人，是办不到的。后来，教师队伍的成分越来越复杂，公社教革办安排的是“代课教师”，村干部安排的是“队办教师”，都是依靠关系进来的。
教师队伍的急剧膨胀，让国家负担不起。新进教师队伍的人，还要靠工分吃饭，这就与国家发工资的教师有了差别，分别叫做“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公办教师是发工资、吃商品粮的，每月二十九斤面粉，百分之七十是细米白面，另加半斤香油。民办教师没有工资，只有工分，农业户口，生产队分多少吃多少，分到的红薯论斤称，确实比公办教师的要重得多。教师厕所里的大便，堆小的是公办教师，堆大的一定是民办教师。国家对这一批民办教师，并非不管，每月发给一点补贴。最早的时候，补贴很少，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儿：“民办教师不简单，仨月发了五钱三。”后来，才逐步涨到每月五、六、七块钱三个档次。有时，在一个学校里，上级拨给了两块钱的工资指标，要求分配给两个人，民办教师们为了这一块钱，争来争去，评来评去，落实到谁的头上，谁都像现在的干部受到提拔重用一样幸福，一年下来，净增十二块钱啊。
当上了“孩子王”的民办教师，在人格上并不低下。在我们乡亲们眼中，民办教师也是“朝廷老子”封过的，能够当上民办教师的，都是一些有学问的人，干的是高尚的工作，比他们风刮日头晒在地里干活儿强得多。这些民办教师出去家访，在许多学生家里，还能够喝到一碗“荷包鸡蛋茶”。刘庆立的女人生二胎孩子的时候，女人心疼他，把自己碗里的红糖鸡蛋拨给他吃，他说啥也不吃这种“荷包蛋”，说自己在学生家里喝“荷包蛋茶”喝伤了，一闻见“荷包蛋”，就觉得有一股子鸡屎味儿。同时，民办教师在学校里，除了工资册子上有较大的差别以外，发备课本子、墨水、蘸笔，每月发一公斤煤油、一条毛巾、一块“洋碱”，都与公办教师是同等的。那时候不抓教学质量，要不然，在这一方面，也一定是同等的。
多种成分教师并存，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公办、民办、队办和代课教师掺和在一起，分成三六九等，很不好管理。改革开放后，国家的经济状况逐步好转，每年都要下拨一定的转正指标，消化掉一批民办教师。这些民办教师从此有了盼头，不仅教学卖力，而且刻苦钻研知识。县城高中的教学质量快速上升，显然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是，转正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开始时，人人比照条件，有了资格，才可以参加转正考试。考上后，还要在县一级的教师进修学校培训两年，颁发中等师范专业毕业文凭。进修的这两年，记工龄，然后才能接受国家分配，与刚刚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一道，当上公办教师。所以，到毕业分配的时候，去教育主管部门参加分配会议的人员，爷是爷孙是孙的，年龄的差距很大。不过，民办教师转正的这个特殊群体，毕竟有家事所累，往往分配得离家里近一些，那些年轻人往往分配到县城或者乡镇工作。
刘庆立上学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学习成绩突出的好学生。当上民办教师后，他一度很满足。因为当教师了，登门说媒的人比其他年轻人多了几倍，择偶的余地大得多。经过反复挑拣，他找了一个漂亮一点的老婆，早早地娶了过来。这女人白天在地里干活是一把好手，到了晚上，在床上折腾，也是一把好手。往往吃罢晚饭，他女人最烦刘庆立备课改作业，早早地把灯强制性地吹了，要刘庆立陪她睡觉，刘庆立当然也乐意这么做。那几年，女人养得白白胖胖的，刘庆立养得黄皮寡瘦的。
是女人都脱不了闹分家的套套儿，一大家子在一起过，必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刘庆立的女人常常抱怨，没有办法补贴自己出了大力的男人，总想分家过小日子。况且刘庆立还有活收入，在一起过，买油买盐，都要有工资的人掏腰包，肯定吃亏。结婚不到两年，就闹分家。于是，这家就分开了，两口子一连生了三个孩子，把刘庆立的才气、志气都生没有了。男人没有了这两种东西，肯定怕老婆。分田到户后，种地比当民办教师强，他老婆叫他往东，他不敢往西，上班时到学校里糊弄一下学生，就得赶紧回到地里干活儿。久而久之，把原来上学时学到的东西几乎全部伴着汗水，输送给了大地。到时兴考试转正的时候，刘庆立的各种条件绰绰有余，就是在参加考试时，卷子摊在桌上，“张飞穿针，大眼儿瞪小眼儿”，卷子中的试题都认得他，他却不认得试题。成绩一公布，离录取分数线总差一大截子。
