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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机会（从1924…1936年，他一直停留在少校军衔上）和实战的锻炼，但他却在军校里得到了更多。
1920年，布莱德雷进入西点军校任数学系教官，当时的校长是麦克阿瑟。在西点的4年中，通过教学，布莱德雷的数学水平大有长进，更重要的是，数学从根本上说是逻辑学，它可以培养一个人的合理思维，提高一个人的推理能力。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他遇到难题时，他在数学上的造诣颇有助于他更清楚更有条理地进行思考，这使得他成为了美国将军中心思最缜密、做事最有条理的人之一。
在业余时间，布莱德雷还兼任着体育教练，这使他得以在不经意中锻炼了组织和指挥能力，而他在带队过程中的细致的思想工作和周密准备，也使他后来得以成为一个既注意进攻，又强调后备的攻守平衡的将军。在他的带领下，球队还获得了橄榄球锦标赛的冠军。
1929年，布莱德雷来到本宁堡步校，这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因为他在这里遇见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副校长马歇尔。作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领袖之一，马歇尔将军是个知人善任、独具慧眼的人，在本宁堡的岁月里，他在训练军官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国家的军事命运有着深远影响。在本宁堡的教官和步校学员中，当时受马歇尔赏识的共有160人，这些人后来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了将军，其中就有布莱德雷。
布莱德雷最初被分配在史迪威领导的战术系，负责高年级军官的实战进攻演练，由于他的出色表现，不到一年，就被马歇尔提升为兵器系主任，成为马歇尔的“四大金刚”之一。虽然马歇尔不久就调离了军校，但他却记住了布莱德雷的名字。1939年7月，马歇尔出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布莱德雷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果然，马歇尔很快就指名要来了布莱德雷，让他负责马歇尔办公室的工作。此后不久，布莱德雷就被马歇尔下放到本宁堡步校任校长，旋即又出任美军第82师师长，这个结果很有戏剧性：在绕了一个大圈后，布莱德雷成了西点军校同届毕业生中第一个当师长的人，跑到了那些一直在走直线的同学前面。此后，布莱德雷一路飙升，在短短几年间，就从师长升为军长（1943年4月）、 集团军司令（1943年10月）、第12集团军群司令（1944年8月），并于战后出任陆军参谋长（1948）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49年），远比巴顿和麦克阿瑟要春风得意。多年之后，当布莱德雷回首往事时，对13年的教官生涯颇感难忘，在他看来，那是一条攀向山顶的最短的曲线。
像水一样前进
我很喜欢旅游，尤其是到依山傍水的地方，在我看来，山代表着一种力量，而水则代表着一种智慧。水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它可以生活在任何一种状态下，而并不觉得委屈自己，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阻碍，都能坦然面对，并以自己的方式克服过去。如果是通途，它就会奔流而下，有气魄，有速度；如果不能沿着笔直的河道前进，它就会很有耐心地寻找一条出路，适应地形，绕弯前进。但无论如何，它总是在向前移动。
水是灵活性能量的伟大象征。它很清楚自己不具备山的硬朗、风的飘逸和云的超然，于是便选择了灵活和柔韧。在它看来，世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障碍，有的只是不同的心态，不同的途径。如果前面是座山，它就绕过去，如果前面是平原，它就漫过去，如果前面是张网，它就渗过去，如果前面道闸门，它就停下来，等待时机。无论是停下来，还是慢下来，抑或不得不绕远，它都从不叹息和抱怨，因为它知道真正浪费时间的不是停顿和绕远，而是抱怨和不安，于事无补的事它是不会做的。水的“矛盾论”是，遇到问题，就努力解决它，然后忘掉它，如果暂时解决不了，就把它放在一边，不去想它，扭头去做手头清楚的事，即便什么也不能做，看看风景也是好的。
