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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8月30日，鞑靼斯坦共和国在叶利钦的蛊惑下率先发布共和国主权宣言，1991年4月18日又修改共和国基本法以巩固主权地位。1992年3月21日就鞑靼斯坦的地位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同年11月6日鞑靼斯坦议会通过共和国宪法，宣布鞑靼斯坦为主权国家。紧随其后的就是车臣—印古什共和国，1990年11月，这个国家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共和国主权宣言。1991年9月6日，杜达耶夫领导民族主义组织，推翻当地苏维埃政权，成立了车臣临时政权最高委员会；10月27日举行总统选举，杜达耶夫当选为车臣共和国总统；11月9日杜达耶夫宣布车臣为独立的主权共和国。在此前后，卡累利阿、雅库特、科米、图瓦、卡尔梅克、楚瓦什等共和国都相继发布共和国主权宣言。其中有的共和国提出作为主权国家加入俄罗斯联邦，要求与俄罗斯签订国家间条约；有的共和国议会通过决议，宣布终止俄联邦法律在其境内的法律效力。雅库特、巴什科尔托斯坦、布里亚特、图瓦等十几个共和国还通过了与俄联邦宪法相悖的本共和国宪法草案，提出扩大独立自主权。
需要说明的是，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下面的自治共和国要求独立的法律依据是不同的。但是，为缓和民族矛盾，防止俄罗斯解体，叶利钦还是做出了让步。1992年1月，联邦议会通过决议，允许俄罗斯境内16个民族自治共和国和5个民族自治州中的4个自治州升格为共和国。1993年12月俄罗斯联邦议会又通过了俄联邦新宪法，对各联邦主体与联邦中央的关系及其权力划分做了明确规定。但许多民族共和国我行我素，根本无视俄联邦宪法的存在。为了进一步调节联邦中央与民族共和国的关系，避免发生冲突，改善民族关系，叶利钦决定由联邦政府与一些民族共和国签订相互关系条约，建立特殊关系。其中鞑靼共和国的独立要求就是通过签订《关于划分俄联邦与鞑靼斯坦的国家权力机关管辖对象和互派全权代表条约》平息的。
叶利钦的这些措施对缓和当时的民族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车臣在历史上就与俄罗斯有较深的积怨，而且在“独立”的路上走得很远。所以，所有这些都没有挡住它在分裂路上的脚步。
俄罗斯不可能允许车臣独立，否则，它将无法控制另外一些有独立意愿的联邦主体。这样，车臣与俄罗斯的矛盾就变得无法调和，终于导致了两次车臣战争。
在车臣与俄罗斯走向战争的过程中，叶利钦的角色是最难扮演的，他一面是从苏联独立出来的“民主斗士”，转过身就要当好俄罗斯国家统一的守护神。现在看来，他的后一个角色有失水准，以至于在他将政权交给普京时，车臣还是个棘手的乱摊子。
当新千年到来时，普京接替叶利钦成为克里姆林宫新主人。当时第二次车臣战争正在紧张进行中，针对普京面临的困难，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2000年1月美国《时代》周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叶利钦继任者面临的难题不仅仅是要解放格罗兹尼，还要用这场战争来为后来者确定一个范例，即如何解决恐怖分子和分裂分子制造的问题。为此，俄罗斯不得不去寻找最佳的平衡方法，既要能有效地使用武力，又能对各民族的权利要求及国际社会有所交代。”
第一部分引言（4）
克林顿讲到的俄罗斯的困难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其实，当车臣问题交到普京手里的时候，莫斯科面对的何止是这些。民族矛盾常常因其他原因而诱发，随后又可能引发其他矛盾，甚至可能转化成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普京入主克宫后的车臣问题就是这样。当它以民族矛盾的形式爆发后，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宗教等各种矛盾都集中到这个高加索国家，使这里的情况异常复杂。从那时至今，普京需要面对的不仅有车臣民族分裂势力残余，还有那些坚持冷战思维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国际恐怖组织和车臣恐怖分子等五花八门的敌对力量。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力量大都是带着自己的目的插手车臣事务的，其中有人希望车臣永无宁日，像一副绞索，牢牢地套住俄罗斯的脖子，以便自己从中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
