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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后，到1948的4月13日，从不知疲倦的梅患了心脏病，疲倦和压力击倒了她。她马不停蹄地进行全球努力，筹集避免阿拉伯战争的资金取得了成功，但她却不得不因病休息3个星期。当1948年5月14日在巴勒斯坦宣布以色列国家成立时，梅再度忙碌起来。“金色女孩”的座右铭是：“如果你认为行，它就肯定不是梦。”她刚强的意志使她的梦变为现实。54岁的梅是以色列独立宣言中唯一的女签名者。当新国家成立，奏起以色列民族的国政时，梅禁不住泣不成声，这一宣言结束了犹太人长达1887年没有国家的流浪生活。梅再次被派往耶路撒冷任职，那儿是斗争最激烈，最不安定的地区。梅每天面临死亡的威胁，那儿到处是枪杀。在战争前线，梅常常将手榴弹放在内裤和胸章里（马丁，1988）。
1948年9月，梅被任命为以色列首任驻俄大使，她担任此职，不是由于通常情况下的政治倾向，而是她最有资格胜任此职位，她俄语流利，又出生于基辅市，深谙那儿的文化；除此之外，她是政府中最擅外交辞令者。梅带着女儿莎拉同往莫斯科，但于1949年4月回国担任总理戴维·本—居里安内阁的劳动和社会保险部长，梅成为国家全国保险计划的建构者，在以后7年中，她负责这项计划的推行实施。1956年，梅又被任命为外交大臣，成为以色列驻联合国的代表，以后10年中，她奔波穿行于世界各地，对非洲许多国家的成立起着积极作用。在对南非民族的帮助中，她成为义务的负有使命的福音传播者，她摆脱个人恩怨，帮助这一民族存活。
68岁时她辞去内阁职务，担任稍轻松的玛派党书记的职位。
梅在1968年7月辞职是因为年事已高、身体欠佳，而几个月以后，她又突然开始繁忙的政治生涯。因为1969年3月17日，前首相列维·艾什科尔突然去世，哥达·梅被一致推选为以色列第四任首相。在任职时她说：“我们的命运不能、也绝不会让别人来决定”。这位执着的妇女最后掌管着她毕生致力于创建的国家，她成为阿拉伯人难以对付的对手。
和平和让人满意是哥达·梅任职期间的主要目标。停火线已谈妥，但边界时有冲突。梅的政府经济被不间断的争执所困扰。她那时为了以色列的阿拉伯敌人，“在70岁时还比过去奔波忙碌时工作时间更长”。当她的批评者说她必须更注意以色列国家形象时，她回敬道：“这是面对死亡而让人同情，还是生存而给人坏印象的生死选择，我们情愿生存而让人留下坏印象”。
和平看来是个短命的奢侈品，危险常常悬在头顶，然而停火线却迷惑了她的内阁们，让他们误以为安全。梅有种直觉，战争一触即发，提醒着她的内阁和助手们，尤其是以色列战斗机在1973年3月击中一架利比亚波音727客机，使106人死亡。这驾飞机无意闯入以色列领空，导致事件发生。梅立即飞往华盛顿，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会面。
约姆·基帕是赎罪日，也是犹太教中最神圣的节日，梅的许多内阁官员在1973年的此刻去过节，而构凭女性直觉感到事态不妙。有报告说俄国人跨出阿拉伯领地，还有其他迹像让她担心阿拉伯人的战争企图。她的顾问和官员们说：“别担心，不会打仗的”。而她的直觉告诉她并非如此，以色列情报机构告诉她，俄国部队从叙利亚消失。她在约姆·基帕战争前一天，10月5日中午召开少数高级官员紧急会议，说：“瞧，我早就有可怕的预感，事情会发生，这令人想起1967年一我感到这一切都有预兆”。梅的主要内阁成员，国防部门、情报头目，商业部门都一致说：“没什么异常”。梅后来说：“我真该听从我的感觉，当机立断采取行动，我知道我应该那么做，我以后一直记住这种教训”。梅的直觉很准确，但却未能避免2500名以色列人丧命的悲剧发生。如果梅的内阁们能相信她的直觉力量，这些以色列人可以幸免于难。
