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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写写画画。恢复高考那年，我是报考的中央美术学院，结果没考上。第二年又重新考的机械制造。后来，看到北京市工人业余话剧团在招演员，我就又去考话剧表演，结果考上了。２年后，我们那个班一共是38个人，有20个人分别去了全总文工团、北京市文工团、煤矿文工团，包括还有两个人去了人艺。现在已经挺有名的演员王奎荣是我们同班的。还有王志飞。我也考上了全总文工团，我们单位不放我，又给我房子又提职的。但我还是转行去了友谊艺术团。但是没待多长时间有个外企来找我去面试。于是我就去了那家外企。
我又转行那会儿真的很迷茫，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喜欢艺术的人都浪漫，觉得自己可能什么都行，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外企那会儿挺火，能去外企也算得上是件荣耀的事儿。
我去的那个公司是一家搞化工的集团公司。外企用人相当灵活，只要你有能力就重用你。我到了那里以后，差不多每两个月升一次职，一年多的时间就成了企业管理部经理。从那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知道了一个公司的运作全过程。那时候下海是个挺时髦的事儿，好像稍微觉得有点本事的都下海了。我跟朋友们借了点钱，30来万，全是现金。１９92年，30万算得上天文数字了。那会儿还没有100块一张的呐，30万块钱一大包。朋友们都认为我这人可信，做事稳，很能干，说诗鸽要挣不到钱，那别人别挣钱了。
我对化工领域稍微熟悉点儿了，而且化工利润比较大，所以我的公司就开始专门生产洗手液，叫“无磷液体洗衣王”。我的公司在丰台那儿租了300平米厂房，后来公司发展了，又租了100多平米的房子。在农村还租了个闲置的厂房，用来当生产车间。公司干得挺红火的，也就２年多时间就成了集团公司，一共有４个分公司加１个化工厂。
那时有好多企业都买劳保用品，职工每人每月发半条肥皂、一袋洗衣粉什么的。我想我那“洗衣王”一人发我一瓶就得多少万瓶，所以投入比较大。但谁知我那产品有点太超前了，所以市场没有接受。加上国家政策变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企业的劳保用品也不发了，一人就发5块钱，结果我那产品没销多少就搁置了。
我的４个公司———商贸公司、新技术开发公司、化工公司、机电公司，再加一个化工厂全都趴下了，里外里欠下了40万块钱债。
我这只大船就这么着在充满惊涛骇浪、暗礁险滩的商海中沉没了。一时间我从一个在当时也算得上很有名气的大公司老板，变成了一个负债累累、身无分文的穷光蛋，背了公司的房租、员工的工资、材料款等等一大笔的欠款。要债的人每天都挤满了我的办公室，我的家也被债主踏破了门槛。听见电话铃响我就心惊肉跳。你没法想像，当时我真是走投无路了，我对债主说：“如果你们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加倍偿还你们的。”可是这话谁信呐？搁你你也不信。
也是祸不单行，事业失败了，而且败得这么惨，我的婚姻也随之解体。“屋漏偏遭连阴雨”说的就是我这样的吧。
去办理离婚手续的那天，我对老婆说：“把孩子留给我吧。”她说：“你有什么资格做孩子的父亲？你拿什么抚养孩子？”法官也说，你没有抚养孩子的条件，先把你自己的生存问题解决了吧。
我当时心跟刀割似地疼。我现在是个一无所有的人，是个负债累累的人，是个事业失败的人，是个被人歧视唾骂的人。我虽是个男人，而我却不能支撑一个家，我还算是什么男人？
就这样我在离婚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家产全部归属她。
我只带走了惟一的一件贵重物品———我最喜爱的照相机，再拿上几件我的衣服，就永远离开了这个家。
终于还了背负８年的债（4）
家不能待了，甚至连北京也无法待了，我根本没办法面对那些曾经那么信任我、借钱给我的朋友。我想，既然现在无法还钱，又不能给别人一个实实在在的承诺，那么我就干脆先做一回小人得了。我当时的想法是：先躲起来，等到东山再起时，一定加倍地偿还朋友的债务。
