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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回来交待的吧？”
“我不知道！”姚春气急败坏的说。
几个人便你一句我一句绘声绘色地向苏菁菁描述了那天早晨厂长如何臭骂姚春，下午的会上怎样批评姚春和杜强，会后杜强怎样打高登的全部情形。
“小苏呀，你还年轻，还正要活人，你可千万不要和坏人同流合污呀。”有人竟然在她面前搞起策反来了。
苏菁菁的脸涨得通红，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眼眶里的泪珠团团转。她呼地站起，提了钱包，撂下一句“我不玩了！”便转身离去。
几个老家伙才意识到他们的话说过头了，才又互相埋怨起来。
苏菁菁并不是个不明事理的女人。她并不责怪那几个麻友说那些话，怪只怪他们说得太过火，让她头上戴镯子脸上过不去。她也深知防人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自己男人干下了那些罪恶的事，她知道迟早总有一天会暴露，会被人揭穿的。纸里包火终究是包不住的。她只是责怪高登这蠢驴，自己干下的事情自己还不清楚，怎敢去得罪那么多人，而且偏偏要得罪那些知情的人。她害怕，据这几个麻友说，厂里已经弄得满城风雨，说明高登已经非常危险了，这风一旦吹大了，上面查着来，高登就完了。她后悔，悔不该当初高登要建那个别墅，自己心一热就答应了。树大招风，别人看着红了眼，嫉妒你，就盯你的疤子，找你的茬子，这不，事情就来了。她气恨，气恨高登那么恣意张扬，就建个别墅，深怕人家不知道，吹得烟雾喧天，造了那么大的声势。人狂没好处，老鼠狂猫咬住，这不，麻烦就来了。
苏菁菁这样想着，风风火火赶到高登的办公室。高登这时拿着电话正在眉飞色舞地和人热侃。她一步上前从他手中夺下话筒狠劲的扣了，拉起他的手就往家里走。
“啥事呀你？我在上班！”高登边走边说。
“上他娘个脚！火都烧到你的脚把子上了，你还有闲情上班！”
“啥事呀？神经病！”
苏菁菁将高登拉回家中，如此这般地向他描述了一通麻友们的话，指着高登的鼻尖骂了他七七四十九个蠢驴。骂完便坐在沙发上呼哧呼哧直喘气，脸涨红得像猪肝一样。高登一时吓得目瞪口呆，双手抱着头只揪头发。
两人僵持了半天，苏菁菁干咳了两声说：“亏你好歹还是个县级干部，遇到事情就知道长吁短叹，就知道揪头发。现在最要紧的是想方设法压住这股风。我们得想想办法呀！”
“这又不是咱们家里就能解决的事。别人的嘴在人家头上长着，人家要说，咱有啥办法？”
“蠢驴！”苏菁菁又指着高登的鼻子骂了一句。
“你不蠢，你倒是说出个高招来呀！”
苏菁菁沉默了片刻说：“明天，我们分头四处借钱，四处找人贷款，就说工程款不够了。缺口说得越大越好。”
高登蓦地如释重负，呼地抬起头，拍了一下苏菁菁的肩膀：“好主意！”
“还有，为了预防意外，保证安全，必须尽快将咱们的大宗存款转到我弟的账户上去。”
高登也诺诺称是。他想，女人家就是心细，临阵不慌，临危不乱，总能够快速地做出反应，化险为夷。
第二天，苏菁菁再也没有去打麻将，她趁工余时间工人们都在家，便东家出西家入挨门挨户地哭穷借钱，高登则首先将自家存折上的钱转往苏二牛的账户，然后到处张罗着要贷款。她用苏二毛的存折作抵押贷了五十万元，将贷款凭证时刻装在身上，逢人便掏出来给看：“我这人是个马大哈，把黄河看成了一条线，以为有那么三五十万就能建个别墅，不想现在刚搭起个摊子就卡壳了。这一下麻烦大了，我碌碡拉到了半山上，上上不去，下下不来，不知到时还要贷多少款，累多少债。我这一辈子早被债务压得翻不过身了。”
人们不禁发出疑问：“这两口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在这儿玩的什么把戏？”
15
爆炸事件发生后的第二百八十天，多年不开壶的姚春竟生出个男孩儿来。人们一推算，这孩子正是爆炸事件前夜的产品。
