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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岁月里能够保持你的幸福与快乐。”
他那边一直沉默着。很久很久，我的手机才有信号响起，拿起来一看，是车夫的回答。只有简短的两个字：谢谢。
采访时间：2004年9月19日下午3：00
采访地点：向楠家中
受访者：车夫
性 别：男
年 龄：46岁
网 龄：4年
教育背景：大学本科
职 业：曾为某远洋公司远洋轮海员、现为民营公司老板
忘不掉的历史（1）
向楠：您在网络上发了大量的文章，是不是觉得找到了一个可以有人倾听您的呼声的地方？
斜照江天：我觉得如果现在人都把那段历史忘记了，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一个国家的悲哀
向楠：“文化大革命”时期您还很小，就被抓进监狱了，后来被判了十多年，当时抓您是什么罪名？
斜照江天：我的罪名是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领导人，还有就是“偷听敌台广播”和偷越国境线等等
向楠：他们后来对您用过刑吗？
斜照江天：我被关押在单身牢房里，专案组的人打过我很多次。用板凳腿打、皮带抡，用脚踢，我戴着铐子被踢得满地打滚。我想他们最好打晕了我，我就不知道了。不是怕挨打，而是希望你打我，打晕了得了
向楠：１０年监狱生活有没有在您身上留下烙印？
斜照江天：没什么，那时的监狱是个大学校，我真正成熟起来就是在监狱里。后来党和政府给我平反了，出来后什么困难在我看来都无所谓了，再难能难过监狱吗？
向楠：您为什么后来专门写这些伤痕文学的东西？
斜照江天：我从监狱里带出来２０多万字的日记，如果再不写的话，不要说别人把这段历史都扔到脑后去，就连我自己也都快要忘记了
引子
第一次见到“斜照江天”的名字是在那个我经常光顾的网上论坛。
上网的人，每个人都会起一个网名，将真实的自己躲在用网名做成的面具后边。而“斜照江天”则是用自己的真名“李恒久”发了个帖子《魂断北京城》。不但名是真名，帖子的内容记述的也是真实事件，是讲述一个家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悲惨遭遇，通篇鲜血淋漓。在文章的开篇处他写下一段话：“我想，虽然历史已经越过那个年代，但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正像德国总理施罗德所说，历史的丑恶是无法掩盖的，只有正视它，揭示它，在明天才不会重演历史的丑恶。望亲爱的读者深思，热爱今天的生活。”
我不认识斜照江天，但李恒久这个名字却好像模模糊糊地有些印象，在哪里见过呢？
后来，他开始经常地在那个网站发帖子，而内容也多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时的经历，属于伤痕文学之列。对于“伤痕文学”一词，相信如今40岁以上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记得当年我刚刚步入社会之初，正好是“十年动乱”结束，其后，人们开始对那段历史进行反思。以刘心武、卢新华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盛行一时，并产生了丛维熙、王亚平、孔捷生、陆文夫、张贤亮等一大批以伤痕文学见长的作家。我是从他们的作品中，深刻地了解和体验“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的，他们的作品带给我和所有人的灵魂以强烈的震撼。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化大革命”一词已开始淡出人们的记忆，伤痕文学也不再被人们提及，历史被湮灭在时间里了。
而这个人为什么却仍然对那段历史念念不忘？我开始对他产生了好奇。但真正与他在网上的第一次交流则是因为我的一个跟帖。有位网友发了篇风格颇为感伤与忧怨的现代诗，类似于小资的无病呻吟。看过后，我将著名诗人食指的一首充满理想主义，昂扬向上的诗《相信未来》贴在了那个主帖后边。第二天，我看到了“斜照江天”对我那个跟帖的回应，说看到我贴的食指的诗感觉异常亲切，他回忆了35年前食指完成该诗后在他面前兴奋地背诵的情景。末了，他说如果我有兴致，可以和我一起当面同食指探讨该诗。
