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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牛排代表一种本质与道德。它应该使所有类型的人受惠，因为它每一片都相同，尤其是对神经紧张和淋巴管腺方面，因为它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葡萄酒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中庸主义物质，带引他们朝向自然的原始力量，对他们来说，牛排是一种补偿性食物。有鉴于此，他们将知识主义提到散文与驱魔的水平，驱魔的方式是凭借血液与软绵绵的肉片，驱逐他们平常受到訾议的呆滞与艰涩。例如：对牛排塔塔酱的狂热，就是抗衡敏感及与病态有关的浪漫关联的神奇魔咒。在这种预备阶段中，可以找到事物的所谓萌芽状态：血糊和蛋白、柔软及赐与生命物质的完整和谐，一种分娩前形象的有意义轮廓。＂
这段颠三倒四、异想天开、毫无意义的文字，落到我这种从小就熟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人手里，当然原形毕露，不是吹牛，外国人要是敢斗胆与中国人比赛假大空，真是妄想，在这里我要不客气地指出，他们不仅太嫩了点儿，而且，简直连资格都没有，在他们刚开始学写天书的时候，我已经读了一堆天书了。
据说，巴特本人曾是一个在一片恶骂声中成长起来的作家，最终，他赢来好运，得以跻身于同时代的文化名流之林，与列维－斯特劳斯、福柯、拉康并肩，我知道，全世界的人都在读这帮时髦作家的书，但不知道其中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把他们的书当作没写好的笑话一样读，有时候在我懒得嘲笑他们时想：要是法国那位实事求是的老笛卡尔健在，看到他的后代作家敢这么胡作非为会怎么想，我猜到的是，往好里说，至少也要把他们拉一边去先学学几何，看看他们头脑清不清楚，然后最多好心把他们安排在神学院最次的学生辩论会上做旁听，让他们说话前先把逻辑搞清楚。当然，要是落在维特根斯坦手里，可能就剩下铁头拐杖招呼了，我这么说是根据老波普尔在剑桥三一学院的一次遭遇，以及老罗素更多次数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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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不讲道德地欺骗读者，写上几本天书名著，对我来说至今也是一个问题，我一直拿不准是否真要这么做，问题是，不这么做，依我的能力，根本无法写出有价值的书，多少次，我为这个问题彻夜不眠，通宵达旦，冥思苦想，左右权衡，很多时候我都用种种理由说服自己使用奸计，一夜成名，因为这样的榜样多得数不胜数，十分容易学习摹仿，可不知怎么的就是下不了决心，我时常在书架边踱步，摸彩似的从书堆里一抽，抽出一本数学书，看了两页，灰心丧气，再抽一本，物理书，翻上一会儿，几乎打消了写作的念头，可是，我抽出第三本，已经是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了，我翻了一会儿，觉得写这样内容空泛的书在现代一定缺乏读者，只好扔回书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我看了一会儿，虽然里面讲了很多关于动物的故事，年纪小或像年轻鲁迅一样幼稚的读者一定爱看，但写这样的书实在太麻烦，且与我的身份不相称，我的中国护照使我很多地方根本去不了，于是，我只好放回去，再接着抽，这一本是《城堡》，看来，我只好拿卡夫卡消遣一下了，不幸的是，卡夫卡的游戏色彩太重，苦巴巴的又不好笑，这种书写起来一定会令我感到十分乏味，我只好踱到沾了马尔克斯光的那帮南美作家的书边，一本一本地看下去，先是科塔萨尔的厚厚的《跳房子》，再是略萨的两本厚书，《酒吧长谈》与《胡里娅姨妈与作家》，这三本书一年前读得我头晕，也许是秘鲁与阿根廷的时局不太稳定，要么作家写的书为什么要那么厚呢？我是说，从小有过使用板儿砖经验的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把书写得像一件凶器那么厚，也没有必要把故事搞得像电视剧那么长，读者有那么大耐心看，作者难道就有那么大耐心写吗？要知道，写比看还要费劲呢！南美作家废话太多我一直有所领教，真要在他们的书中看到点新意却不太容易，这在薄一点的书中也能验证，富恩斯特的《最明净的地区》半年前叫我读完后立刻肃然起疑，加尔德的《白痴市场》读来令人沮丧，卡彭铁尔的以此人名字命名的作品集令我感到瞠目结舌，谁能把他的两个故事一字不落的一气读完，那么此人一定是个真正的书迷，我是说，与现代的见歌就能听的歌迷一样的性质，蒙特罗的《默默的招供》十分罗唆，以至于我无法认真一句句听完，从书名上看，作者显然认为自己犯了罪，我可不想学坏，而且像我这么大岁数，就是想亲自犯罪也用不着别人教唆，被说成是大手笔的拉米雷斯写的《天谴》我认为是本没写好的探案小说，作为一本艺术类型的小说也好不到哪儿去，另外奥内蒂的《请听清风倾诉》彻底地让我决定今晚不再翻看南美小说，而去外面散散步，吹吹中国的夜风，顺便提一句，南美的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被很多人喜欢，据说因为他写得神秘而短小，不是我为中国会写字的人吹牛，依我看，中国的很多无名谜语作者都要比他写得好。