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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回报衡量）与其说是因为你多有效率，倒不如说是因为你上了哪条船（尽管无论是在好的公司或不好的公司中，智力和努力都有很大帮助）。如果你发现自己在一艘长期漏水的船上，那么造一艘新船要比补漏洞有效得多。1。5基于所有者的公司捐赠方法。
最近一份调查报告说，大约有50％的美国大公司由董事进行慈善捐赠（有时是以3：1的比例）。实际上，这些所有者的代表将资金捐赠给了自己喜欢的
慈善事业．而从未与所有者商t过他们的慈善偏好。（我感到纳闷．如果这个过程是反过来的，而且股东可以为自己喜欢的慈善事业花董事的钱，那他们是什么感觉。）如果A从B那里拿钱给C，而且A是立法者，那么这个过程就称为纳税；但是，如果A是股份公司的官员和爹事．这个过程就称为慈普事业。除了那些明显对公司有利的捐口以外，我们仍然认为它应当反映所有者的慈善偏好．而不是公司官员和蔽事的。
1981年9月30日，伯克希尔收到美国财政部（U。S。 Treasury Department）的纳税规定，这项规定在大多数年份里能对你们的捐财选择产生很大的好处。
每个伯克希尔的股东—在与其拥有的伯克希尔股票数量成比例的基础上—能够指定我们公司的慈普捐赌对象。股东报出受益人的名字；伯克希尔来签支票。这项纳税规定说，股东进行的这种捐赠指定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
因此，我们的所有者如今可以行使一种在股份分散的公司里只有经理才能行使的特权，尽管这种特权通常由股份集中的公司的所有者行使．
在一家股份分散的公司里，管理层通常以两种主要的类型安排所有慈善捐款，而根本不必听取股东的意见：
（1）使公司直接受到大致与捐财成本相称的利益的捐欲；
（2）通过各种难以衡量的、滞后的反债结果使公司间接收益的捐欲。
在过去及将来，我同其他伯克希尔的管理层都会按第一种类型安排所有的慈善捐欲。但是，按这种类型进行捐款的总倾相当低，而且将来也会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因为许多捐款都不能对伯克希尔产生大体相称的直接利益。
伯克希尔根本没有第二种类型的慈善捐款．因为我不适应大多数公司的做法，而且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替代。对于普通公司的惯例．使我感到困惑的是，捐婚更多地取决于是谁在申请援助以及同行会如何反应，而不是对受财人活动的客观评价。习俗常常可以压倒理性。
这样做的常见结果是，用股东的钱满足公司经理的捐财意向，而这个经理通常受到特殊社会压力的巨大影响。这读常还会产生一种额外的不一致；许多公司经理对政府分配纳税人的钱横加指责，但对自己分配股东的钱大加赞赏。
对伯克希尔来说，一种不同的模式看起来更合理。就像我不会让你为你选择的慈善捐赠在我的银行账户上开支票来满足你的个人判断，我认为，为我选择的慈善捐赠在你的公司“银行账户”上开支票是不合适的。你的慈善倾向与我的几乎一样，因此对于你我来说，用多少资金以减税的方式进行慈善捐赠主要取决于公司而不是我们自己。
在这种环境下，我认为伯克希尔应当更多地效仿不公开募股的公司，而不是大型的上市公司。如果你和我各拥有一家公司的50％，那么我们的慈善捐赠决策就会非常简单，与公司业务直接相关的慈善事业将首先获得我们的慈善资金，与“业务相关”的捐赠之后剩余的钱，将大致按我们所有权的大小，轨配到我们感兴趣的各种慈善事业中。如果我们的公司经理有什么建议，我们会认真听取—但最后的决定是我们的。尽管我们公司的形式不同，但在这个方面我们很可能会像一家合伙公司那样操作。
尽管我们通过一家大型的，股份相当轨散的公司进行慈善捐赠，但只要可行，我相信保持这种合伙制观念的作用。财政部的规则允许这个领域的合伙制式的行为。