他的跟帖令我受宠若惊———我是指他竟然要陪我一同去跟食指论诗。要知道，食指可是当代中国朦胧诗的鼻祖。20年前，当我还是一个文学青年时，曾狂热地读过许多朦胧诗人，如：北岛、顾城、舒婷的诗，而食指是这一诗派的开山人。江天竟然说要带我去见食指，我无法不受宠若惊。
网络可真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啊。
几天后，斜照江天真的通过一个跟我相熟的网友索到我的电话，并且打了过来，邀请我方便时一起去拜访因病在家中疗养的食指。我当即应允。
于是，第一次有机会见到了网络下的斜照江天。
在电话里听江天的声音时，觉得他完全像一个年轻男子。当然以他的经历来看，他绝对不可能年轻了，但他的声音仍是很有欺骗性。一见之下才发现，他不仅是已经不年轻了，而且他的相貌还大大超出了他的实际年龄，一条条皱纹刀刻斧凿般很不像话地在他的脸上纵横交错着，其实他也不过才50多岁。大概是感觉到了我的惊讶，他问：“是不是觉得我特沧桑啊？我的经历都写在脸上啦。”“可是您的声音听起来真年轻啊！”我有点怕伤他自尊地说。“是啊，精神头好着呐，架不住一天练300个俯卧撑啊。”他大笑着跟我握手。
江天的谈吐非常风趣，性格干脆爽快，与文章中那个沉重的江天相比，简直判若两人。我那时正在开始进行对网民的采访，我想，我一定要再找时间专门跟他聊一聊。
一周后，他如约来到了我家。
讲述
网下人生
估计在网上像我这样的人不多吧？我这人可能不像你采访的其他人那么简单。那年美国亚洲电台的张敏非要采访我，因为她在国外听说过我的经历，花了3天的时间专门从华盛顿打越洋电话采访了我6个小时。我告诉她，这些年我一直陆陆续续地在写我的经历，写了160多万字，发表了70多万字，《那个年代中的我们》、《百年烟雨图》、《我们曾经是动物》、《思痛母亲》等许多书中都收录过，网上转载的也不少。所以我的人生经历不是一两句能讲清楚的，只能给你讲个大概的脉络。
忘不掉的历史（2）
说起来我们这代人也真是挺不幸，赶上一个“文化大革命”，很多人的命运一夜间全部被改写了。我有时想，如果没有经历一场“文化大革命”，今天我会干什么呢？但想也白想，命运已经不可能从头再来一遍了。有人说我热衷于写伤痕文学的文章，“伤痕文学”这４个字，对于有的人来说是文学，而对于我来说却是伤痕，当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文化大革命”是整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历史的大悲哀。
我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高三毕业生，1966年毕业，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届，就读于北京11中。我从小喜欢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而且我的记忆力不错，唐诗宋词以及外国著名诗人，比如：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篇我现在也能背个千八百首。我那时的目标绝对是考北京大学中文系。但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来了，席卷整个中华大地，我的梦想一夜间就破灭了。
我亲眼目睹过我的中学老师沈时敏成为这场运动中的受难者。人们都说沈先生是我们学校最有学问的人，但就因为她的丈夫在解放前去了美国，所以最有学问的她也只能当个图书管理员。因为我喜欢去图书馆借阅中外文学名著，所以跟沈先生的关系特别好。
但是，1966年8月12日———那是我至今忘不了的一天，在学校的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我们图书馆所有的书被付之一炬。那些书很多是我看过的古今中外名著，很多书上都留有我的手印和我夹在里面的书签，在那一天却全都化成了灰烬。而学校里我平素最尊敬的老师们，有30多位被红卫兵小将勒令在那堆大火边跪了一圈儿，其中就有沈老师。他们跪在那里，被火烘烤着，被自己的学生们用皮带抽打着。几个小时后，火熄灭了，别的人都慢慢地散了，沈老师却再也站不起来了。第二天，传来消息，沈老师吊死在自己家的床头。
那时我太年轻了，对这一切既震惊又完全不能理解。我绝对没有想到，后边还有一场噩运也在等着我。