其实世界上的事物常常发生一种轮回，所谓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就是这个道理。当年本·拉登在抗击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时，曾经与美国人眉来眼去。华盛顿每年为阿富汗游击队提供的5亿美元资金，包括专门对付直升机的“毒刺”导弹等尖端武器，大部分都进入了拉登的口袋；被人称为“车臣独立之父”的杜达耶夫刚刚在家乡扯旗造反的时候，就因为持反对“8·19”事件的立场，而被誉为“大山里的叶利钦”，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更有甚者，俄罗斯通缉的头号恐怖分子、宣布对别斯兰中学恐怖事件负责的巴萨耶夫，在当年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的冲突中，曾经与俄罗斯特工进过一个战壕。可以说，正是某些领导人贪图眼前利益，才给恐怖分子提供了生存空间、发展条件；才使他们羽翼逐渐丰满，最后有了兴风作浪的能量；才使本·拉登成为“基地”组织的掌门，成为“9·11”事件的总导演；才使巴萨耶夫成为在北高加索足以用来吓唬淘气男孩的恶刹凶神。
关于农夫和蛇的寓言，人们都是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学过的。但是，为什么这些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居然一次又一次的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最后养虎自啮，养虺成蛇。关于这个问题，从对车臣的研究中，人们可以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原来冷战思维、霸权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广泛存在于西方、东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是这些本应抛在上个世纪的东西，给“民主”、“人权”、“反恐”都涂上了不同的色彩，使车臣问题至今还无法画上句号。这种做法及后果究竟仅仅有损于俄罗斯，还是对世界都可能构成威胁尚需历史和时间检验，但从以往的经验看，车臣问题的形成和十几年的麻烦应当让所有国家、政党、领导人及国际组织都引以为鉴。
车臣问题是一部正在书写的历史，所以，在这样一个题目上做文章显然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因为其历史尚在发展，其现实必须去梳理，其未来需要去判断，而预测未来的难度又可想而知。但总结车臣问题的紧迫感及重要意义又让我们觉得责无旁贷，因为它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确实是太珍贵了。
本书从车臣的历史谈起，用大量史实讲述了沙皇时代和苏联时期车臣人民遭受的苦难；阐述了苏联解体是俄罗斯民族矛盾激化诱因的观点；提醒人们注意当一个多民族国家失去党的领导后的失落和危险；分析了将以暴抑暴为手段用于解决民族冲突的危害；揭露了西方某些国家不肯放弃冷战思维在反恐中实行双重标准带来的副作用；呼吁人们以车臣为鉴，以俄罗斯为鉴，相信只有加强民族团结，努力发展经济才是实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的必由之路。
在创作过程中笔者使用了大量西方主流媒体及我国驻外记者的新闻报道，除在此表示感谢外还要敬告读者，作为新闻，有些报道仅供参考。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李春隆先生，为本书编写进行了具有把关定向意义的指导。徐咏梅等同学参与了本书英文资料的收集、翻译和整理，在此致以谢意。
由于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请专家、读者赐教。
第一部分“黑寡妇”的疯狂说起（1）
2004年8月24日21时35分，一架属于俄罗斯西伯利亚航空公司的图—154客机，从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冲天而起。40分钟后，又一架属于伏尔加快速航空公司的图—134客机也在这里起飞，紧随其后，向南飞去。它们的目的地分别是位于黑海之滨，有俄罗斯第三首都之称的旅游度假城市索契和伏尔加格勒（原斯大林格勒）。