我很高兴，伯克希尔的慈善捐赠能以所有者为主导。这颇具讽刺意味，但又可以理解，越来越多的大公司的慈善政策是按照雇员的要求进行捐款（而且—对这一点你可要挺住—许多公司甚至按董事的要求捐款），但据我所知，没有一家公司计划按所有者的要求进行慈善捐赠。我说“可以理解”是因为，仅有短期投资目标以及缺乏长期所有者的洞察力的机构“转来转去”地拥有许多大型公司的大部分股票。
我们自己的股东是另一种类型。每年末，大约98％的股票是被在每年初即是股东的人持有。这种对公司的长期支持反映出一种所有者的心态，作为你们的经理，我要通过各种可行的途径对你们表示感谢。这种指定捐赠的政策就是例子。
我们使股东指定公司慈善捐赠受赠人的新计划受到了异常热烈的反应。在有资格参与的932206股中（我们股东记录中实际出现的所有者名下的股票），有95。6％的股份做出回应。甚至在剔除与巴菲特有关的股票后，回应率仍高达90％a
此外，3％以上的股东看动写信或便条，完全赞同这个计划。参与和评论的水平超出了我们见过的任何股东响应—甚至是那些公司职员和佣金高的专业代理组织的深人请求之下的响应，相比之下，你们特别的响应水平甚至是在没有伯克希尔的回复信封的暗示下发生的。这种自我驱动的行为是对整个计划的赞扬，也是对我们股东的赞扬。
很明显，我们公司的所有者喜欢不但拥有而且可以行使把他们的钱捐向何处的决定权。“父亲知道得最多”的公司治理学校会惊奇地发现，我们的股东中没有哪位会寄出印有伯克希尔官员对与股东的股份相应的捐赠决定—当然是以他们超人的智慧—的指令的指定表格。也没有入会建议，把他在我们的赠款中属于他的那部分用来满足由我们公司的董事做出的，对董事挑选的慈善团体进行的捐赠（在许多大公司中，这是一项流行的，不断扩散的，不公开的政策）o
总计有1 783 655美元由股东指定的捐款被分派到675个慈善项目中。此外，伯克希尔及其子公司将继续按业务经理的本地化决定进行某些捐款。
会有一些年份，也许2/10，也许3/10，此时伯克希尔的捐款会产生低于标准的减税—或者根本没有，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完成股东指定的慈善捐赠计划。而在另一些年份里，我们希望大约在10A 10日左右通知你能够指定的每股捐款额，回复表会附在通知里，而且你将有大约3周的时间指定你的捐款。
这个指定捐赠的主意，与其他许多已经为我们带来众多好处的主意一样，都是由查理·芒格—伯克希尔的副董事长—想出来的。不管头衔如何，查理和我在管理所有控股公司时像合伙人一样工作。我们作为经营合伙人享受我们的工作几乎达到了“罪孽深重”的程度，而且，我们喜欢让你们作为我们的财务合伙人。
除了由伯克希尔做出的由股东指定的捐赠以外，各公司的经理们也进行捐赠，包括商品，每年平均在150万一250万美元之间。这些捐赠支持了当地的慈善团体，如联合劝寡协会（The United Way），而且大致对我们的各个公司产生了相称的利益。
然而，我们的营运经理和母公司的官员都不会在他们本人作为股东所做的
捐赠之外，把伯克希尔的资金捐给宏大的国家计划或对他们个人有特殊营益的慈善活动。如果你们的雇员，包括你们的CEO，希望给他们仍然眷恋的母校或其他机构捐款，那么我们相信他们应该用自己的钱，而不是股东的钱。
让我加上一句，我们的计划易于管理。去年秋天，有两个月我们从国民保险公司借来一个入，帮助我们贯彻我们7500名注册股东下达的指令。实际上，我们整个公司的通常开支比我们慈善捐赠总额的一半还少。（但是，查理坚持要我告诉你们．我们490万美元的通常开支中有140万美元用于公司的喷气式公务机。这是不可原谅的。）09以下节选自1986年的信：
去年我们购买了一架喷气式公务机。你们听到的有关这种飞机的传闻都是真的：它很贵，而
且在我们这种很少去偏远地区旅行的情况下是一种奢侈。而且，飞机不仅使公司开销很大，
而且仅仅看看它的开销也很大。对于一架1 500万美元的飞机来说，每年的税前开支，资金
成本加上折旧费用很可能达300万美元。对于我们的飞机一用85万美元购买的二手飞机—
来说，这些成本每年近20万美元。
