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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派混沌的视野里，史小玢觉得自己一向倚靠的世界已经崩溃了，已经对什么都不在乎了，所以，你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吧！此刻，她是什么掩饰也不打算要了，甚至于她还破罐子破摔地大张起泪眼直瞪着那只四轮怪物，脸面上分明地带出一团怒气来。那神情是对它的忽然闯人表示着强烈不满，是在明确说，这条背静的小路连及这片幽深的山林早就是独属于她的不可侵犯的领地。
2
周六早上刚一醒来，史小玢就决定，要去下塘的海边，那地方水阔天高，寂寥清静，对她来说简直可以救命。
免费的校车下午才会发动，所以必须搭乘校外马路上的公交车。一种车名叫“贡内巴司”，是灵岩郡里开得最快最猛人称“海盗船”的时髦大客——要在往常她是说什么也不想乘它的。二十多里的上下坡道，这个急性子车仅仅跑上六分钟！因此一路上每个乘客都要不停地东倒西歪，像随时要被甩出去似的，即使两只手紧紧抓牢了把手，也会感觉自己的生命已经完完全全交给了司机大叔摆布。
如此鲁莽的险车今日倒符合了她的需要。短短的几分钟里，她咬牙忍受，同时默听身后的几个小女生一路不歇气儿地娇声尖叫，心中觉得好烦。明知这“海盗船”恐怖，还非要上，为的什么？就因为喜欢尖叫是你们的专利？或者，享受疾速的恐怖，正是你们的时尚？
明日酒醒何处
■ 理 由
尽管他的家族声名显赫，我却实在无法说清他的身份。
说他是公民，没有比他权力更大的公民：说他是暴君，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暴君。学者们说他是“僭主”，但没有比他更尊重民主政体的“僭主”。他更近似一名富商，却在全世界也难找到比他更热爱艺术的富商……我想，又何必硬要把他画为一个社会角色的符号呢？人生在世，本来就一切归结于品性。
——题记，关于美第奇
亚平宁的鱼骨架
初访佛罗伦萨，是商旅生涯当中的一次忙里偷闲，商人心系利欲而奔波于红尘，何来关注西方文化的闲情逸致？
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事。我在中国南方开发了一个项目，筹思良久，打定主意——一咬牙，一跺脚，除了钢筋混凝土这类东西就地取材以外，其余建筑材料一概由价格昂贵的欧洲进口。包括整栋大厦的外墙砖，几万平方米的地板和磁片以及厨卫设备。于是，我来到意大利考察厂家。接待我的是当地几位热情的建筑师和材料供应商。
办完事，主人说，既然来到意大利，有几个去处值得一看。我会意了，主人知道我此行日程来去匆匆，接下来的观光安排将是优中选优。
搞建筑的人多有几分艺术气质，加上意国人犹如北京人一样热衷于神侃，跟随他们毫无商场应酬的乏味感。剪截地说，在浏览观光风情万种的威尼斯水乡之后，我们一行人驾车穿越托斯卡纳地区，向佛罗伦萨驶去。
意大利北部山势险峻，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奔驰，车子一忽儿钻入幽深狭长的隧道，一忽儿跨越凌空孤悬的高桥，向两侧看看，万丈深渊惊得人魂飞魄散。车厢内刚才还在谈笑正欢，此刻变得沉寂了，我也默默陷入冥想……
这就是“亚平宁的鱼骨架”吗？
有人把意大利半岛的地貌形容为一副鱼骨架，阿尔卑斯山横亘在北部，亚平宁山脉纵贯中轴，又横向伸出许多鱼刺般的山脉，渐渐隐入大海。山连山，水连水，偶有一片开阔的谷地，也被群山所包围。
这时，在我记忆的屏幕上浮现出一幅达·芬奇的风景画，那幅画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是因为很容易把它误认为中国的山水画。峰峦壁立，怪石嶙峋，顺势而下的一泓清溪以及远山淡淡的一抹。没有着色，唯有水墨，就连绘画技法也是中国惯用的线条。我诧异于五百年前中西绘画竟有如此巧合！在画面左上角用左手反写的意大利文字，又分明是达·芬奇特有的标签而非他莫属。
这幅画刊印在西方学者的一部专著中。作者特地说明达·芬奇画的是托斯卡纳地区最常见的地貌，并认为正是这崇山绵延交通阻隔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世纪意大利的城邦文化，孕育了文艺复兴。