等孩子过了满月，姚春夫妇将他抱出来亮相，大家见了，更说那孩子冬瓜样头，苦瓜样脸，尖嘴猴腮老鼠眼，酷似高登，便都私下里说这是个杂种。
儿子百日那天，姚春抱了他去找测字命名的先生要给取个名字，测字先生问了生辰八字，掐了掐手指，捻了捻胡须，沉吟片刻，说出“郭春海”三字。姚春一惊，赶紧提示：“孩子他爸姓李，我姓姚，我的名字叫春……”
“我知道。你听我说：这个孩子属于三个男人，头是姓高的所做，身子是姓李的所为，当时，姓郑的在一旁听着，与他关系不大，就算耳朵是他的吧。这便是‘郭’字的来历。至于名嘛，‘春’取‘三人日’之意；‘海’是补充说明，拆开来，前面是三点，后面是个每字，取‘每人只有一点’的意思。”
姚春羞得面红耳赤，气得目瞪口歪，眼眶里噙满了泪水，浑身索索发抖。她想哭，想骂，想打这测字先生耳光，可是她什么也没做，只是气冲冲的说了声“我儿子不用这名字！”便夺门而出扬长而去。
命名的先生追出门来喊：“哎——这位女士，你还没付我钱呢！”姚春头也没回就一溜烟走了。
姚春抱着孩子去了另一家命名馆，测字先生将孩子的生辰八字记在本子上，收了一百元押金，叫在三日后来拿名字。
第三日，姚春兴冲冲地去了那个命名馆，测字先生拿出本子说出三个字：“享春海”。姚春脸一红说：“这姓不对。孩子他爸姓李，我姓姚……”
测字先生捻着胡须说；“你听我说：这孩子本来应该姓郭。他属于三个男人，头是姓高的所做，身子是姓李的所为，当时，姓郑的在一旁听着，与他关系不大，就算耳朵是他的吧。这便是‘郭’字的来历。可是姓郭的第二天一早就被炸死了，这只耳朵也就去掉吧。这名字还算可以吧？”
没等测字先生说完，姚春已夺门而出扬长而去。
测字先生取出二十元钱追出门来喊：“这位女士，命一个名收八十元，还找你二十元哪！”姚春头也不回地走了。
过了些日子，姚春抱着孩子又找了一家命名馆。测字先生观了孩子面相，问了生辰八字，收了押金，要她三日后来拿名字。她怕这先生又胡乱做文章，便一遍遍地叮咛：“孩子姓李，请先生只给取两个字的名字就行。”
测字先生没弄懂姚春的心思，说：“我这儿按名字收费，一个名字不管多少字，都收一百元。”
三日后，姚春去了，测字先生给了她“三福”二字。姚春问取何意，那人说：“这孩子很有福气。首先是长了一脸的福相，这是一福；你家里钱很多，这孩子一辈子躺着都用不完，这是财福，是第二福；第三嘛，这孩子一定会长成个美男子，会很有艳福，将来肯定能娶个如花似玉的漂亮媳妇。”
姚春听先生这一解说，心中窃喜，便又掏出一百元硬硬地塞给先生：“先生这名字取得好，这一百元就算我奖给你的。”
先生收了钱，暗暗高兴，嘿嘿嘿地笑了笑。
谁知这名字一传出去，大家竟然发现测字先生用了谐音，便将它叫转了。大家都叫这孩子“三父”。
16
这一天，高登突然将杨锐和杜强叫到他的办公室，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张表，让他们赶快填好交给他。
这是一张提拔县级干部的情况登记表。杨锐和杜强拿到这张表，先是一愣，丈二和尚一时摸不着头脑，然后各自便有了自己的想法。杨锐虽然一时搞不清高登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骗局，里面肯定有着可怕的杀机。杜强却想，前几年说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用不着枪杆子了，拳头里面不是照样出政权吗？他把功劳记在了前些日子对高登的一顿猛揍上。
高登见两个人拿到表后表情复杂，便哈哈一笑说：“怎么了？你们觉得意外吗？其实，这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先将视线转向杨锐，“杨厂长，按你的学历，按你的资历，凭你的贡献，你早就应该提拔了。这些年，我也一直找市上领导，多次为你争取，为你在领导面前说的好话最少能拉一火车皮，可是总不见效。这一次，算是领导开恩，基本上答应了我的请求。”他又将目光转向杜强，“杜强，你这小伙子年轻有为，能力很强，是个很好的苗苗，是个难得的人才，发展前途无量，就是偶然有急躁情绪。我从前一直对你说，我不会亏待你的，你总是性急。那个小小的办公室主任有啥当头？你竟然为那么个毛毛官向我发脾气。发就发了，我不计较，毕竟是年轻人，火气大。”他复将视线对着两人，“能在我面前发火的同志才是好同志，说明你们心直口快，心胸坦荡，光明磊落。人常说，明枪好躲，暗箭难防。人最怕的就是钻在背后放暗箭，只要你们不向我放暗箭，就是好同志……”