待民办教师差不多都已经转正以后，国家处理民办教师的遗留问题，对这些年龄偏大、教龄很长的民办教师，一股脑儿全部免试转了正，刘庆立才时来运转，吃上了商品粮。当民办教师时，评职称的条件比公办教师宽松，已经是小教高级职称的刘庆立，当上了公办教师后，上级承认这个职称，第一个月就领到了厚厚的一沓子人民币，让刘庆立激动得流下眼泪，回到家里，和老婆狠狠地撒了一次欢儿。
不久，我们马寨小学校长调走了，乡教办室派不来人员，宣布刘庆立当上了校长。他老婆当上了小学的“第一夫人”后，非常骄傲和自豪，动不动就到学校里指手画脚，惹得老师们相当讨厌。在这种情况下，教学的积极性怎么能够高涨起来？于是，放假就成了学校的家常便饭。甚至有的老师把小学生领到地里，给自己薅草、摘棉花。
是和尚就得撞钟，是老师就得教学，吃着商品粮，领着工资，不上课实在说不过去。可是这些老师，即使上课，也极不认真。有一次，乡教办室的领导下来突击检查，发现我们马寨小学一个老师批改的作文，批语就那么几个字：干净一点的，批了“很对头”，中等的批了“对头”，差劲的作业批了 “不对头”，潦草得看不清内容的作业批的是“很不对头”。就这么四个档次，有时候还舍不得批。乡教办室主任极为恼火，当做典型，在全乡教师大会上，狠狠地批评了一通，说“误人子弟”是轻的，批评到痛快处，主任骂开了大街，让全乡教师们无不凛然，教学秩序从此好了好长一段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家境好一点的学生，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外地就读，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坚持在马寨小学里混。好在现在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个个孩子都能够上初中。但也不能说，在刘庆立校长的领导下，我们马寨小学的老师们没有一点“功劳”，他们教出的学生，由于没有了杜小宝那种学习精神，个个质量不高，上到初中时，就非常吃力。混到初中毕业，想方设法出去打工，为南方那片改革开放的热土输送出了大批劳力。有十几个孩子，后来就在孙丙豪小儿子在南方办的工厂里打工，挣了不少钱。
第66节 户口
一生聪明不过的元叔，竟办过一件糊涂事儿，就是花了两万四千多块钱，给两个大一点的孩子买了商品粮户口。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凤姑她二姑从县城突然回到了娘家，给凤姑的爹捎信儿，让她的两个娘家侄子赶紧到县城去给孩子买户口。本来她要两个侄子严格保密，当她的两个侄子匆匆地在寨子里借钱的时候，吞吞吐吐地把借钱的原因说了出去。这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儿，马上在寨子里传开了。再说，经凤姑她二姑说媒到县城的老姑娘们，也闻风而动，很快给娘家带来信息。这个用钱财购买，可以由农业户口摇身一变成为商品粮户口的消息，就像一颗原子弹爆炸，形成的冲击波，快速地一层层地传播到了离全县行政中心最远的地方。
卖户口这个举措，是县里领导们一次重大而又神秘的决策，但不是他们的发明创造。在加快发展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举国上下，到处都在日新月异地前进。最能够体现领导政绩的，是解决县城“脏乱差”的局面。而县城要发展，最欠缺的就是建设资金。靠上级划拨、靠银行贷款，都是不现实的，各地都在改革的大潮中，敢闯敢冒，想尽了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我们县的主要领导密切注意各地的动向，当外县传来卖户口的消息以后，立即做出了快速反应，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县委书记半夜里把几个主要领导叫起来开会，研究学习外地的这一先进经验。