画似中国画，景似中国景，望着车窗外掠过的山色，我自然想到中国也是一个多山的国度，同时认为那位西方学者的立论不可置信。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有许多“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地方，却与城邦文化无缘。
想到这里，我的心头怦然一动。此一去，岂不引出一个泼天的话题——文艺复兴！对于文艺复兴缘何由佛罗伦萨发祥，学界早巳众说林立，有“地理说”、“基因说”、“政体说”，还有“综合因素全牛说”……我可不愿触碰那些沉甸甸的话题，从商多年，我的身上即使曾经有过些许文艺神经末梢，也早巳酣沉入睡了。我只愿这次访问像旅途小憩一般轻松。
落日衔山
驶近佛罗伦萨已是黄昏时分。这个城市坐落在群峦环绕的盆地当中，站在市郊地势稍高处，恰好可以俯瞰它的全貌。
眼前的佛罗伦萨由两个图案组成，一为老城，一为新城。我不得不钦佩佛罗伦萨人的智慧。他们早就严明立法，不允许在老城兴建任何新的建筑，只可修葺维护。同时在毗邻老城的郊区另筑一座新城，以承载现有的三十万人口。虽然仍有一些居民家住老城，但他们大都去新城上班。于是，在整个白天，他们抛下一座原汁原味的空城，留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彰显他们骄人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带来滚滚财源。
我的目光从蜿蜒流过全城的阿诺河起始，去辨认老城的轮廓。此刻，落日衔山，穿透绛紫色的云霭，向老城投下一层迷人的光晕。在建筑物与天际的交界处镀上一道晶亮夺目的金边儿，勾勒出一条美妙的曲线。这条城市轮廓线曾经刊印在许多风景画片中，因而广为人知。亲睹它，只觉得格外清新，养目怡情。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市政宫钟塔，孤高桀骜，挺拔硬朗，犹如擎天一柱透着阳刚之气。钟塔下面是市政宫浓重的侧影，仿佛一方硕大稳固的基石雄踞在那里。接下去是跳荡跌宕的线条，有哥特式的尖锐，也有罗马式的圆润，为这座城市平添了灵动之感。随后，我的目光停留在主教堂的大穹顶。这是被建筑界推崇为古往今来最优美的一座穹顶。它巍峨端庄，大气浑成，乳白色的拱肋相间着赭红色的马赛克，造型似圆非圆，似尖非尖，很难将其风格归入公式化的分类。然而，它自有一派统摄全局的和谐与雍容。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它，佛罗伦萨顿时变得平庸失色。
形成于五百年前的市貌，五百年后容颜如初，令人丛生感慨。在中国，我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全国都在大兴土木。据说，全世界一多半的脚手架如今都搭设在中国。然而，又有几个城市堪称拥有自己的轮廓线呢？即使用通俗的话语来为城市轮廓线定义，它也应是清晰、连贯、有特征的，而我常常见到被割裂的天空，零乱又僵硬的线条，有时甚至是丑陋的，那是失败的规划与泛滥开发的劣迹。建筑不同于其他造型艺术，因拔地参天的体量而具有不可移动性。它一旦霸踞在那里，管你乐意不乐意，就再也躲不开它。倘若不能赏心悦目，就必定撞痛或刺伤人的目光。
说是此行少与文艺复兴沾边儿，车子尚未进城，就迎面扑来这个话题。伫立于夕阳斜晖中，不免任由遐想漫散开去。我想，文艺复兴既不始于诗人但丁和彼特拉克，也不始于小说家薄伽丘，而应始于建筑。人们早就赋予建筑诸多意义，建筑是一种明白的语言，或是一种心理张力的显露，建筑即雄心，是欲望与荣誉的象征；它亦是审美能力的外延。想到这儿，忽觉眼前的轮廓线幻化为一幅巨大的心电图，在高远的天幕上熠熠闪动，而主教堂的大穹顶则是突兀的波峰，画出雄强有力地一搏。正是它，在佛罗伦萨的上空拨动文艺复兴的琴弦，震撼了欧洲，也波及了世
赝品存照
初到佛罗伦萨的人，必去市政宫广场。
在艺术世界中，两个性别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女的是蒙娜丽莎，男的是大卫。一个在巴黎罗浮宫，一个在佛罗伦萨市政广场，可曾想到他俩的关联？
