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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这一挑战。弗兰克·奥考纳是她的支持，追随她走在这条生活道路上。艾恩·兰达牺牲一切实现儿童时梦想：她的俄国家庭，她丈夫和她的母亲天性。她会说这是个很小的代价，因为她已实现了童年的野心，创造出在文学和哲学世界中将流芳百世的精典作品中的“超人”形象。
生活危机
在9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兰达一家几乎丧命于入侵德国军队魔爪下，兰达深受打击。3年以后，她12岁，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推进，混乱变成一场灾难，攫取了父亲的生意，举家离乡背井，从圣彼得堡逃到克里米亚半岛的奥迪莎，在旅途中，他们险遭半路抢劫匪徒的毒手。全家3年后又回到圣彼得堡，却发现共产主义者的专政铁拳已掌握了所有商业和工业，全家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地生活在布尔什维克专政下，他们靠过去储蓄度日。共产主义者的口号“人人必须为国家”印入这位早熟少年的心灵，她从这一时刻起便发誓要向世界显示“国家应该为人人”，而不是倒过来。像哥达·梅一样，兰达从来没忘记自己生活中这一恐怖的场景。心理学家最近已发现在危机型环境中会发生超级学习，在这种状态下人处于昏迷的状态。看来这些早年危机，使兰达将所有恐怖事件与共产主义相联系，推动她毕生致力于摧毁将任何事置于国家控制之中。她后来说：“我开始明白政治是一个道德事件，我反对任何政府任何社会、任何权力将任何事情强加在任何人头上”。
兰达是个“极其孤独的少年”，生活很不快活，她是个严肃庄重的孩子，对豪侠奇士冒险壮举感兴趣。她不喜欢母亲，尽管是她为她弄好去美国的签证。她崇拜父亲，但与他又不亲近，因为他常常不在，起先由于生意奔波，后来又是逃避俄国革命。兰达的内省质气使她到书本中寻找想像的天堂，维克多·雨果是她的偶像，其次是妥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些伟大作家为兰达提供能逃遁到更美好世界中去的想像的主人公。兰达最后于1926年逃到了美国，当在艾丽丝鸟下船，望着雄伟大都市中的摩天大楼，她说：“这是我生活中崇拜的一切事情的标志”。
宏观的视野和直觉成功
兰达的宏观视野和直觉思维个性使她取得巨大成就。她用自己几乎不会讲的语言写出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史诗小说，她之所以取得这一成就，是因为她从没有丢失童年的目标，致力于将英雄变成社会中伟大的哲学代言人，哈沃德·洛克成为个人主义的完美代表，约翰·戈特则代表着理性。用兰达的话说：“《阿特拉斯耸肩》是悬念故事，不是关于谋杀人命的悬案，是关于人的精神的谋杀——重生”。兰达认为《本源》的基础是“理想的人物”。她的气质赋予她看重生活中可能性和机遇的力量，这使她鄙视任何形式的否定成份，尤其是与利他主义、享乐主义和集体主义相联系的平淡无奇。兰达对于英雄和超越生活人物的想往，不仅来源于童年生活，也与她生活的宏观视野有关，她常以整体观看待世界，以创建性作为正确的核心。冒风险和革新是她的偶像，这在《阿特拉斯耸》中的约翰·戈特的论文中有简洁明确的表述：
在任何理性努力领域中创造新观念的人——发现新知识的人——永远
是人类文明的慈善家。……与他所耗费的精神能量相比，那些创造新发明
的人只得到了极小部分的物质回报，不管他赢得了多少财富，赢得了多少
钱财，都是微不足道的回报。
这段话是对非凡的创业、创造和和革新活动在哲学上和人格上的阐述，兰达的普罗米修斯精神与她的哲学信条相一致，都从以下这句话中概括出来：“我断言，任何将成功称为幸运的人，从来不曾有所成就，也不具备一丝一毫成就所必需的坚持不懈的努力精神”，这句话是直觉思维型，以宏观右脑方式看待生活者的本质，这种精神气质是所有伟大成就所必备的，对生活中所有伟大成就者，无论男女都是关键因素。