领导们的信息普遍灵通，大家都已经知道外县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已经起步了，吃不准这样做，是正确还是错误。在讨论时，有领导就提醒一把手，户籍制度是个政策性很强的制度，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这样做的结果，要担很大风险。
那个后来在祖师顶写“改革长剑破险关”的邢副书记，当时就想不通，是一个反对派。他辛辣地说，我们抢卖户口，是不是有点像清朝的老佛爷慈禧太后，为了筹措军饷和修造颐和园的经费，卖官鬻爵一样？
成竹在胸的县委书记白了他一眼，打断了他，果断地说，千秋功罪，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机遇这东西，稍纵即逝，如果抓不住，我们将是背负遗憾。这点风险，我来承担，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以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一是可以解决长期以来“一头沉”的干部职工子女的安置问题；二是可以扩充国有企业的职工队伍，打破原有的招工体制，为我们的工商企业注入新的活力；三是可以组织社会闲散资金，投入到县城建设，我们谁也装不了腰包，犯不了多大错误。我们现在还不能预测，到底能够筹措多大规模的资金，但从外地传来的消息得知，效果肯定不错。先拿出八千个非农业户口指标投石问路，看看实际效果和社会反应，再做进一步的部署。
县委书记敢于拍板，大家自然没有话说。随后又研究了策略问题，这事情毕竟没有上级的红头文件，县里决定也不制定文件，不大肆张扬，只做出口头安排，各位副书记和有关领导，在本战线传达，悄悄地进行。并且决定简化办事程序，县财政局、公安局、粮食局和银行这么四家，联合办公，所收的钱，不能叫做“卖户口”，那太难听了，太直白了。领导们琢磨后，决定把一个户口要一万两千块钱，叫做“城市增容配套费”。收到的钱，粮食、公安两家得小头，财政得大头。而且，在试运营阶段，这八千个农转非指标，只限于“一头沉”的县城干部职工子女，单位必须出具证明才能办理。
消息传出，从县委、县政府两个大院首先开始，正副科级干部带头，科员职工殿后，很快形成了抢购的热潮，八千个指标不到两天告罄。多少年来，城乡差别一直存在，“农转非”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过去一年之中，为数不多的一些农转非指标，有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即。现在居然花钱可以买到，用不着“开后门儿”了，自然有人愿意拿出全部积蓄，办这一件安置子女的大事儿。
当乡镇的干部知道这件事情时，就有点晚了，很有意见，纷纷抱怨上级不把在乡里工作的干部当人看。不过不晚，县里很快又拨出指标，而且把范围扩大，价格升高，面向社会，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凤姑她二姑以及那些老姑娘们，向娘家人传递消息的开始。
县城以上的大城市，曾经刮起过一股“抢购风”。人们倾其所有，不仅把食盐、糖烟酒、香皂、肥皂、洗衣粉等日常生活用品购买一空，而且高档的电冰箱、洗衣机严重脱销，闹出了一家买了几台洗衣机没有用处，用来盛酱油的笑话。在这次抢购风中，我们马寨的乡亲们无动于衷。可是，买户口却引起了一批人高度重视。元叔非常羡慕那批民办教师吃上了商品粮，一定要为自己的孩子成为非农业户口不惜一切代价。因为我们那里有一个从省城到乡村，人人都会唱的地方戏《朝阳沟》，上边有一个角色叫“银环妈”，她唱道：“就是当个营业员，也比农民强得多！”这句话，在戏里边是反面的内容，但在当时是个真理，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
花这么大代价买户口，不是人人能够办得到的事情，我们寨子里，最后落实下来，不过是买了六七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