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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护身符。此外什么也没有了。
巴黎的书店里也很难找到真正称得上是有价值的学术资料，幸尔1805年出版了斯特拉波的一套书，共五册，译文的质量极好。这部权威著作的内容过去只为学者所知，至此才开始普及了。斯特拉波是在奥古斯都大帝时期游历埃及的。希罗多德的第二册书里也有十分宝贵的资料，那是去过古埃及的一位杰出的旅行家；但是多少人读过希罗多德呢！其他古籍里也有时提到埃及，但这些材料更为古奥、更为零散，也就更少为人所知了。
“你像穿衣服一样把光辉洒遍全身，”这是大卫王的《诗篇》里的一句话。太阳早晨在湛蓝的天空升起了，运行了，它那黄色的、滚烫而耀眼的光芒照在褐色的、赤色和白色的沙上，映出的影子像沙上的剪影一样轮廓分明。这是一片永世阳光普照的荒野，这里没有气候的变化，没有雨、雪、雾、雹，也很少雷声和闪电，这里的空气干得要死，遍地都是五谷不生的砂砾和硬得发脆的土块。就在这块土地上奔流着伟大的尼罗河，它是众河之父，人称“万物之父尼罗河”。它源远流长，河水来源于苏丹的湖泊和热带雨。每逢汛期河水就溢出两岸，淹没砂荒，吐出肥沃的7月的泥浆。每年河水高达52英尺，如是持续了千万年。梵蒂岗有一组大理石像，表现16个儿童在河神周围跳舞，每个代表15英寸的洪峰，就是表现尼罗河的。水退以后，河边的干土和沙地已经浸透，黄水所过之处长出绿色的植物。庄稼发芽了、成熟了，“肥年”的收获供应了“瘦年”的需要。就这样，每年出现一个新的埃及，它是古代的谷仓。正如2500年前希罗多德所说，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就连远处的罗马人的饥饱也要取决于尼罗河的恩赐。
在这片被太阳烤焦的土地上，城市里礼拜寺的尖塔林立，住的是肤色不同的民族：努比亚人、柏柏尔人、科普特人、贝都因人和黑人。狭窄的街道上熙熙攘攘，语音杂沓；无数寺庙、厅堂和陵墓的断壁残垣间到处有人顶礼膜拜。
骄阳下的荒沙上矗立着金字塔。开罗周围67座金字塔排列在“骄阳的操场”上。它们都是帝王的巨大陵寝。单是其中的一座就用了250万块石头，l 0万奴隶干了整整20年才建成的。
这里卧着最大的吉萨狮身人面像，它头上的鬃毛已经磨平，眼睛和鼻子也变成了黑洞，这是马穆鲁克人用它的头作炮靶演习射击的结果。然而它究竟已经卧了几千年，并且要永世呆在那里。它的身躯是硕大无朋的：当年一心想做国王的托特米斯竟在它的两爪之间坚了一块大石碑。
清真寺的尖顶纷然竖在晴空里，为神校偷弁趺强词孛碛畹拇竺拧Ｕ庑┚赖氖庥械母叽�91英尺。此外还有圆形和方形的石砌陵墓，“村长”和法老们的雕像，各种石棺、石柱和塔形门，各种浮雕和绘画。这些当年治理过这个古老的王国的人们不可胜数，他们的形象站立在雕梁画栋之间，他们以僵硬而尊严的姿态指向某种目标。有人说：“埃及人的生活就是走向死亡的历程。”埃及的壁雕到处突出表现目的论的原则；一位现代的文化哲学家指出，埃及艺术的主要象征是“方向”，在意义上可以和欧洲的“空间”、希腊的“身体”相提并论。
埃及可谓集古墓之大成；而且它几乎到处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包括各种符号、图画、线条、暗号以及无法理解的图形。这是一套古怪的表达方法，形象的来源很多，人形、动物、植物、果实、器械、衣服、编筐、武器、几何形体、波浪和火焰状的线条都可以成为文字。寺庙和墓室的墙上、纪念石刻上、棺材上、墓碑上、神校头踩说牡裣裆稀⑾渥由虾宛ね疗髅笊隙加邢笮挝淖郑涣睾褪终壬隙加邢笮蔚姆拧？蠢窗＜叭耸亲钕不缎醋值墓糯褡濉！凹偃缬腥讼氚寻５赂Ｋ吕锏南笮挝淖殖家槐椋刻齑釉绯酵恚�20年也抄不完！”
旅行家们对古埃及的描述，只能让我们今天沉缅于遐思之中。因为早在18世纪，当欧洲第一批真正的考古学者随拿破仑军队来到埃及时，他们所看到的就只是断垣残壁了。