我在外企那个公司工作时交下过一个叫王学国的朋友，他的家在大兴农村，我跟他说我这里出了点事儿，得躲几天，他一口答应帮我这个忙。我就这么躲到大兴农村去了。
朋友帮我找的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土房子，由于很久都没人住过，整个屋子里飘着一股股发霉的味道。屋顶的房柁和苇箔都挂满了蜘蛛网，用黄土和麦秸抹的墙面，一摸就一块一块地往下掉皮，露出碎砖和土坯。砖头铺的地面上已经全被老鼠掏空了，掏出的土在地上堆起了一个一个的小土包。窗户上的塑料布也早被风扯得粉碎了。还好，屋里有电灯和水管。
我的前半生应该说是挺顺的，虽然是那样一个复杂的家庭，可是从小也是蜜罐里泡大、父慈母爱的。到工厂上班后也一直被人宠着，可以说没尝过生活的酸甜苦辣。但是那一年，我觉得我把生活的各种滋味全体会了。
远离了城市里的一切灯红酒绿，远离了我过去的所有辉煌，而且还远离了亲人朋友，龟缩在那间破烂的民房里，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我觉得自己就像那只一到夜晚就在屋里跑来跑去四处打洞的老鼠一样可怜。我的脑海里每天像演电影一样，把从小到大记忆中所有的事情都翻了出来，一幕幕、一件件的特别清晰。
我就从那会儿开始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和朋友，日记是我当时惟一能说心里话的“伙伴”，那些日记到现在我还全留着，什么时候翻出来看看都想掉泪。
自从我消失以后，那些债主包括我的朋友们，有的以为我去广东了，他们知道我原来在广东的业务多，朋友多。有的说诗鸽死了；有的说诗鸽诈骗了２００万，让人给捕了；甚至有的说是让黑道上的人给黑了，连下落都没有了。好多年后，当我又出现在北京见到过去的朋友时，人家第一句话都说的是：“你还活着呀？”
谁都说我的性格好，脾气好。其实我骨子里也有一种挺倔强的劲儿。那时，我就想：我得再站起来，先别说我还有几十万的债务得想办法还，我自己也得吃饭。生存第一！
我把手表和戒指卖了1000块钱，又从一个朋友那里要了一个洗涤剂的配方，开始再度创业。
我现在跟谁说谁都不信，你知道我怎么干的吗？我一个人手工生产洗涤灵。我搞了几年化工企业，这里边的事儿全明白。我从收破烂的那里买来一堆做实验用的瓶瓶罐罐，一边看书做实验，一边照着配方生产。又找了一个200公斤的大塑料桶，按照配方的要求添加原料，再用大木棒搅拌，然后分装在一个个小桶里。说句不好听的，就跟电视里那些个生产假冒伪劣的小作坊一个样，然后蹬个三轮车自己往周围的小饭馆里送货。
人到了那份上，能真正体会到没什么尊严的滋味，整天听那些小饭馆里的人训斥我也习以为常了，只要收下我的货说什么都行。
那会儿过得那叫一个苦，没白天没黑夜地干，忙得连饭也经常顾不上吃。回到我那破屋里，煮碗面条，拍根儿黄瓜，要不就啃个白薯、吃两个西红柿就是一顿饭。有一天，我骑着三轮车送货回来已经是晚上9点了，街上也没有路灯，我没看见小路上新挖了一条电缆沟，车一下陷进去了，顿时间，我整个人随之被摔了出去，什么都不知道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我醒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躺在路边的臭水沟里。我从沟里爬上来，借着月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三轮车从沟里拉了上来，又找回散落在沟里的空桶。车子已经摔得不能骑了，我一步一瘸地艰难着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才回到我那小破屋。
我真是晃晃悠悠地推开房门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就起不来了。到那时才发现我的脸上、鼻子、手上的血早已凝固成了硬壳，脚腕儿肿得有碗口粗，身上还有很多的擦伤和摔伤，有的伤口还在向外溢血。有好半天的工夫，我才扶着墙吃力地站起来。我打开水龙头洗手，手指甲上粘的东西怎么也洗不掉，当我仔细看那手指甲的时候，我惊呆了，10个指头有6个指甲已经翘起，指甲缝里还流着血，指甲中间凹下一个坑儿。我心里明白了：这是贫血、缺钙造成的。