梅是勇气十足的人，坚信力量对一个国家和每个人都至关重要；如果她没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这个民族国家也不可能生存下来，而如果没有内在的力量，她也不可能具备处置事情的能力。在约姆·基帕战争时，梅已75岁，但离开她办公室从不超过1小时，她每晚睡眠不到4小时，常常为她挚爱的民族和年轻战士们熬夜，偶尔在办公桌上打个盹。战争第五天，战火危及全国，她半夜打电话给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他的助手说现在是晚上，等到明天早晨再打来，梅说：“我不管是什么时候，我们今天就需要帮助，因为等到明天就太迟了，我要亲自微装出行，飞来与尼克松会面，我要越快越好”。（基辛格被她说服，邀她到了华盛顿。）梅的毅力和信心起作用了，美国飞机及时赶到，避免了战争，挽救了这个国家。这位75岁的坚韧妇女，再次凭其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态度强硬，挽救了她的国家。
在度过5年多灾多难的首相生活后，梅于1974年4月10日辞职，她已近76岁，她说：：“我已无能力再承受这负重担了”。她1921年刚到这儿时，巴勒斯坦犹太人有8万人，而她1974年离开时，人口已达300万。这位自信的妇女一直以力量支撑着整个生活，她任职时最后一次讲话显示出她具鹰派味的、力量型的求生欲望：“如果以色列不强壮，就不会有和平”。她还可以说：“如果妇女不坚强和自信，她不会有权势。”这是这位力量型女性的本质。
气质：直觉—思维者
“哥达具有准确无误的本能和直觉——在逻辑思维和直觉思维两方面都如此”，这是传记作家拉尔夫·马丁（1988）的评述。马丁认为梅具有普罗米修斯精神，像大多数创造幻想家那样是直觉和理智的结合，梅还有另外的品格，帮助她成为世界上伟大的妇女领导人，她有自信的领袖魅力。具备激情鼓舞性的演讲才能，她鼓舞人心的讲演是她最显著的才能，这是她与奥普拉·温弗雷和玛丽·凯·阿什共有的品格。戴维·本一居里安在听了她在英国议会的讲话后评论：“我被她的大胆言辞所震惊，她的话语惊世骇俗，她口若悬河，坚定不移，言词犀利，一针见血，有胆有识”。美国高级法官阿瑟·哥德伯格称她是“放火者”。梅始终是个“金色女孩”，而那些只把她看作70岁的管家婆的人，却往往忽视这点。
梅的自信难以复加。1973年她作为首位受接见的以色列官员前往梵蒂岗，当她以种进攻性而非防御型态势与主教交谈时，红衣主教被震惊了，她告诉他：“我们永远同情着别人”。梅的访问标志着犹太国首次被梵蒂岗承认，她证明了她对犹太复国主义坚定的信念。她在自传中承认这点，“我的一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信”。
梅除了有力量和决心外，还具备外向、活跃的个性，她往往当机立断。传记作家佩吉·麦恩在1970年时和她同在特拉维，说：“当她作决定时，主意已定下。”麦恩戏称梅的内阁是：“哥达的厨房内阁”，“决策往往从哥达的厨房中配制而成”。梅的政治顾问斯密查·迪内兹说：“她具有女人最好的品格——直觉、洞察、敏感和同情——还具备男人的品格——力量、决心、务实、目的明确”。梅的直觉力量给以后的女领导者以信心。梅在1973年约姆·基帕战争中的直觉力，就显示出女领导者凭直觉感知危险的力量，梅的敏锐直觉不被男性内阁成员所重视，致使以色列许多人丧生。
家庭与事业
梅于1917年12月27日与内向的古典音乐家莫利斯·麦尔森结婚，她年方19，但已是一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她让莫利斯保证他们未来共赴巴勒斯坦；他保证了，但并不知道这位着魔型女性的紧迫感，在他们结婚后几周，党就叫她前往西海岸为犹太复国运动筹钱，她临走时说：“党说我应该去，我就去”。不久，梅又决定巴勒斯坦是他们的理想乐土，她要去那儿，莫利斯不想去但拗不过坚定的梅，莫利斯受不了巴勒斯坦犹太聚集区的艰难生活，说眼妻子一起到特拉维生养孩子。这种情形持续不断，因为梅总是愿意牺牲任何事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她1928年遇见莎沙·赛尔曼后，她和莫利斯一直分居。梅总是愿意为以色列牺牲自己、家庭和丈夫。