德农就是把这样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展现在欧洲的面前；而那正是欧洲开始既看到科学的力量，又看到过去的价值的时候。感谢拿破仑的妹妹加罗琳，庞培城的出土工作重新加紧进行了。经文克尔曼启发，学者们学到了考古的基本方法，在古文字的破译方面更是跃跃欲试。
《埃及行记》一书时的各种素描、写生和记述文字当然是极为丰富的，但是作者不能对这些做出解释，因为这是他们力所不及的。有时试图解释一下，结果也是错误的。书中罗列的古文物自己不会说话，而且只能永远沉默。它们的顺序和排列全凭直觉，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出具体实际的说明。象形文字根本无法弄懂，无论僧侣体、世俗体或简化体都是一样，这种文字欧洲人从未见过。《埃及行记》向他们介绍了一个新的世界；在内部关系、自然状况和其中的意义上，这个世界完全是一个谜。
第三章 文物窃贼的天堂
德农的著作和《埃及记行》先后出版，霎时间就引燃了异乎导常的埃及热。今天的人很难想像其风靡程度。从1802年到1830年，至少数十位来自法国、德国、英国、瑞士的著名旅行家，相继来到埃及，渴望亲眼观察《波拿巴将军远征时期的下埃及和上埃及》和《埃及记行》所披露的奇迹。随后，他们也相继发表文字记述和绘画，使当时的埃及变得益发热门。
对埃及的狂热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后遗症：盗窃文物。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的政府对这类行径，不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也公然参与盗窃。古埃及的文物的流失，诚然令人心痛；回顾历史，却也有其正面的意义：盗窃者把各个时代的文献呈现在世人面前，学者得以藉此发现象形文字的秘密。
○古老的审判
盗墓行径在古埃及历史中一直常盛不衰，它的历史与金字塔一样久远。然而，盗墓活动的高峰却出现在中王国第十二王朝（公元前2000－1786年）时期。
那时，独裁的拉美西斯一世、二世和以后的西索斯一世、二世的有力统治已告结束，后来的9位国王的名字虽然都叫做拉美西斯，却是有名无实的。他们治国无方，国家经常受到威胁，国内政治腐败，贿赂贪污盛行。陵园警卫和教土勾结，墓地监督和当地州长勾结，连保卫王陵机构的最高长官，西底比斯市市长都和盗墓犯私下来往。拉美西斯九世（公元前1142年至1123年）以后的纸草文献中有一份文件，记述了3000年前审判盗墓案的情况，这在今天看来几乎是离奇的。在这次审判以前盗墓者都没有姓名，这时他们忽然变成有名有姓的活人了。
整个事件的经过和侦破非常像一件现代的犯罪案件。从保存至今的纸莎草纸案卷上，我们还可以得知审判此一案件的经过与细节。
那里，底比斯市西岸发生了大规模盗墓活动。由底比斯政府任命的调查委员会，先彻查所有的王室陵墓，发现：“太阳神之子塞贝克姆萨夫（约公元前1700年）的金字塔陵墓，被盗贼闯入。窃贼挖了一条隧道，从图特摩斯三世的谷仓视察员纳巴穆恩坟墓的外厅，直挖过来。国王的墓室里不见了遗体，王后努布卡斯的墓室也一样。”
路易十四时代，为了丰富博物馆的收藏，西方各国纷纷加入对埃及文物的掠夺。这是当初一位寻宝者其后游记中的记叙：“……打开棺木后，我感到很失望，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奇特的东西，于是就把它原封不动留在那里了。”
调查中指控了一批盗贼，包括一大群墓地管理处的工人和小职员。他们被逮捕并带上法庭，发誓说实话，否则就“被割掉鼻子和耳朵，或者处死”。其中一人招认：
“我们打开了棺材，揭去了覆盖，看到这位国王那庄严的木乃伊……颈部戴着一串金制的护身符和许多饰物，头上戴着金面罩。这位国王庄严的木乃伊通身盖着黄金。覆盖物里外都是金银编制的，并且镶嵌着各种宝石。我们剥下这尊神圣庄严的木乃伊身上的金衣，取下他颈上的金护身符和饰物，揭走覆盖的金被。我们还找到了国王的妻子，并把她的木乃伊身上的东西照样剥光。我们还找到了殉葬的金瓶、银瓶和钢瓶，也统统偷走。我们把从这两位神圣木乃伊身上取到的护身符、饰物、覆盖和一切都分成了8份。”