就这么一种不可救药的风格还被日本的村上春树给抄袭得更不可救药，在村上的努力下，神秘被保持下来了，而短小变成了冗长，使得故弄玄虚变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新时尚，没办法，读者的无知把作者的愚蠢变为成功已太普遍了――南美小说在一段时间内被称为＂文学爆炸＂，这充分反映出南美人诈诈唬唬的天性，当然，点燃这根导火索的仍然是万能的金钱，不信请看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所著《文学爆炸亲历记》――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抽疯似的乱炸一气的现象没什么了不起，我敢说，给我一亿美金，我就能在中国造出一颗文学原子弹来，响动与毁坏力比南美人只好不差，非把世界上的读者震得大跌眼镜，炸得满地找牙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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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楼下，对着夜风小声诉说着我的困惑，我弄不清自己该写些什么，有价值的书写不出来，没价值的书不爱写，写骗人的天书我又不情愿，这是我的毛病吗？老实说，只有夜里我才这么想这件事，白天，我宁可把这个毛病当做我的优点，我走着，走着，内心深处的思想斗争像哈姆雷特那么激烈，一会儿，我劝自己，写吧写吧，该蒙就蒙，该骗就骗，反正读者都说自己不是傻子，另一会儿，我又鼓励自己，别妥协，别学坏，要诚实，什么都别写，就这么呆着，看懂别人的笑话就够了，不一定非要自己也变成笑柄之后才算有资格说我看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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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写剧本时，内心可没有这种不安，我认为剧本只是我谋生的工具，我知道，我写的剧本在播出后不久就会销声匿迹，而且，剧本是集体骗钱项目，想到电视台、制片人、广告商、名演员、导演都比我骗得更狠，我便会心安理得，可写书是单干呀！在东高地我的小屋里，我坐在电脑前，惶惶不安地思前想后，浪费了大量时间，最终也没有得出什么正经八百的结论，在我东想西想的时候，地球、收费电表、太阳之类的东西照转不误，每一个清晨都抢着来向我报告时间的流逝，我的身体也每况愈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再适合衣不遮体、风餐露宿、沿街乞讨，追随犬儒主义的生活方式了，我的前辈，那些愤怒专家，比如鲁迅、叔本华之类的人也没有给我做出愤而自杀的表率，因此，我不得不学着他们，一边得过且过地混日子，一边骂骂咧咧地写文章，实际上，我不喜欢这种生活方式，私下里，也不想像他们一样没出息，但我与他们一样，由于缺乏能力，无法在世间干点实事儿，因此只好像他们一样忍气吞声地写我的名著。有时，我还感到有点幸运，比如，我看了凯鲁亚克的日记，发现作为一有色人种，工作压力很小，因此混起来要好受得多，我知道今生今世想赢得像梦露、伊莎贝尔。阿佳妮之类的白种靓女是痴心妄想，因此也就能坦然面对我的命运，但如果是白人，即使想通过写写文章出人头地这么一点小事也要面对无数聪明前辈，凯鲁亚克就被他的前辈压得喘不过气来，经常偷偷对着窗外闪过的姑娘大腿发出无奈的叹息，实在是把他馋得够呛，难怪日子过得那么颓废，要知道，对于像福克纳之类本国农民作家，或是海明威、诺曼。梅勒之类的粗人，凯鲁亚克也许有点办法，但欧洲的一系列作家却令他望而却步，要知道，他是一个空怀一身梦想的天真的美国白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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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对某事犹豫不决或毫无办法的时候，特别希望得到一些实事求是的帮助，不幸的是，在我周围，能做出这种帮助的人完全没有，相反，倒是那些假忠告满天飞，比如，有一夜，我的情欲突然来临，且愈演愈烈时，我打电话问一个朋友该怎么办，他既没有妓女的电话向我提供，也没有姑娘发给我，倒是向我大谈特谈左手右手在手淫方面的不同用途，这类废话在他看来，恨不能当新闻使，至少，也应算是生活小窍门儿，可却对我毫无用处，就像面对一所燃着大火的房子，你叫不来消防队就别提什么自己动手，杯水车薪，因为说也没用，97年我面对的就是这种情况，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我只好自己摸索着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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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加紧写我的名著，到现在我也坚持认为，学习诈骗也应该从头学起，很多人看到萨特成功以后的嚣张，却没有注意到他在咖啡馆里伏案写作所受的洋罪，你不能手拎一本写得不三不四的破书就四处招摇，那样太容易被识破，怎么你也得有10来本才行，这十来本还不能千篇一律，总得有点变化，不然自己写着也受不了，像阿加莎。克里斯蒂那样实诚而耐心的人毕竟很少，就是科波拉那样的粗人还知道又拍《教父》又拍《对话》呢，他抄《黑暗的心》时，没有把片名误写成《过去启示录》算他清醒，要不然，笨蛋影迷怎么会发自内心地觉得他好，而不回头看看康拉德的小说被他歪曲成什么样呢？
其次，我开始留意以前被我忽略过去的姑娘，看看矮子里拔将军，能不能找出一个可以将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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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呼了呼赵燕与徐静，两人分别回电话说暂时没空与我一起吃饭，因此我就更没空在吃饭时与她们一起谈情，但我可不信那个邪，于是趁着小春去歌舞团接菲菲，我也随车前往，在菲菲房间，我碰见徐静，她正等着男友前来接她，于是我踏踏实实做她的思想工作，我可不是那种以爱情的名义指天划地、诅咒发誓型的诱奸者，我是那种实事求是、苦口婆心的坦白者、劝诫者，经过我的一番分析，她好像有所动摇，但又下不了决心，同样，我也下不了决心，是否更上一层楼，像别人一样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