水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好的“教程”。在我们的人生之路上，遇到障碍是难免的，有的人会停下来抱怨，有的人会躺倒不干，有的人会拼命与障碍搏斗，而有的人则会选择绕行，即便是没有其他的路，也会冷静地思考对策，从中找到缝隙或等待穿越的机会。在许多时候，坚持内心的原则和做事的灵活并不矛盾。
水是不会钻牛角尖的，在该转弯的地方它会及时转弯，不会滞留，不会怨天尤人，更不会执迷不悟。有一位女大学生这样写道：大二的我，因为初恋的失败，一直离不开失恋的痛苦而有轻生的念头，在我想自杀的那一剎那，我偶然看到了这样一小段诗：“不是路已走到尽头，而是该转弯了！”这使她拋弃了轻生的念头，并且认识到：生命中总有挫折，但那并不是尽头，而只是在提醒你，该转弯了。其实在很大时候，遇到的挫折或障碍越大，就越应该停下脚步，冷静地想想是否有回旋的余地和转弯的空间，或许换种方法，换条路走，事情就会简单点。在这种情况下，放手不代表承认失败，放手只是为自己找到一条更美好的路走！
水的最高智慧在于它的自信，它知道自己的价值，知道这个世间唯一可以阻止自己前进的力量不在外界，而在内心，它最好的朋友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也是自己。水以它的柔韧和灵活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精神，没有直线，就走曲线，没有机会，就积聚能量。就这样，水总是快乐地而又几乎总是最迅捷地走完了两点之间的路程。
事实上，就像一位拳师说的那样，自然界的动物，但凡以坚硬的外壳著称的大都是可怜虫，而以灵活见长者基本上都是猛兽。人也是一样（人属于灵长类动物），硬者失去了柔软，稳者失去了灵活，运转不灵唯身硬，除了挨打还能干什么？这是拳师的体会，但也很能说明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事情。
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平衡于水、山之间，许多时候，“水”的智慧都占了上风。无论在教育方面，还是在恋爱方面，间接的、温和的、委婉的方式常常要比直接的、强硬的、不考虑对方感受的方式要见效得多。弗洛姆说，爱是艺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他看来，在两颗心之间，直线最长，因为人心实在是太过复杂又太过敏感了，如果采取过于简单和直接的做法，往往会使人产生恐惧、厌烦、逆反的心理，而使人际交往误入歧途。也许正确的方法是扪心自问，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不妨问问自己：有人当着众人的面斥责你，你是不是很不舒服？有人一见面就对你说，“娶我吧，我很好的”，你会不会很恐惧？有人喋喋不休地对你说些你理解不了或接受不了的事，你会不会很厌烦？你喜欢看球赛，有人偏偏不让你看，你会不会很逆反？将心比心之后，有些事你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3 倒立看世界
有个小男孩，每当心情不好时，就喜欢靠着墙倒立。他说：“正着看这些人、这些事，我会心烦，所以我倒着看世界，觉得所有人事物都变得好笑了，我就会好过一点。”你是否也有相似的感受呢？
每天早上的选择
有一个快乐的人每天早上起来后都会告诉自己，“我今天有两种选择，我可以选择好心情，或者我可以选择坏心情，我总是选择有好心情，即使有不好的事发生，我可以选择做个受害者，或是选择从中学习，我总是选择从中学习。每当有人跑来跟我抱怨，我可以选择接受抱怨或者指出生命的光明面，我总是选择生命的光明面。”基于这种选择，即便是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和危险时，他仍能保持一种从容的心境，并因此而常常化险为夷。
事实上，这世上很少有绝对的事，许多事情的好坏都取决于你怎样看。有的时候，只是换个角度，换个心境，很多问题看起来就会大不相同。曾经有个为贫所困的年轻人，苦于无从排解，便去向一位智慧老人请教。老者问：“你为什么失意呢？”年轻人说：“我总是这样穷。”“你怎么能说自己穷呢？你还这么年轻。”“年轻又不能当饭吃。”年轻人说。老者一笑：“那么，给你一万元，让你瘫痪在床，你干吗？”“不干。”“把全世界的财富都给你，但你必须现在死去，你愿意吗？”“我都死了，要全世界的财富干什么？”老者说：“这就对了，你现在这么年轻，生命力旺盛，就等于拥有全世界最宝贵的财富，又怎能说自己穷呢？”年轻人一听，又找回了对生活的信心。