8个窃贼中有5个人的姓名存留至今，他们是石工阿比、技工伊拉门、农民阿门农海布、运水工卡姆维斯和黑奴坦内菲尔。
案件笔录的结论是：“他们的案子和判决都正式记录下来呈送法老。”因为只有法老能宣判死刑，记载这类案件的纸莎草纸都长达数公尺。但保存下来的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由此可见劫掠古墓的行为有多普遍，同时也说明了王室陵墓陪葬品之丰富。这一点，在1922年第18王朝法老图特卡蒙（约公元前1333－1323年在位）陵墓被发现时，获得证实。
由埃及人自己带头展开的盗窃行为，在罗马和拜占庭皇帝治下继续进行。这些皇帝从埃及劫走了许多纪念碑、方尖碑、斯芬克斯人面兽身像和各种雕像，拿来装饰首都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或者像罗马皇帝哈德良和戴克里先（约公元243－313年）那样，干脆用来装饰自己的别墅。波斯国王从神庙里夺走雕像，则是更早以前的事了。
埃及人代代口耳相传：神庙中藏有财宝，坟墓里有丰富的陪葬品。后来，科普特人却把神庙改成教会，修道士占领了石墓，毁损了浮雕和绘画：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劫掠。
16世纪以前，在业已信奉伊斯兰教的埃及，出现了一本以阿拉伯文撰写的巫术书，名为《藏珠之书：藏宝挖掘指南》。此书详列了各个宝物埋藏地点，细说各种瞒骗宝物守护神的巧妙巫术，以便把宝物占为己有。埃及的寻宝者日渐增多，到14世纪时竟已被视作一种“工匠”，成为一种行业。20世纪初，这本巫术书仍然到处流传，开罗博物馆的馆长在1900年时说：“战争和漫长的岁月所毁掉的文物，比不上这一本书的罪过。”
○窃贼肖像一：穆罕默德·阿里
1810年以后，盗贼和冒险家们大肆掠夺埃及的文物。穆罕默德·阿里的政府则大开方便之门。他于1769年生于巴尔于半岛，当时是土耳其一个省份的马斯顿。当英国人离开埃及时，穆罕默德·阿里被编入一支阿尔巴尼亚人的部队，并于1803年成为这支军队的指挥宫。1805年，土耳其苏丹任命他为埃及总督。1811年，他在开罗城屠杀了反对他的埃及苏丹卫队骑兵。
19世纪初期，开罗的商人就向农民购买文物。图为人们让一个埃及富人看货：一具石馆及棺村里的木乃伊，和一座雕像。
从这时开始，穆罕默德·阿里虽然在名义上还受君士坦丁堡苏丹领导，实际上却独立统治埃及。他决定使埃及现代化，雇用了许多技术顾问，有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等，以便建立埃及向来缺乏的工业。这些1810年至1850年招募来的外国人当中，着实有许多人是冒险家，他们掠走了为数可观的文物。
文物交易之所以络绎不绝，驻埃及的各国领事难辞其咎。原因很简单，要运走文物或着手发掘，必须使用当地的劳力，而劳力地土都属于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必须得到他的敕令批准才能雇用工人。穆罕默德·阿里任埃及总督的时期，各国领事可以随时会见总督。因为想要从欧洲进口埃及工业所必需的机器，总督本人常常需要他们的协助，他们也因此轻易取得了敕令。
像瑞典和挪威的阿纳斯塔西，法国的德罗韦蒂、米诺和萨巴蒂矣，英国的萨尔特，这些总领事获得敕令后，便在前来埃及碰运气的冒险家当中招募合伙人。冒险家以领事的名义挖掘或购买文物，也负责把它们运走。
○窃贼肖像二：德罗韦蒂、萨尔特
德罗韦蒂是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人，后来入了法国籍，在1798年的远征军中打过仗，官拜上校。在某次战役中，他救过日后成为拿破仑妹夫的米拉一命。1803年他以副领事的身份重返埃及，1810年升任总领事。这个职务使他与穆罕默德·阿里交往密切，因此在1814年路易十八登基之后，虽然丢了总领事的职务，却仍然留在埃及；并在总督的照顾之下继续大作文物交易的买卖。
德罗韦蒂参加过探寻文物