认识到这些数值，不幸的是你们的董事长过去已经在喷气式公务机上有一些相当无节制的记
录。相应地，在我们购买飞机前，我被迫进人了我的伽利略（Galileo）模式，我迅速经历了
必要的．‘反对新发现的状态”，因此现在的旅行已经比过去更加简单—而且更加昂贵。伯
克希尔买这架飞机是否物有所值是一个公开的问题，但是我将努力获得某种我能够（无论多
么可疑）归因于这架飞机的业务成就。我害怕本·富兰克林（Ben Franklin ）看到我的开梢
数饭。他曾说：‘．做一个有理性的家伙是多么方便的事，因为它使一个人能为其打定主意要
做的事找到或制造一个理由。，．
以下节选自1989年的信：
去年夏天，找们卖掉了3年前以85万美元买进的喷气式公务机，并用670万美元购买了另一架
二手喷气式飞机。注意到卡尔·塞根关于阻止细菌指数增长的障碍的风趣话题混一见后面的
结束语，不难理解一些读者将会惊慌失措：如果我们的资产净值继续按目前的速率上升，而
且置换飞机的成本也按目前1的％的年复利率上升，那么用不了多久，伯克希尔的所有净资
产都将被它的喷气式公务机耗尽。
当我把喷气式飞机等同于细菌时，查理并不喜欢，他认为这个比方把飞机降级为细菌。他对
豪华旅行的概念是乘坐一辆空调巴士，而且只有在票价便宜时才肯上车。我本入对喷气式飞 机的态度可以用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基督教哲学家，最伟大的拉丁教
父。—泽者注）在考虑摒弃世俗的享乐生活成为一名牧师时做的祷告（我相信这不足为信）
来概括，在与理智率情感的冲突做斗争时，他恳求道：‘·上帝啊，让我变得纯洁吧—但不
是现在。”
为飞机命名可不简单。我最初提议命名为‘·查理·芒格号’，查理则用‘．畸变号’回应，最
后我们选择了“不可原谅号”。53
下面的清单是我们的股东指定他们捐款用途的几大类。
（a） 347个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收到569笔捐款
（b） 238所学院和大学收到670笔捐款
（c）244ffrK…12学校（大约有2/3是非教会学校，1/3是教会学校）收到525笔
捐款
（d） 288家专注于艺术、文化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机构收到447笔捐款
（e）180家宗教社会服务组织（大致按基督教和犹太教等分）收到411笔捐款
（0 445家非宗教的社会服务组织（大约40％与青年有关）收到759笔捐款
（g） 153家医院收到261笔捐款
（h） 186家与健康有关的组织（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等等）收到320笔捐款
这份清单中有3件事尤其引起我的兴趣。首先，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当入们在自愿的基础上，在没有募捐者的压力下，或在没有慈善事业的感召下，会选择什么捐款对象。其次，上市公司的捐款计划几乎从不允许向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捐款，但很明显这些机构是许多股东愿意资助的。其三，我们股东的捐款显示出相互冲突的人生哲学：130笔捐款给了信奉使妇女可以方便地流产的组织，而30笔捐款指定给了不允许或反对流产的组织〔除了基督教堂以外）。
去年我曾告诉你们，我正在考虑增加伯克希尔的股东在我们指定捐款计划下的捐款额度，并且要听取你们的意见。我们曾收到一些写得很好的回信反对整个计划，理由是我们的工作是运作公司，而不是强迫股东捐善款。但是，大多数相应的股东注意到了这个计划的赋税效能，极力主张我们增加指定的捐款额度。几位已经把股票留给了子女或孙子孙女的股东曾对我说，他们认为这项计划是一条非常好的途径，使年轻人在小时候就考虑到捐款的问题。换言之，这些入将整个计划看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