我的家庭出身那时是属于“黑五类”的。你知道什么叫“黑五类”吧？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加上右派。我父亲解放前是个做文化用品生意的商人。他的生意做得很大，在天津、北京、石家庄、邢台、郑州全有他的买卖，因此解放后他被归为资本家行列。
我的母亲是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她为人热情，乐善好施，跟街坊四邻的关系都特别好，人们有什么难事都爱找她帮忙。“三年自然灾害”时，她救助过好多人，送人家钱和粮票。所以“文化大革命”时我家侥幸躲过了抄家，那些被我母亲帮助过的人，这一回又帮了我们家。
虽然没人抄我们家，但在“破四旧”的狂热氛围中，母亲自觉革命，于是，她让我们弟兄几个在夜静更深时砸碎了家里一切稍微值点儿钱的磁器，烧毁了不少书画。记得砸碎的那些瓷器中有一缺角的痰盂，据父亲说那是出自明朝万历年间的官窑，是非常值钱的古董。母亲还让我们烧毁了十几轴父亲留存多年的字画，那里有我父亲最喜欢的一副名为“听雨图”的山水画，那是清朝末年一位九门提督送给我祖父的亲笔画。有天半夜，母亲还让我把一副麻将牌扔进了我们家附近的龙潭湖，那可正经是一副象牙麻将啊。就这样，母亲还怕自己革命得不够彻底，双手捧着我们家的房契送到象征权利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街道派出所。
“文化大革命”让我们家彻底衰败了。
在那场运动中，我最大的感受是人性的沦落，人的尊严全部丧失。作为一个曾经充满理想、怀着一腔抱负的热血青年，面对国家的大灾难忧心忡忡。
在过去读书中，我知道了越南，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与我们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重要的是，那里正在进行着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对于我这样从小接受英雄主义教育的热血青年来说，到越南的丛林里去打仗，很适合我的性格。于是我去找了我的朋友付梅国。他是翠微中学的，我们俩是大串连时在广西认识的，回北京后经常一起在北京图书馆看书。他担任领导干部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了，从一个高干子弟一下子就落到“狗崽子”的境地，所以我们俩同病相怜。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之后，两人一拍即合。我们俩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悄悄地离开了北京，那是１９67年12月份吧。
我们从广西偷越出境，在越南的山里钻了10多天，走得鞋底子都磨飞了，最后走到了越南的文林县，被越南的边防部队发现了。我们说想参军，但他们不要我们，客客气气地请我们俩吃了顿饭，说：“我们代表越南人民感谢你们支援越南人民革命。但是你们国家周恩来总理10月份已经跟我们总理有过协议，只要有再过来的中国学生都得送回去。”然后就把我们送到友谊关。走时，他们送了我们每人一身军装和一个胡志明像章。我们俩就这样灰溜溜地坐火车又回到了北京。
没能出得去这事儿很让我扫兴。在北京待着能干什么？社会乱哄哄的，那时的红卫兵、社会盲流、小偷什么的完全融为一体了。在那种状态下，没有人还能够看到自己有什么前途。上学不能上，工作又没有，根本看不到什么希望。于是我又开始策划。这一次，我选择的目标是香港。那个年代，逃到香港就是逃往国外，就是叛国投敌的罪行。如果被人知道，绝对是掉脑袋的事情。但那时我还不满20岁，还是个不知深浅的懵懂少年。我把我的打算告诉了身边的一些同学，好些人被我的企图吓坏了，悄悄离开了我。但也有几个和我情趣相投的朋友支持我，我的好朋友孙传久便是其中一个，他愿意和我一块铤而走险。就这样，我们二人带了一大堆当时的各种小报，登上了开往广州的15次火车。我们到了宝安县也就是现在的深圳时，却接到了我的女友来信，只有她知道我的去向。她信中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出走是犯罪啊？你们会给很多人带来麻烦的。”这封信终于打消了我去香港的念头。我想，如果真的因为我而连累朋友们，那我良心会一辈子也不得安宁。于是，我自己乖乖地回了北京。其实当时还没有被发现，同学们是好意地用这封信把我给骗回来的。后来，我他妈真因为这事儿“陷”了，罪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