梅与以色列历史上许多重要人物联系密切，她与才华横溢、追逐女色的塞尔姆·莎沙有恋情，他是个“有着百科全书般脑子的狂人”，成为她的老师和情人，这位迷人而善辩的演说家成为以色列的未来总统，保证她在1968年成为首相，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位总统向她前情人发誓让她成为首相（马丁，1988）。在30年代，他俩走遍世界各地，莎沙曾答应离婚后与梅结婚，但他没做到，但即使如此，这位有活动力的领袖无疑对她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这便是一系列这种恋情的开端，以致她的敌人贬斥她是“床垫上的梅”。
梅与许多伟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有恋情，戴维·本一居里安，戴维·雷姆兹，伯特·凯兹内尔森，塞尔曼·阿雷内和亨利·曼托，都是她事业生涯中共同工作和战斗的名人巨士，他们都是她达到顶峰的关键人物。雷姆兹的爱持续了一生，他在党内为她提供了许多职位，梅说：“他是我真正的指南针”，很长时间内的良师，她常承认：“我很爱他”。凯兹内尔森以以色列的苏格拉底闻名，在30年代时首次任命梅为主管，成为互助部部长，梅提到阿雷那给她生活带来了幻想。曼托是个美国著名的资金筹集人，她30年代去美国筹资时，他成为她的知己和情人。
梅的举动往往没有坏心，她只是个充满激情的女性，凭自己的认识和感觉去生活，她是如此专注，并不会费神担心有什么结果。雷姆兹是终生情人，甚至他的妻子也被梅的魅为迷住，雷姆兹太太描绘梅具有“巨大的气质魅力”。梅承认自己将事业置于家庭之上：“我知道，我孩子小时候为我忍受许多不幸”。这位专注的工作狂会为犹太复国事业牺牲自己——这等同于她自己的事业，也是她真正的家。
生活危机
自从梅在贫困潦倒的俄国乡村出生后，她的生活中危机不断，20岁在耶路撒冷时她几乎死于饥饿，她在俄国屠杀犹太人运动时出世，生活在农村，她从来没从早年的创伤中恢复，“4岁时，我记得当时是多么害怕，多么愤慨一如果对于我的生活道路方向有什么解释的话……那就是使犹太儿童们免遭这种经历的打击”，她补充说：“我有种大屠杀情结”。对犹太人的杀害便是梅童年留下的记忆。当她的老师兼榜样的姐姐莎娜成为热情的革命者时，她注定毕生支持犹太复国主义。
如果大屠杀的创伤还不够严重，那么还有一点是在梅来到人世前，她5个兄弟死于俄国乡村的恶劣环境。在父亲去美国安新家时，她和姐姐与祖母同住，这是梅生活中一段不快活的日子。她永远忘不了这可怕的日子，70岁时她回忆起像她这样的儿童所面临的悲惨遭遇，“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无论什么地方一注定生活在水生火热，为免遭屈辱而挣扎的生活中”，她的答案是犹太复国主义和自由的以色列，这是建立在她自己早年危机经历上的答案。梅毕生致力于消除那些折魔她童年的因素。这种“基督杀手”的称号，在独立的犹太国度绝不会重现。
迁居是增强未来创造天才的独立和创造力的重要因素，迁移到新文化环境中强化自我充足，增强应付未知世界的能力，梅具有超常的诸如此类经历，这成为发展她的创造幻想的重要因素。她5岁时从基辅迁到平斯克，8岁逃脱俄国魔爪来到密尔沃基，没有机会上学（她姐姐莎娜教她读书写字），14岁逃到丹佛，16岁回到密尔沃基，22岁踏上巴勒斯坦。梅为了犹太复国主义在美国各地宣传。在以后30年，她又成为国际流浪者，在各大洲来回穿梭，而主要住在以色列、美国和俄国。除了简·芳达，书中没有一位女性有像她这么多的迁居经历，也没有人遭遇过她这么多的死亡威胁，她的刚毅和坚强，无疑是她生活中创伤和危机后的作用。
梅的乐观使她成功。她如此自信，什么也阻挡不了她的目标。这也不奇怪，在不断遭受死亡，饥饿和灾难危险之后，谁都会变得这么乐观。梅不断生活在危机之中，唯有乐观和巨大的自信使她成功，成为一名创造幻想家。
强硬的自信
哥达·梅是个乐观的妇女，自信到极点，她钢铁般意志与玛格丽特·撒切尔一样，后者在梅成为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