我去村子里的私人诊所，那里的刘大夫给我的诊断是：低血压、低血糖、严重的贫血，心脏也有问题，脚踝骨也严重扭伤。刘大夫立刻把我按在床上输液，说如不马上治疗就会休克。
那10天里，我输了24瓶葡萄糖、10瓶氨基酸，依然不能下床。最后又输了3瓶人血白蛋白，我才能下地走路。
诊所距离我的住处也只有500米，病好后，我离开诊所回家，路上看见一个卖西瓜的地摊，我摸着圆圆的西瓜直发愁，因为我连搬个西瓜的力气都没有。就那500米的距离，我居然停下来休息了7次，等终于回到了我那间土房子，我站在称原料的地秤上，称了一下自己的体重。我1米78的个头，体重却只剩下110斤。
我也算是命大福大，病好后，经过三四个月的苦干，产品销路慢慢地上升了。我是搞机械出身的，后来我使用的生产机器全部是我自己组装的，搅拌机、灌装机什么都有。客户也渐渐地由几家发展到30多家。我改名叫扬帆，就是重新扬起风帆的意思。那名片现在都有。我雇了三四个人出去送货。再后来有车了，开着车送货。半年后，你知道北京大概有多少客户用我的货？300家，像首都宾馆这样的大宾馆定我的货有１０家左右。首都机场一共４个大餐厅，用的全都是我的货。一次就拉１吨。
终于还了背负８年的债（5）
我那时虽然又赚了钱，可是全用到投资设备上去了。我那时又开着车送货，成本过大，利润太低，我支撑不下去了。而且货款都是按月结账，资金周转不过来。我想要是能够再有一笔钱就好了，那怕几万块钱呢，可上那儿去借呀，我欠的债还没有能力偿还呢，谁会借我呀？
那些债主里还有一个把我告到了法院。那时候几万块钱就是个大数。法院立了案到处找我，有个朋友跟我通风报信了。半辈子风平浪静的，哪经过这些事？一听说法院找吓得要命，有时走街上，冷不丁听到警笛响就打个激灵，以为有人来抓我。
当时不知道怎么，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要是有地方能出卖器官就好了。我当时在日记里写道：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收购人体脏器的医院，如果有的话我愿意卖掉自己的一个肾，哪怕卖个三万五万的，我的事业就能发展起来了。
我真是觉得走投无路了，再说卖了器官还能帮助别人，这不一举两得的事儿？我挺激动，第二天早晨就直奔了一家大医院，找到外科的一个主任，对他说：“大夫，我想卖掉自己的一个肾，能卖多少钱？”主任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我说：“你穷疯了？你是不是有病？开什么玩笑！”我说：“大夫，我没有疯，我也没有和您开玩笑，我是认真的。”我诚恳地说。主任问我：“小伙子，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说：“大夫，我的事业失败了，欠了一大笔的钱，我还要重新干事业，急需这笔钱。有了这笔钱，我就能把事业干起来，就能还债了。”
“我还没有听说过卖肾干事业的呢，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拿什么干事业？听说过没有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你还年轻，人生的路还长着呢，你可不能胡思乱想呀！再说了，像这么大的事儿，需要你的亲属签字才行，他们能同意你这样做吗？”
离开医院后我很失望，就回到了久别的生母家———那会儿我的养母已经去世了。我把要卖肾的事情跟我母亲说了，希望征得她的同意。谁知我亲妈听完，“扑通”一声就给我跪下了，哭着说：“孩子你可万万不能这样去做呀！妈妈生你养你不容易呀，咱家就你是个有出息的孩子，你可不能胡来呀！”说完立刻打电话把我大哥和妹妹叫回家里，给我开了个家庭会，商量我今后的出路。
我妈那天才得知我欠下了巨额债务，而且还有个债主把我告上了法庭，法院也在到处找我。我妈家的亲戚好多都在国外，她出主意说，我看你干不下去了，干脆到国外先躲一躲吧。
我那会儿有官司在身，哪敢出头露面的？好在我妈妈在改革开放后成了区里的政协委员，她出面很容易地帮我办好了出国手续，让我去日本的姨妈那里。
就这样，１９94年那年，我把这个小工厂托付给了和我一起创业的两个外地来的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