同样的一种状况，为什么在不同人的眼里就会有不同的景象呢？这似乎应该归结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其实，在生活中，像那个年轻人的人不在少数，看问题总是从负面出发，有时只是一点点的小错，就会完全否定自己，或者只是一点小问题，也会往坏处想。就像契诃夫小说中的那个小公务员，只是一点点小错，就胡思乱想，结果最后因此丢了性命。
想法消极的人会情感消极。有的人失恋过几次，就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以为自己不受任何人欢迎，并由此患上“失恋恐惧症”，把自己锁进孤寂和失落的心灵“牢房”中，从而错过本该属于自己的良缘；有的人受到朋友的背叛，便从此不相信任何人，结果孤零零地不再有朋友，从而与许多人生的乐趣和机缘错过了。如果你深入了解一下，你会发现，你所遇到的一些一脸冰霜的人，头脑中多半都会有很多消极的想法，由于选择了消极的思维方式，所以只能更多地表现出消极的情感状态。知道了这些，你就不要对那些冷冰冰的苦脸耿耿于怀了，那多半是与你无关的，是对方选择了把心放在了冰窖或尘土中，你不需要负责任的。
愉快是件容易的事，可学会摆脱不愉快就要难多了。对人们来说，愉快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并不需要特别动员的，但不愉快却往往不同，它的背后隐藏着的是负面的思维方式，绝非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你可以像那个快乐的人那样，每天早上起来后都诵读一下“选择经”，但不要期望一击中的，和所有竞赛一样，没有长期的训练，就不会有赛场上的潇洒和矫健。
苏格兰的酒
大街上，有个人仰着头站着。旁边的人以为天空中有什么好看的东西，都跟着往天上看。可天空中什么也没有。你猜那人怎么说？
等一下告诉你。
还是很小的时候，数学老师就告诉我们，在数学上会到许多难题，当你从正常角度解不开时，那就换个角度。在很多时候，正确答案虽然只有一个，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有所不同，要学会发散性地思考问题。她对我说的一句话至今令我难忘，“在数学之外的生活里，有很多事情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凡事要多想想，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而在印度，学生们从中学开始，就很少再做选择题。比如在考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老师会要求学生全面分析这个运动的原因、过程、影响及对印度的意义，而评分的“标准”不是看答案是否符合老师的想法，而是看学生如何运用史实，分析、推论是否合理，没有标准答案。而在数学、经济学等学科中，老师对学生的多向思维更加看重，用海德拉巴信息科技学院行政长拉曼的话说，“我们不要学生在短暂的思考后选一个答案，我们希望学生多做完整的思考。”印度的做法对我启发很大，使得我在思考问题时，总是尽量多几条思路，多几个解决办法，然后从中选择最佳方案。
后来做社会学研究时，发现在一些社会问题的防治上，不同的角度会带来大相径庭的结果。打击酗酒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戈尔巴乔夫在任苏共总书记期间，曾大力惩治过酗酒行为，他的政策很直接，就是不假思索地“禁酒”，不仅白酒、葡萄酒要禁，就连啤酒也被归于烈酒之列（这直接导致近20家啤酒厂倒闭，大量进口设备成为废铁），更可笑的是政府竟然对酸奶都要进行审查，以弄清是否属于酒。结果事与愿违，强制性降低酒类需求不仅没有制止酗酒行为，还导致了麻醉品泛滥和吸毒现象的剧增，同时也给葡萄种植业和葡萄加工业造成了最严重的打击（在1985…1988年的3年间，全国葡萄种植面积几乎减少了1/3，其程度连卫国战争期间都不曾有过），国民经济在3年里也因此损失了670亿卢布，群众的改革热情受到极大挫伤。
同样是打击酗酒，苏格兰却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在1976年新的酒类特许买卖法案出台前，苏格兰执行的是严厉的特许法，但酗酒现象却愈演愈烈。这时人们很自然地想到要更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