这本来是俄罗斯国内两个普通航班，机上也没有什么特别乘客。可是，几十分钟后，两架飞机的情况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因为它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分别在莫斯科以南1000公里处的罗斯托夫州和距离莫斯科仅200多公里的图拉州坠毁，两架飞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共89人全部遇难。有消息说，图—154客机在坠毁前曾经发出过遭到劫持的信号。
尽管俄罗斯有关部门在事件发生后，对客机失事原因的说法一直比较谨慎，但各国舆论从开始就普遍认为这是两起恐怖事件。因为两架飞机在相隔三分钟先后失事，很难被认为是一种巧合。后来，当人们得知空难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索契度假的消息后，更加觉得这种猜测是有道理的。许多人甚至怀疑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很可能就是普京本人，或者是正在进行中的雅典奥运会。此外，新沃洛涅日和伏尔加顿斯克两座核电站，也都在这两架飞机的航线上。如果这样的事件发生，后果可想而知。
看来由于恐怖分子在机上没有得手，才不得不引爆了炸弹，使这起发生在俄罗斯的“9·11”，没有酿成更大悲剧。
空难发生不久，人们在网上看到一个自称“伊斯兰布力旅”的组织发表了一份声明，宣称对这两起恐怖事件负责。他们自称在每架飞机上都安排了五个人，虽然没达到预期目的，但还是取得了成功。这个组织在声明里表示，“只有莫斯科停止对车臣兄弟的杀戮，类似的行动才能停止”。
“伊斯兰布力旅”是人们并不熟悉的恐怖组织，从声明的口气看，它的活动范围应该不在俄罗斯境内。经过查找，俄当局发现，一个月前这个组织曾经宣称刺杀过巴基斯坦候任总理肖卡特—阿齐兹，而这起恐怖事件已经确认与“基地”组织有联系。
由于有些能量比较大的恐怖组织在干完一些不得人心的事情后常常赖账，而那些心有余力不足的组织又往往虚张声势，狐假虎威，把一些恐怖事件揽在自己头上。所以，俄当局没有轻信这份声明，决心通过本身的努力，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随着调查的进展，几天后，这两起事件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首先，俄罗斯联邦调查局发言人向媒体透露，在失事的图—154客机残骸上，发现了“黑索金”炸药的痕迹。随后，在图—134客机残骸上也发现了这种炸药的残留物。据说这种炸药威力相当大，只要有200克，就可以炸毁飞机的关键部件，导致飞机爆炸。紧接着，安全部门在这两个航班上，又找到了作案嫌疑人。她们是两名车臣妇女，一个名叫阿姆纳特·纳佳耶娃，另一个叫萨特斯塔·杰比尔汉诺娃。前者乘坐的是图—134飞机，后者乘坐的是那个飞往索契的航班。在收集尸体的过程中人们还发现，这两个女人的尸体，比其他旅客破碎程度要大得多，让人不能不怀疑爆炸就发生在她们身上。此外，在对这两起空难善后处理时，只有这两个人的尸体无人认领。
虽然在空难发生几天后，有人称在车臣某个地方看到了疑犯阿姆纳特·纳佳耶娃，让人怀疑是不是有人使用她的护照登上了飞机。但这件事情与“黑寡妇”有直接关系的说法已经被人们所接受。
事件发生三个星期后，由俄罗斯总检察长乌斯季诺夫和交通部长列维京领导的调查组，向媒体公布了“黑寡妇”制造这两起恐怖事件的全过程。
据这位总检察长介绍，犯罪嫌疑人阿姆纳特·纳佳耶娃和萨特斯塔·杰比尔汉诺娃是与另外两名车臣妇女，在8月24日当天从达吉斯坦共和国首府马哈奇卡拉乘884次航班抵达莫斯科的。由于当时对“黑寡妇”的袭击已经有所警惕，所以，她们一走下飞机，负责安全检查的工作人员就将其拦住，并将她们带到内务部在机场的一个机构。遗憾的是这里的工作人员根本没对她们进行检查，只做了例行盘问就放行了。
另外两名“黑寡妇”被派去执行其他任务了，纳佳耶娃和杰比尔汉诺娃与票贩子阿鲁秋尼扬谈起了生意。她们提出要乘当天晚上的飞机前往伏尔加格勒和索契，希望阿鲁秋尼扬帮助搞到机票。阿鲁秋尼扬在向她们索取了5000卢布“服务费”后，到售票窗口买了两张第二天晚上的飞机票。随后又拿着机票和1000卢布，来到西伯利亚航空公司办事处，找到正在值班的工作人员科连科夫，此人在收了仅相当于34美元的贿赂后，在机票上写下“同意乘坐2004年8月24日航班”。
关于两名“黑寡妇”是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