小结
艾恩·兰达引起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的嘲笑和厌恶，她深切感到世界是“黑白分明，不是灰色——非善即恶——也不存在什么判断标准，决定你选择你知道是恶的东西”。调和从不出现在她的词语中。哲学家喜欢她或憎恨她，而大多数人从不接受她的观点。文学界从不曾承认她，但她书的销量超过那些否认她的权威们。当然没有人会以冷漠的态度谈到兰达。这位创业界的完美代表“对长达2500年的文化传统提出了挑战”，结果必然引起大多数宗教、政治体制和经济观念的震荡不安。一兰达深信个人冒风险的自由，是那些乐于冒险改变现存事态方法的人的代表。这就是创造天才、创业和革新活动的本质，艾恩·兰达是取得这些领域成就所需要的哲学观和气质的精髓代表。
兰达于1982年3月8日在她热爱的纽约市去世。《纽约时代》写道：“艾恩·兰达躺在她自己选择的标志旁边——一个六英尺大的美元符号”。如果兰达多活8年，便能目睹可恶的柏林墙的倒塌，共产党在俄国的消亡，他的受启发的自私由此将能完全实现。艾恩·兰达注定成为历史上资本主义体制哲学的最强音，不亚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作用，她的《阿特拉斯耸肩》也会与马克思的截然不同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共产党宣言》相媲美。
艾恩·兰达是个完美的“创造天才”，她模仿自己的偶像凯瑟琳大帝，她在小时候说：“我觉得我就像凯瑟琳”。在55岁时，她说：“你听着，我仍然在等待这一天”，取得凯瑟琳一样的成就。我相信，历史也会对艾恩·兰达作出不亚于凯瑟琳的评价，她是真正伟大的俄国女性，勇于改变世界，并有胆魄走出这一步去实现它。
艾丽莎·罗森伯姆（艾恩·兰达）
作家，资本主义哲学家
出生：1905年5月2日，彼得堡；死亡：1982年3月6日，纽约市
主导品格：宏观视野／直觉—思维者
宗教信仰：无神论者（犹太父亲）
座右铭：“人是一个英雄人物，以自己的幸福作为生活的道德准则，以实质性的成就作为最高贵的行动，以理性为自己唯一的主宰”，“检查你的前提，考察你的含义”。
哲学观：“形而上学＝主观现实；认识论＝理性；伦理观＝自我利益；政治家＝资本主义，为人们创建受启发的自私。
绰号：“本源者”
创造／革新：主观主义哲学和意志自由主义政党原则
产品／贡献：８本书，最著名的是《本源》和《阿特拉斯耸肩》
成功：首部哲学史诗形式小说：《阿特拉斯耸肩》
自我描述：“我是英雄崇拜者、“黛格妮（《阿特拉斯耸肩》女主人公）是去除所有可能缺点的我自己”，14岁起是坚定的无神论者。
孩次序数：长女，有两个妹妹娜塔娜，艾丽娜
童年迁居：艾恩8岁时，全家逃离布尔什维克，从圣彼得堡迁到奥德莎，她14岁时又回到圣彼得堡，到瑞士、法国和伦敦旅行，21岁时独自来到美国。
父亲职业：自我奋斗者，犹太商人（化学商），失败的作家，在艾恩年幼时与她讨论政治哲学。
良师：凯瑟琳大帝，一位自主、独立的母亲
儿童时培养：在个人主义浓厚，不信教的家庭中长大；恨母亲爱父亲，绝对独立，早熟。
正规教育：5岁时自学看书写字，恨学校（比老师懂得多），到私人学校，1924年19岁时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
生活危机：9岁时经历一战，12岁时布尔什维克革命，少年时几乎饿死，美国大萧条时失业。
婚姻／恋情；与弗兰克·奥考纳结婚（1929），50年代与内森尼尔·布兰登发生恋情。
风险倾向：以尊严和认可冒险，坚持不懈反对政府，陈规和知识
气质：内向—直觉型—思维—判断者，古罗米修斯气质
行为：叛逆独立性，急躁、傲慢、教条式幻想家
事业与家庭；为理想主义牺牲家庭
自尊：小时候不断被人表场为聪明、善辩、早熟而建立起来，通过理性思维建立尊严。