每年有上千万的游客蜂拥巴黎，人们都渴望去看看那副画框中神秘女人的芳容。不论罗浮宫陈设多少惊世之作，《蒙娜丽莎》那里永远是最拥挤喧闹的一角。我也曾夹杂在各种肤色的人群中，隔着三层防弹玻璃的罩子，去争看那迷人的微笑。但被前后左右的游人推来搡去，只留下一团心烦意乱。有关这幅作品的评论实在汗牛充栋，有人甚至用几十万字去解读那嘴角微微的一抿，以致我不想再对此画置喙。我只是留意过史料中一页清晰的记载，达·芬奇作画时为博得商人焦孔多之妻的笑意，曾经花钱雇来一班乐师吹拉弹唱逗乐。由此我更相信一切艺术都具有舞台艺术的特质。艺术家在台前向世人展示的总是经过策划、磨炼与包装的灿烂，而幕后多是平凡的俗闻。
未名社旧影
■ 孙 郁
1
民国年间有多少家出版社存活过，现在已不太好统计了。现代的出版多少受到了日本人的影响，从设计到出版思路，留下了许多异域的痕迹。看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的日记，常常从丸善书店邮购图书，一些重要的文献，是从那里来的。日本的书装帧讲究，译著亦丰，可说是中国了解世界的桥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文人出书，有时亦仿照东瀛的格式，趣味受到一定的影响。对比两国学人彼时的版本，能读出许多意思来的。
我偶看二十年代的出版物，注意到了未名社的书籍。这个文学社与鲁迅有关，相连着一系列文学青年的名字：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曹靖华、王士菁、李何林……有一些书和杂志也是与其有关的，先后出版的有鲁迅著译的《出了象牙之塔》、《坟》、《小约翰》、《朝花夕拾》，韦丛芜的《君山》，台静农的《地之子》、《建塔者》，以及韦素园、李霁野所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烈耶夫、果戈理的作品。《未名社》半月刊及《莽原》半月刊也是那时推出的。关于这个文学社诞生的经历，李霁野曾在回忆录里提及过，他说：
“一九二五年夏季的一天晚上，素园、静农和我在鲁迅先生那里谈天，他谈起日本的丸善书店，起始规模很小，全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以后又谈起我们译稿的出版困难，慢慢我们觉得自己来尝试着出版一点期刊和书籍，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于是就开始计划起来了。”在另一篇文章里，李霁野又写道
“我在1924年7月，翻译了俄国安德烈耶夫的《往星中》，很想向鲁迅先生请教，但又怕太冒昧。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张目寒是先生在世界语专科学校的学生。他说先生喜欢青年人，常感叹少见青年人的翻译或创作，他便把《往星中》译稿送给先生了。我从《鲁迅日记》得知，这是 1924年9月20日。先生第二天便开始看了。 1924年初冬的一个下午，目寒领我去访鲁迅先生。从先生的文章风格看，我原想他对人的态度是十分严肃，令人只生敬畏之心的吧。不料像先生说章太炎一样，他‘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以后韦素园、台静农和韦丛芜也都陆续和先生认识了。 1925年夏季一天晚上，素园、静农和我访先生，先生因为一般书店不肯印行青年人的译作，尤其不愿印戏剧和诗歌，而《往星中》放在他手边已经有一些时候了，所以建议我们自己成立一个出版社，只印我们自己的译作，稿件由他审阅和编辑。那时北新书局已经出版了几种《未名丛刊》，我们的翻译仍然列入这个丛刊，另由未名社印行——社名也就是由鲁迅先生根据这个丛刊定的。鲁迅先生1925年9月30日给许钦文的信说：‘《未名社》已别立门户，有两种已付印，一是《出了象牙之塔》，一是《往星中》。’未名社的工作就从此开始了。”
未名社只存活了六七年，影响却是大的。这个文学出版社刊发的东西，都带有一点半灰色的、不安的情调，艺术手法鲜活，是文人气很浓的精神部落。比如韦丛芜译的《穷人》《罪与罚》，曹靖华所译《烟袋》《第四十一》，李霁野的译本《往星中》，俄国的主观性和惨烈的东西多。那是一个压抑的王国，青年的心借着俄国文人非理性的惊悸，苦苦地讲述着人间悲惨的故事。鲁迅和几个无名的青年很融洽地合作着。到了上海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