杨锐听着这话，心里一下明朗了：我就说这黄鼠狼怎么突然学起猫叫了，原来这老家伙是想借此化解我们的矛盾并收买我。
杜强没等高登说完，早已热泪盈眶。她声泪俱下地向高登说：“高厂长，大人不记小人过。您是大领导，我想您不会和我这小人计较的。以前是我对您不好。我误解了您的一片好心。请您一定不要放在心上。从今以后，我愿为您效犬马之劳！”
其实，高登说给杨锐的这些话一半是真，一半是假。他说他这些年一直找市上领导，多次为他争取，为他在领导面前说的好话最少能拉一火车皮是假的，可是他这一次找领导为杨锐说情却是真的。他曾提着礼品礼金找过市委书记、管组织的副书记、市长、组织部长等人。他找到这些人，一提起给杨锐要官，这些人无一例外地产生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的感觉。他是说过杨锐的一些好处，比如业务过硬啦，比如搞科研有一套，已经出了许多成果啦等等众所周知的优点。他最后说：“你们一定想办法把这个人提一下。这个人在厂里有一部分势力，闹得厂子不得安宁。我曾想将他处理掉，厂里生产这一块又离不开他……”
几位领导都犯难了：按杨锐的人品，按他的能力和贡献，本应该让他当一把手厂长才合适。高登尽管问题很多，群众影响很坏，社会反响很大，本应该调整，可是人家上面有省委王副书记作靠山，谁还敢动他？尽管市上的领导们不知道高登和王副书记的关系究竟有多深，可是他们总感觉这关系不一般。他们不仅不敢动高登，甚至还想着某一天，如果需要，还得巴结高登，让他在王副书记那儿给自己打通某些个机关哩。杨锐本也可以不当玻璃厂的厂长，而提到市里的某个对口的机关，比如科技局呀，科委呀，科协呀，给个局长或主席，可是玻璃厂偏偏离不开这个人。这就让领导们为难了。
还是高登聪明，他看出了领导的难处。他自己一身兼二职，既是厂长，又兼着书记。他原想将书记的位子让给杨锐，可是经过反复捉摸又觉得不妥，那样让杨锐的权过大，力量过强，很可能失控。他对领导们说：“杨锐这人，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是个狂妄之徒，不适宜当大官掌大权，只能给个嫌职，让他享受个县级待遇就行了。我的意见是，现在各单位不是都配备检察员、巡视员这些嫌职吗，干脆就给他个什么员让当着吧。”经他这么一提示，几位领导的心里一下有了数。
过了些日子，组织部的红头文件下来了：杨锐被提拔为玻璃厂县级检察员，杜强被提拔为副厂长，接替杨锐的工作。原计财科的科长被提拔为市财政局的副局长。另外还提拔了几个科级干部：姚春被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和她丈夫一起掌管办公室的事务，人们都说玻璃厂办公室成了他们家的。办公室还增加了一名副主任，是原来的会计。原计财科的会计当了计财科科长，出纳当了副科长。还有前些日子与高登吵过架的几个骨干分子，也都给了车间主任等小官。
杨锐得到这样个官，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他清楚各单位的检察员都是嫌职，是专门用来给那些年龄偏大而又无法提拨的老人手们解决待遇的个官职，其实并不是个什么官，也没有任何权力。他才四十多岁，享受这待遇明显偏早。他自己也不期望当官，他只想着在研究领域能有新的突破，取得新的成果。他想找市上领导和组织部门辞掉加在自己头上的所有官职，一心一意地搞科研，搞生产。可是他又一想，玻璃厂的政权掌握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