嗜好：哲学和政治的理性辩论和对话。
英雄偶像：凯瑟琳大帝，塞勒斯（法国小说男主人公），亚里士多德，尼采，维克多·雨果，妥斯陀耶夫斯基
荣誉：1963年刘易斯和克拉克学院名誉博士，被意志自由主义政党和《理性》杂志奉为自由的个人主义的女神。
改变世界的13位女性第十六章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
第十六章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
——反叛的社会良知者
想成为善与恶创造者的人，首先必须是个消灭者，破除现有价值。因
此，恶的极点便是最大的善行，但必须是创造性的。
——弗里德里奇·尼采
一旦人们谈及妇女权益问题，便必然会联想到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她不仅站在政治、社会领域妇女问题的前沿，她还是个有身份、尊严和才智的别具风格的女性。她成为精美的庇护人，弱者的慈善家，显贵名流的同情者，有社会良知的大名人，也是世界上所有有思想的开明女士的理想榜样。从1970年以来，她一直是美国妇女运动中事实上的领袖，在动荡的70年代，通过在运动中增添旨在改变社会的优雅和世故风格，她使激进变得时髦。
斯坦内姆巧妙地以文字和语言作为反叛的工具，改变了60年代以来盛行的进攻性方法，她的魅力、口才和有教养举止与原有的“妇女解放者”的形象形成鲜明对照，而让人容易接受。大多数反叛性的妇女，将那些有权同意批准和对女权运动给予适当法律权力的男性大人物不屑一顾，这些充满敌意而又行为乖僻的妇女异端分子试图通过形神兼备的反抗行为来改变现有制度，而不采用使男性当权者能够明白的有说服力的方法。斯坦内姆则与他们不同。
大多数女权主义者神情激愤，成为叛逆的异端分子，偏向于使用挑衅手段和无政府态度来惹人注意，以此改变男女不平等的制度，她们试图触及现有制度的神经，引起现在状态的混乱，许多人还不时地炫耀自己的同性恋和非正统生活方式来惹人注目。斯坦内姆则聪明得多，她凭借女性魅力引起端坐高堂者的注意，正如莎士比亚在《尤利西斯·凯撒》中精避阐述的那样，摧毁已有比摧毁绝无要容易，斯坦内姆别具一格地通过与当事者交往和约会来引起某方面的变化，这是她许多同盟姐妹所不屑一顾的。
斯坦内姆决心改变不平等制度，但同作决心在现有制度可接受范围内完成这一目标，因而她成为有影响的统治集团可接受的反对者，斯坦内姆的力量正是在于她明显的异性意向、有教养、中产阶级，对那些反对的权势人物来说适可而止的态势。而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就缺乏这种“适可而止的人格”，无法让她们的压迫者认可，她们选择敌对性，而非平等性的战斗态势。很显然，人们难以改变自己不明白的东西，也无法与自己毫不同情的人交流，斯坦内姆对现有制度中的人物及问题看得很清楚，因为她比她那些挑衅性的姐妹相比与普通大众更接近相似，她最后的成功是因为她具有同情男人的能力，她争取随时实现的平等和权力，而她的姐妹只是提出需要。变化往往是演进而成，而非一举革命的结果，因而，格洛丽亚比她大多数气势汹汹的姐妹更能作为社会改变和变化的促进者载人史册。
那些男性权势人物即使不赞成斯坦内姆的主张，也还能认可她，而他们无法接受大多数同性恋、无教养的女权主义领袖。斯坦内姆的“正常”举止使她能够在这些变化得以产生的地方得到认可，因而她能为女权主义争取到许多有利变化的实现。这种才能及其被所谓的男性权贵认同，却使斯坦内姆不断受到女权组织核心分子的仇视憎恶。她的女性魅力在70年代中期反过来成为她的羁绊，她的吸引力和适可而止的举止，成为内部女权领导层离经叛道者激烈反对的行为，她们一直看不惯她在男女两个领域应付自如的能力，从来不让她进入她极想进的运动领导层。
斯坦内姆的创造天才来自她在妇女运动领域社会变革的贡献。就妇女权力而言，她对世界的美好变化起着关键作用。从某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